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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找到老谢的时候，已是两个月后。那时他已辍学出走，沿着铁路跑到了省城昆明，在凉亭村里当了搬运工。凉亭村是昆明火车货运站所在地，老谢在这里当童工，上百斤的大米麻袋搬上搬下，一天10元钱。
成人搬运工是20元。
父亲找到老谢时，正逢午饭时间，别人蹲在麻袋旁吃饭，他趴在麻袋上铺开一张纸，正在写着些什么。
手腕粗的扁担拍在老谢脊梁上，父亲下死力打他，第一下就打出了血。老谢跑，终究被打倒在麻袋堆里。他举起胳膊抵挡，用攥着的那张纸当盾牌，他哭喊：我做错什么了？！我写诗有错吗？！
父亲不说话，只是一味打他，宗族间械斗一样狠心。手被打青，失去了知觉，皱巴巴的纸片飘落。
上面的诗歌刚刚起了一个标题——《我来到了省城昆明，我可以有理想了吗？》
其实，童工老谢并没有真正去到昆明。他去的昆明没有翠湖，没有春城路，没有金马碧鸡坊。只有凉亭村的货运站，和货运站的麻袋堆。
（五）
老谢的理想真正发芽，是在1999年。1999年发生了几件事。
老谢震撼了巧家县回龙村，老谢轰动了昭通教育学院，以及，父亲再次对老谢动了手。
震撼回龙村的，是老谢被昭通教育学院录取的消息，这是村子里有史以来第一个。父亲买来带过滤嘴的纸烟，站在村口见人就发，女人也发一根，小孩子也发一根。
人们敬畏地接过他的烟，说不定，将来这会是个大人物的父亲啊。
山民对大人物的理解很质朴，能不靠在地里刨食的就算是大人物。
他们并不知道，昭通教育学院不过是中专，毕业的学生大多依旧要回到山村，一辈子当个乡村教师。
虽然只是中专，但昭通教育学院的生活也足以让老谢震撼。首先是学费，4500元，全家人几乎集体去卖血。
其次是音乐，高年级有个乐队，留着长发弹着吉他，这简直是老谢活了十几年见过的最洋气的人。
乐队翻唱的是流行歌曲，老谢爱听，迅速地全都学会了。他们夸老谢山腔山调嗓子好，老谢帮他们搬东西扛乐器，小杂役一样围着他们转。
他心想，我们应该是同类吧？我写诗歌，他们唱歌，我们的理想应该是一样的吧……他渴望融入他们，渴望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创作，但不敢直接拿着笔记本去当投名状。
老谢曲线救国，恳求乐队主唱教他吉他。主唱答应了，但有个条件：他让老谢先买下他那把不用的二手吉他。
二手吉他卖300元，老谢没舍得买。但一个学期后，他学会了吉他，而且明显弹得比主唱好。300元他没有，但他有30元，小书摊上可以买好几本二手的吉他入门教材。小台球厅里有免费练习的吉他，只要他每天扛着扫帚去打扫地面。
那时候，他试着把写下的诗变成歌词，再套进和弦：
站在高山顶上放声吼吧什么事都不去想它到海边去看一看日出和浪花自由的海鸥自由地飞吧什么都不怕……
学会了吉他，乐队反而疏远了老谢。他们甩着长发，在女同学面前说：老谢那模样像杀猪的一样，他弹的那叫什么啊？完全是野路子，他又不是明星，有什么本事还自己写歌。他们也都还是孩子，或许在他们眼里，只要能发行专辑的，都算是明星。
老谢明白了，他们不是同类，一千多人的校园里，没人是他的同类。万幸，他心想，我没和人们说起过自己的那个理想。但老谢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只有明星才能写歌？凭什么长得不好看就没资格唱歌？
还有一件事情，他想不明白。前途摆在面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学老师。虽然放下锄头拿起了粉笔，但还是要在大山里待一辈子。没人敢不尊敬老师这份职业，老谢也不敢，但他不明白为何面前只有这一个人生选项：
凭什么我只能这么去活？
学院里能借阅到杂志，老谢时常在阅读室里发呆，为什么那些光鲜靓丽的人可以有机会走入丰富多彩的世界，为什么我这种金沙江畔的穷孩子就活该困死在穷乡僻壤？
