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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7，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但随着僖宗时代的开始，黄巢暴起，广明离乱，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马之变”，收拾残唐的朱温，将崔远、裴枢、独孤损等高门朝臣一起投入滚滚黄河，一个时代也就随着远去的流水而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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