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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头菇的生意让我赚了一笔不少的钱。
我把钱全部存进了农村基金会，基金会的利息高，远远超过农村信用社。
我一回来老李就找到我，一定要我把钱存进基金会。老李的儿子在基金会里做主任，苏溪乡没什么大收入，乡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当初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县里拨了三万块做基本金，到现在过了几年了，据说还未翻番。
对于存钱我基本没什么概念。老李连续来了几次，还让儿媳妇给我送了几回鸡汤。老李的儿子每次见到我，老远就陪着笑脸，嘘寒问暖的特别热情。因此，我在喝过几次鸡汤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不好意思。
最后一次她送鸡汤来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开口说话。
“马蓉嫂子，你今天要你老公来我这里一趟吧。”我说。我知道她的名字叫马蓉。她送了我几次鸡汤，我们彼此之间有些熟。但我们一直没交流过，她好看的白净小脸总是勾着，每次看我喝完，就快速收拾好头也不回地离开。
她是个典型的农家小媳妇。有着健硕的身体，俊俏的面庞。含羞带娇的笑，雨打梨花的愁。让人顿生无限爱怜。
她偷偷瞄我一眼，从我手里接过碗筷说：“他不在家呢。”
“你公公在家吗？”我笑着说：“我不能对不起你们家的鸡汤啊。”
“他们两个都去县里了。”金凤说：“要明天才回来。”
马蓉的婆婆过世早，老李的儿子五岁时就死了娘。老李一手把儿子带大，没有再娶。又送儿子读了个财会中专，再把儿媳妇娶回来。
马蓉嫁过来后肚子一直不见动静，结婚四年了没生个一男半女。她的身材凸凹有致，既有少妇的丰满，又有少女的水灵。
“你今晚来家吃饭吧!”马蓉说：“我今天找满爹买了一只野兔，还活蹦乱跳的。我听说你喜欢吃野兔子呢。你来帮我杀兔子，我不敢杀生。”
我爽快地答应：“好啊！”
我来苏溪乡三个月，吃来吃去，吃不腻的就是野兔肉。
山里野兔多，不值钱，随便放个铁夹子就可以轻松逮到。茶油生炒野兔肉，天下美味。当然，生炒也好，红烧也好，炖汤也罢，做得最好的还是马蓉。
她能把野兔肉里那股骚味处理得干净完整，这在整个苏溪乡，还没有那个女人能做到，即便是食堂的老王，也望尘莫及。
我们乡政府食堂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有所改变，晚餐还是需要我自己解决。这几个月来，我有一半的晚餐是在柳书记家混，还有一半就是自己用个小煤油炉下一把面条凑合，偶尔也会到老李家和郑乡长家混几顿。
我的爽快让马蓉满心欢喜，她抿嘴一笑，收拾好碗筷轻飘飘出了门。出门时回头一笑说：“陈秘书，姐给你打点好酒回去喝。”
我笑哈哈地点了点头，这个小媳妇漂亮，话不多。认识她是老李叫她来帮我收购猴头菇。她做事勤快，是我来苏溪乡比较正式接触的第二个女性。
柳红青涩，就像枝头未熟的青柿子一样。而马蓉，恰如熟透的水蜜桃，让人无限遐想。
柳红是我最信任的朋友，我从来没有把她当做是个可以亲密的人。不仅是因为她的青涩，关键是郑强，这个经常从腰间解下枪套摆放在我面前的男人，从我一来，就充满了敌意。
日暮西山，我准备去马蓉家。我突然感觉今晚有些激动，这种莫名的激动似乎在我与顾晓莲间出现过，是当我把顾晓莲的衣服脱下来，我看到她白腻光滑的酮体时的激动。
难道我希望今夜会有什么事出现？这种激动，只能用突然出现的情爱来安抚。
我洗了一把脸，用的是冰凉的山泉水。苏溪乡的水，是天然的矿泉水，无论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山溪水，还是崖壁边石缝里滴出来的水，都甘甜清冽，有一丝丝的甜，能直透心肺。
苏溪乡是湘南地区最闭塞的地区。向南与陈州接壤，向西与雍州相邻，东临江西地界，北接县城春山。
全乡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四条路，都是泥沙路，石拱桥。
路上宽容一车通过，路面坑洼不平，除了拖拉机，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望路兴叹。
苏溪乡与春山县城相隔五十多里，而且全是山路。
苏溪乡是春山县最后没通电的乡。没通上电，除了施工困难，还有苏溪乡的财力不敢承受之重。据电力部门测算，单是架设电杆一项，基本就可耗空苏溪乡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乡政府坐落在一条极目辽阔的陇上，由几栋五十年代的建筑组成。红砖红瓦，树影疏离。陇中一条小溪，常年清流不息。小溪上架一座石拱桥，连接乡政府唯一的一条通往山外的石子路。
小溪边有一栋低矮的青砖建筑，是县供销社的代销点。
石拱桥过来，一块草坪大约有三五亩地宽。草坪的周边，种着白杨，间隔着几株苦楝树。草坪靠山边，凭空砌一道三米高的高台。高台上，又是一块小坪。布局着两个几何形花坛。花坛里生长着茂盛的月季，花坛边，高大的玉兰花树，翠绿如油。
沿着小坪，是一栋三层红砖楼，长约百米，气势恢弘。此处便是苏溪乡行政中心。主楼左边是礼堂，能坐千人，门头上和两边还刻着伟大导师的训导。右边是乡政府的食堂，食堂楼上是乡财政所。
一根竹管，从山壁山延伸下来。竹管里流着从山上接下来的泉水，叮叮当当的注入老王的水缸。水缸满了，就从缸边溢出来，在地上汇流成一条小溪，流回到门前的小溪里去。
我的宿舍在礼堂的后边，一栋单独的两层小楼。楼板是木的，走起来吱吱呀呀作响。
乡政府左边半里地，是乡中学，右边半里地，是村小学。
除了这些，整个乡政府周围，再也看不到一户人家。石桥边的供销社代销点里，买些廉价的香烟火柴和肥皂，最大的买卖就是煤油和蜡烛。兼营一些布匹，以白布和红布两色为主。