这仿佛是两个世界，前者是主角，后者只能旁观。前者轻易可以构设的人生理想，后者只能永生奢望。世界是不公平的，他慢慢地明白，起点不同，人生的丰满程度就不同，谁让我穷呢，只能认命。有时候他倔起来：凭什么只能过这样的生活，穷孩子就没权利做梦吗？！如果拿我全部的青春去赌一场呢？！只是想要一个做梦的权利，只是想要一个选择的权利，只要肯让我去触碰一下这种权利，最后输了我也认了！
2000年6月的一个午后，老谢从阅读室的木凳上起身，收拾好书包，将面前的书籍小心地摆回书架，他轻轻地走了出去。径直走，一直走出了校门，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老谢的举动当时轰动了校园，有人说他傻B，有人说他牛B。有人说他去了昆明，在呈贡的冷库里做蔬菜包装，裹着厚厚的军大衣，眉毛上一层白霜。有人说他去了一个砖厂，打坯、码砖、烧砖、出窑，据说他的头发全卷曲了，窑里温度高。
父亲在砖厂找到老谢时，他正在推车，八分钱一车。父亲抡起铁锨，他老了，力气小了，被老谢抱住了腰。父子俩抱着腰，怒吼着，摔了一场跤。
父子俩瘫坐在泥巴地里，呼哧呼哧喘气。老谢说：从小到大我没顶撞过你，今天也不是。我只是想自己选一次……父亲坐在地上，满头大汗，他指着远处的高楼大厦，说：你不是生在那里的人，有什么本钱住进那里？人家有人家的皮鞋，你有你的草鞋，你为什么就是不安分？
老谢摇头，说他要的不是那种生活。他说：爸爸，我想当个诗人。他给父亲念诗，诗念完了，他盯着父亲的眼睛看，换回来满眼金星。父亲重重地抽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父亲当然不知道什么是诗人，他听不懂老谢在说什么，也不想懂。父亲走了。
父亲后来去过一次校园，把老谢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带走，连半张纸片都没有落下，每一样东西都是他的血汗。
过年时，老谢托老乡带了800元钱给父母，是他在砖厂挣的血汗钱。他托老乡捎话：爸妈，原谅我，我会好好挣钱养活你们，我也会自己挣钱去实现理想。父亲把钱撕碎，撒在门外。妈妈一张一张捡起来，用米糊一张张粘好。父亲一直没有消气，一气就是十年。
（六）
老谢的理想是一株草，十年才长了一寸高。为了理想，老谢流浪了十年。
不是乞丐式的流浪，他有他的工作。有时候他是个流浪歌手，有时候他是个工人。
他当过工人，当过许多次。他打工攒钱搞创作，钱花完了就去工厂上班，他自幼苦出身，什么工种都啃得下。
深圳龙岗区五联村，他也当过金鑫鑫鞋厂工人，工种为补数，负责配对客服退货返单回来的鞋底，普工，工资300元，加班费一小时一元钱。夜里他写诗、写歌，是全工厂最晚睡觉的人。
他在龙华、东莞、平安都当过工人……深圳深圳，到处都是工厂。他在流水线上当工人，身旁的人永远一脸倦容，这里的人永远都睡不够。他也睡不够，他有他提神的方法，一边忙碌一边琢磨歌词诗句，人瞬间就精神起来了。
他当过保安，当保安最好，值夜班可以拼命练琴，自由写诗……他在一家手表工厂做保安，负责守门登记值夜班。终究还是被开除了，有一次老板半夜开车回厂，他弹琴太投入，反应慢了一拍，福建老板骂人：赛连木（闽南语方言粗口）！滚！老谢连夜被炒鱿鱼，保安服当场被扒下。
他进过跑江湖的民间草台班，原因很奇怪。江湖草台班团租下电影院演出，他买票去看，这是他唯一能接触到的文艺圈。
台柱会搞气氛，会翻跟头，能跳到音箱上头倒立唱歌。
他倒立着逗台下的观众：谁敢上来帮我伴奏？弹琴也行打鼓也行，送一瓶啤酒！老谢上台弹唱了《丁香花》，唱完之后被团长硬留下一起走穴，吃大锅饭，睡电影院。
草台班子分等级，团长、台柱是高级动物，睡化妆间，老谢是低级生物，睡舞台。
老谢负责弹琴伴奏，他力气大，后来也负责当苦力搬东西。
等级同样低的是脱衣舞演员，都是些来历不明的女孩子，不跳舞的时间蜷缩在角落里，低着头玩儿手机，谁也不理谁也不看。草台班子专挑小县城的电影院，地头蛇有时来找碴儿，团长拽过一个跳脱衣舞的女孩子到他们面前窃窃私语一番……也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他们一起干吗去了。
有一天，一个跳脱衣舞的女孩子蹲到老谢面前：听说你上过中专是吧？我也上过。
