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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7]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覆。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为“大清”。[8]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
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皇太极再遣前使，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疋、布千万疋。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疋、布三十万疋。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布疋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覆，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仳离改嫁的那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什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什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什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却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
他答覆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但为什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
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疋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万历末年，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万历晚年征收矿税，数天之内就搜刮二百余万两，可见每年二十万两的“和平费”并不是很大的负担。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为了避免战争，向敌人付出若干金银财物，如果目的是争取休整的机会，只要不是丧失主权和屈辱，并不一定是外交上的失败。北宋真宗时寇准主持澶渊之盟，对契丹增加“岁币”（每年支付的和平费），达成相当长期的和平，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另一大敌西夏。当时以及后世史家并不认为是错误决策，但寇准后来还是被政敌进谗，说他利用了皇帝。在西洋史上，第八世纪时，来自丹麦的维金人侵入英国，烧杀劫掠，十分残暴，英国国王阿尔佛莱德组织抗战，颇有成效，但维金人始终不退，占领了英国整个北方，后来的英国国王无奈，与维金人达成协议，每年付以一大笔岁币，称为“丹麦金”（Dane geld），国王向人民征税，用来付给敌人以购买和平，税项就叫做“丹麦金”。英国人民虽感到屈辱，但免了战争和被劫掠之苦，还是乐于交税，直到后来诺曼人入侵，将丹麦侵略者逐出英国为止，交付“丹麦金”的时期几长达二百年。不过两国对峙，一方付出和平费后，必须好好利用这段买来的和平时期来准备日后的抗战，但如苟安偷生，不自振作，好像南宋一样，结果便是灭亡。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9]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当时和满清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只要赞成和金人议和，那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条件反射”。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边界要直到淮河，与扬州、南京已相距不远。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不是极大。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黄河长江以北的义民纷纷反金，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而且并无可以爆炸的炮弹，威力比较有限。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10]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点就满足了。[11]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12]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13]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后来袁崇焕被杀，“主张和议”是主要罪名之一。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单是在现代史上，后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产党人尤其善于运用，如列宁在第一次大战时与德国议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订停战协定，北越、南越越共与美国、西贡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等都是。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策略或对或错，投降通常是错。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那时为了对满清及民军用兵，赋税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极，国库入不敷出，左支右绌，百废不举，对军队欠粮欠饷，裁撤驿站（既破坏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讯设备，大量失业的驿卒更成为造反民军的骨干，李自成即为被裁的驿卒），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战言和，对朝廷和人民都是极大好事。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14]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作“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当魏忠贤灼手可热之时，他手下一般趋炎附势之徒将反对派都称为“东林党”，名之曰“奸党”。袁崇焕与清流派关系密切，但因手统雄兵，为关外重镇，所以没有名列“东林党人榜”，袁崇焕反以此为愧，耽心不得流芳千秋。[15]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