代销点里还有一个营生，就是经营化肥和尿素。卖东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满脸的皱褶，却喜欢穿得大红大绿。她走路喜欢扭着水桶一样的腰，说话故意咬着普通话的尾巴，这些让乡民们很不耻。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代销点里，有着除食堂以外的唯一的人间烟火。
有人告诉我说，老妇人的老公原来是供销社的一个主任。苏溪乡的代销点里原来还有一个面相姣好的女销货员。老妇人的老公在某个夜里摸到了女售货员的床上，老妇人大怒，拿着菜刀追了半条陇。结果把老公和女售货员追得无影无踪，从此就失去了消息。
代销点旁边有间小屋，是乡邮政所。邮政所里只有一个老得快走不动路的老邮政员，每三天收发一次县城发来的报刊杂志和信件。
诸如此类，这些就是苏溪乡的全部，简单、简朴。
我的宿舍下边有一条小路，蜿蜒着伸向山里。打开窗户，我就能看到巍峨的大山和小路上蜿蜒的人。
山里没电，睡得早。这个习惯让我习惯了很久。
睡得早，起得就早。每日天刚泛白，我窗户下的小路上就开始有着咭咭哝哝的声音。
推窗一看，乡民们或牵着牛，或荷着锄，轻声说着天气，慢条斯理地去做一天的营生。
看到我，都会抬起头打着招呼。
乡民过后，就是乡中学走读的学生，带着一罐饭，一路打闹着，早起去上学。
最后来的就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他们看到我，都会尖笑着朝我拍手。有顽皮的小子还会冲着我的窗户，掏出小家伙快活的撒泡尿。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依在窗户边，微笑着看他们如同鸟儿一样的欢畅。
小路上人静了，我就会洗脸漱口，有时候我会打开煤油炉，煮一碗面条做早餐。更多的时候我是空着肚子去办公室，等着中午食堂老王开饭的钟声。
日子就这样安静地过，我的社教工作几乎没有展开。我不知道社教应该要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来指导我。仿佛我就是遗落下来的一片叶子，随着岁月的沧桑，自生自灭。
柳大权书记曾经给我说，社教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九十年代了，好像有回到历史的感觉。
关于社教，同我来春山县的一共有四个人，三个在城关镇。只有我，来到遥远的苏溪乡。
我见过另外三个同来搞社教的人。他们都在城关镇，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两个小伙子一个姑娘。
据说他们来自市委机关，身上有着大机关人的优越与自豪。我与他们比，简直就是个土包子，于是每想到此，心里就会滋生一种强烈的自卑。
我是小机关里出来的人，我之前连个正当身份都没有。所谓的身份，就是我连党员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人员。在严格一点，我还不是正式的行政编制人员。因此我不属于体制内的人。
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应来苏溪，除了我回天无力，还有一个让我心动的东西。我的领导说，只要我来苏溪，立马解决我的行政编制，让我不再是仰人鼻息的二等公民。
如今这一切，都已水到渠成。我不但是正式的体制内干部，头山还戴着个苏溪乡党政办秘书的帽子。
城关镇的三个社教干部打电话让我去聚会，我正无聊，收拾一下就兴致勃勃地去了。
他们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我，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
席间他们大谈人生理想和抱负，他们都是年轻的党员，有一个在学校里就成了党员。他们的资历都比我好，毕业后就直接进了市委机关，我是毕业后两年才进的小局，而且还不是干部。尽管按照政策，大学生都有干部身份，可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干部的待遇。
整个聚会里，我一直微笑，看他们指点江山。
三个同仁，一个毕业于北京人大，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叫郭伟。一个毕业于中部省会，我们的学校比邻而居，他叫黄奇善。
只有那个女干部，毕业于衡岳市师范学院。但是她的背景最雄厚，据说她的父亲是我们市委组织部部长黄山，她叫黄微微。
黄微微与我一样，话也很少。不时微笑，对郭伟和黄奇善的敬酒，总是一笑而过。
到最后，她主动与我喝了一杯。酒后的她，如同脸上飞上一道朝霞，娇艳无比。
饭后我们都留了电话，郭伟主动买单结账，拿着零钱嚷着要走，说是工作紧张。
他们现在都是居村的干部，要下到村里农民家里去。对于我的工作，他们都艳慕不得了，说我一张报纸一杯茶，两腿一翘乐无涯。都说有空一定去拜访我。其中黄奇善好奇地打听我的父亲是谁。
我笑着告诉他，我的父亲是个南下的干部，一个很小很小的干部，小到可以忽略。
黄奇善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话，又不好继续追问。只好拿眼一直瞪我。
我没有骗他！我的父亲确实是个南下的干部。他一辈子最大的职务，就是企业党委的党务委员。一辈子既没惊天动地的伟绩，也没让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是个老实人，就好像我们家门口的一株千年柳树，一辈子默默无闻。
但他们三个对我的姿态视为莫测高深。只有黄微微，一点兴趣也没有。反而说了一句话，父辈官再大，路还得自己走！
临分别时，黄奇善拍着我的肩膀嘱咐我说，大家都是同路人，能提携的一定要互相关照！
我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