她说，听说你写诗？你说说看，诗都是说什么的？老谢说，诗是努力在不美好的世界里捕捉美好，比如善良、理想、爱情……女孩子笑出了眼泪，瞬间翻脸了，她骂：去你妈的美好世界！去你妈的！她扯开胸前的衣襟，雪白的乳沟旁瘀青的指痕，她冲老谢喊：去你妈的美好！你个傻B死胖子！女孩子脱衣服，跳到舞台中心脱裤子，一边跳一边脱一边骂：去你妈的美好！去你妈的世界！
她全裸了身体在舞台上旋转，眼泪鼻涕狂飙，旁边的人嬉笑着吹口哨。女孩子疯掉了，草台班子团长带走了她，不知道送去了何方。
老谢去盘问团长，打了一架，被撵了出来，半年的工资没给结算。临走时团长骂他：狗屁诗人！你离发疯也不远了！
没人呵护他的理想，也没有馅饼一样的机会从天而降。他习惯了，压根儿不指望外界因为自己的理想而尊重自己。
唯一的机会，是来自老同学的善意邀约。2003年“非典”那一年，当年昭通教育学院的乐队主唱联系老谢，说他在广州发展得好，在俱乐部当经理了，算是高管。他在电话里说：老谢，其他同学全都回山里教书去了，闯出来的只有咱们两个，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吧，咱们要互相提携。你不是有个远大的理想吗？赶快来找我吧，我帮你一起实现。
当时老谢在琴行打工，白天练琴看店，晚上躺在钢琴底下的塑料垫上睡觉、写诗。老板怕他偷东西跑了，每天打烊后都从外面锁门，老谢大小便都用空罐头瓶子接着。老同学要帮忙实现理想，真是开心死人，老谢辞掉了工作，按图索骥去了番禺城中村。
主唱隶属的公司很奇怪，公司里每个人都出奇地热情。奇怪的是，公司租用的是民房，进门没有办公桌，全是地铺。地铺上的公司员工或躺或坐，所有人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更奇怪的是，这里每个人都互相称呼经理。
老谢见到老同学，很兴奋地给他看自己写的诗和歌词，厚厚一笔记本。当年的乐队主唱挡回他递过来的理想，拍着他肩膀说：别着急，理想实现之前，先吃饭！
饭是在公司里做的，地铺掀开，空出来的木地板就是饭桌，所有人围在一起吃。
米饭是糙米，炒莲花白，里面一点点肉。老谢扒了两口饭，兴奋的心情怎么也平息不了，他端着碗跟主唱说：我边吃边给你背一下我写的诗吧。他背在工厂里写的诗，背当保安时写的诗，他背了好多首，每一首都博得众人的喝彩。从没听过这么多褒奖之词，这些人情绪真高涨，真是善于鼓励人，每句话都夸得人飘飘欲仙。主唱的脸色却在变，一开始也跟着喝彩，之后慢慢苍白，到最后，他停了筷子，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老谢，一额头的汗。
饭后，老谢兴致不减，非要给大家唱歌。他随身带着吉他，打工攒钱买的，和当年主唱要卖给他的那把二手吉他是一个牌子。主唱盯着那把吉他，听着他的歌声发呆，副歌部分，主唱轻轻闭上了眼。一首歌唱完，主唱忽然开口：老谢，咱俩下楼一起抽根烟。
旁边的人收敛起笑意，阻拦道：在屋里抽就行……主唱的神情忽然多出来一丝紧张，他打着哈哈说：我们老同学见面，单独叙叙旧比较好，我想单独和他聊聊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旁边的人慢慢围过来——饭都吃了，还是在屋里说吧，我们帮你做补充。也有人说：聊什么聊啊，一会儿不是有培训课嘛，培训完了再聊嘛。
老谢奇怪地看着众人，什么培训？怎么回事？主唱不再坚持己见，他引老谢到窗前，手插在裤兜里半天，掏出来一盒“广州湾”香烟。
他把烟递给老谢，老谢要拆开，他却示意老谢装起来。他忽然用只有二人才能听懂的云南方言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盒烟。
他说：老谢，以前我对不起你，今天我也对不起你……你先别说话，等我把话说完。
他莫名其妙地呵呵笑起来，一边还亲昵地拍拍老谢的肩。旁边的人竖着耳朵听他们聊天，看到他在笑，也都笑着松一口气，各忙各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