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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厉小帆，今年26岁，是一名……调查记者。
抱歉，我有一点儿紧张，因为我还不太习惯像这样介绍自己。
直到昨天为止，我还只是个“派信小弟”；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职位究竟是干什么的，我简单点说吧……就是那个每天从邮件收发室（mailroom）里推着辆推车出来，把文件夹一个一个分发到对应的办公桌上的家伙。
而除了发文件的那段时间外，同事们一般连我的影儿都看不到；我在公司的存在感和保洁阿姨差不多，事实上，连保洁阿姨都可以呵斥我……好吧她们连董事长都敢呵斥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我是出生在大城市的孩子，小时候家里还挺有钱，我也算是见过点世面。
可惜，到我上初中时，便家道中落。
那一年，父亲经商失败，开始酗酒，最后干脆来了个人间蒸发……我再次见到他时，是在他离家出走后的第三年，在一间医院的太平间里；让我和母亲去认领尸体的警员告诉我们，其死因是吸毒过量。
父亲失踪的这三年，母亲变卖了家里所有的房产才堪堪还清了父亲留下的债务，为了能让我继续留在大城市接受教育，已经当了十几年全职主妇、文化程度也并不高的母亲，又重新出去找了工作。
她一周里有六天在餐馆端盘子，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作餐”的内容永远不变——白饭一碗，和一大盘供所有服务员一起分的清炒土豆丝；剩下的一天，她还要兼职去做钟点工，从早上到傍晚，至少要跑五六户人家，每家都是打扫房间洗衣服做饭连轴转……
即使是这样，母亲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我们俩的日常生活和我的学费开销。
我常劝她，没必要这么辛苦，我可以跟她回乡下老家，在那里我们不用租房、可以和外公外婆住一起，我也不介意读那里的学校。
她却总是跟我说，这是她的命，因为过去那十几年里她享了太多的福，现在是老天爷要她还债了。
在得知父亲死讯的那一天，比起悲伤，我的愤怒和恨意可能更盛一些，我恨这个抛妻弃子的男人，恨他让母亲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但母亲却抱着父亲的尸体哭泣着，哭到难以自已。
那时的我不懂，但很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她是在为过去那个爱她、呵护了她十几年的男人哭泣，而不是在为那个离家出走的酒鬼伤心；她一直在等、等着当年的那个男人回来，但看到尸体时，这份期望彻底化为了泡影。
我大三那年，母亲病倒了。
其实她早已积劳成疾，只是瞒着我不说；见我差不多也能踏上社会自立了，她仿佛是放下了心……很多人就是这样，平日里一直都在透支自己，待某天那根一直绷着的弦松了，突然就会垮了。
母亲从此一病不起，短短两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
母亲的死带给我的打击是难以言喻的，但我最后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日子还要继续，我不想变成父亲那样的人……
在大学时代回头看，我绝不是一个擅长“读书”的人，称一声“学渣”也不为过。
初中以前因为家境好，做个学渣问题也不大，反正我念得是私立学校，给赞助费就能上的那种……那会儿的我总觉得：自己只要再熬几年，等读完了高中，就会被送到国外，随便找个野鸡大学镀镀金，然后回国到自家的公司里继续上班混日子就行了。
可后来情况变了，我也就迅速变得“懂事”起来。
高中那几年，虽然我进了一所有口皆呸的公立学校，但我除了读书以外完全没有被其他任何事分心过，什么交朋友、早恋、打游戏、出去玩……我根本没有那种时间和经济成本。
就连不良少年对我都没有兴趣，在他们眼里我是那种“不但一分钱都榨不出来，惹急了还能跟你玩儿命，玩儿完了还能反过来从你身上讹出个仨瓜俩枣”的无产阶级斗士。
我每天上学放学都是步行，无论是四十度的高温还是雨夹雪的天气，这单程40分钟的路程我都坚持用走的，这样一个月可以省下88元的公交费（以来去各2元，一个月去学校22次计算），用来补贴学校的伙食费；我和母亲租住的房子里虽然有电视，但我们从来不开，连机顶盒都给退了；我上网都是蹭邻居家的WIFI，而且只在有学习需要的时候才打开我那台二手的破电脑，其他时候根本不开机……就为了省电。
这样的我，除了上学，还有帮母亲分担一点家务之外，其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努力学习。
然而，我是真的没有应试的才能，即便是这样努力，我最后也只考上了一个还算凑合的大学，进了中文系。
是的，有志成为记者的我，甚至都不是“新闻系”毕业的。
顺带一提，我问过新闻系的同学，他们那边就业的情况如何？人家告诉我，就算是新闻系毕业，最后真正能进媒体工作的人也不足一成，其中绝大多数还都是走关系进去的。
就这样，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离开大学，拿着一纸文凭，踏上了社会。
和绝大多数“刚出来混”的大学生一样，我有傲气、有热情、天真未褪、胆壮心雄……然后，不到半年，这些品质基本都被磨没了。
社会教给你的一些东西，是父母和老师教不了的，是语言可以描述但无法真正传达到的，是只有自己体会了才能清楚的。
社会会用它特有的方式告诉你：你很普通、你很愚蠢、你身上可能的确有那么一些闪光点……但除了你自己之外没人在乎、你对公平的理解有待提高、你付出的信任有时是需要买单的、在你没有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前你的想法对别人来说是一文不值的等等等等。
通常来讲，经历的挫折越多，你学习的机会就越多。
我，慢慢变成了一个自己曾经十分看不起的、很讨厌的“成年人”……
24岁那年，在辗转了好几家公司、浪费了不少青春、也吃了不少亏后，我终于进了一家与出版传媒相关的大企业；我小心翼翼地工作、小心翼翼地待人、小心翼翼地溜须拍马、小心翼翼地党同伐异。
忍气吞声一年多，终于，我得到了一封调任信。
这一切，自然都在我的计算之中……调任我的那位领导，以为自己睡了我的女朋友，出于心虚，才满足了我的这个要求。
他把我调走，是为了息事宁人、平息事态；但实际上，他睡的那女的……根本不是我的女朋友。
在这栋写字楼里，上到经理总监、下到前台保洁，哪儿有人看得上我呀。
论“硬指标”，我长相普普通通、学历普普通通、家里又一穷二白；论才情，我连句正经的英语口语都说不利索，中文倒是学得不错，但整体表现出来就是油嘴滑舌、素质极差、动辄游走在性骚扰的边缘……谁能看得上我啊？
这次的事儿，我只不过是略施小计，先偷偷查到了那妹子的手机号码和社交网站昵称，然后用我自学并钻研了多年的PS技术……说起来PS这软件我还是下的盗版……伪造了几张合影和几段聊天记录，以此诈了那位领导一下，随后就威胁，要把此事告诉他老婆。
那他自然就慌了。
他一慌，事情就好办了。
我向他承诺——“只要能将我调任，我就会和那女的‘断绝来往’，想必‘她也不会在你面前提起我的’；我俩从此以后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反正调任以后我也不和你在同一层上班了。”
就这样，我摇身一变，从一个“派信小弟”，变成了“调查记者”。
不得不说，如今这社会，还真是一个“关系社会”，你有没有学历、有没有本事，有时真的不如“你有没有人脉”来得重要。
不过，通过这番经历，我倒也发现了，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原来……在调查情报、搬弄是非、敲诈勒索、揣测人心这些勾当上，我意外得挺有才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