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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玄祖父最终没有成为一代名伶，玄祖母也落个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是因为，家业在他们手中败落了，他们成了后人眼中的败家子，而为后人耻笑与诟骂，成者王侯败者寇，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家族也是这样，对于个人更是这样，一俊遮百丑，瑕不压瑜，盛世的皇帝无论他怎么做，都是对的，秦始皇杀人如麻，那是一统天下，汉武帝穷兵黩武，那是有雄才大略，唐太宗杀兄灭弟那是刚毅果断，而对于亡国之君，总是一无是处，国是这样，家亦这样，
关于水墅家业败落的原因，当然玄祖父他得负主要责任，按照现在人们的思维定势，像玄祖父这样的纨绔子弟，不会挣只会花，不败家才怪呢，而玄祖母她也得自食其苦果，玄祖母作为一个在街头卖唱的戏子，嫁给已有妻室的玄祖父，破坏了水墅祖宗立下的家规，婚后既不旺夫，又不发家，据说洛阳货栈的破产，和她有直接关系，她在洛阳呆不下去，回到家乡还不安分守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又是搭戏台，又是办艺校，还异想天开说什么要支持“南方的革命”，水墅那白生生的棉花，黄澄澄的小米都一船船的从洛河上运走了，到底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生生把一个殷实富足的日子，败到了居家食粥的窘迫的地步，洛河滩那一百亩好地就是她亲手卖掉的，祖宗留下的大宅院，虽然保住了，房子却是破烂不堪，风雨飘摇，自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身后还要遭受后人的唾弃，她甚至连进入祖坟的资格都没有取得。
不过历史是公正的，家史也是公正的，玄祖父和玄祖母最终还是获得了后代子孙公正的评价，得到了后人的敬仰尊崇。
这一天，是一八六九年的十月初一，是民间的鬼节，更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南方的天平天国失败了，天京陷落，官军血洗金陵城。
黄昏时分，玄祖舅携着玄祖母，随着逃难的队伍撞开了城门，而城墙外被官军围得铁桶一般，高姥爷率领家中的子弟，随义军跃上城头，箭矢如雨，终于撕开一个口子，逃难的队伍冲出去了，官军尾随追杀，玄祖舅当机立断，带着几十个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义士，向南跑引开官军，玄祖母则随着逃难的队伍逃到了北方。
玄祖舅死里逃生，他先是逃到了广州，继而又漂洋过海，到了南洋的新加坡，那里有他家的生意，他的亲叔叔经营着一个大公司，叔叔膝下无子，万贯家财正愁无人继承，听着侄子，讲他的父母兄弟姊妹，英勇殉国的悲壮故事，心潮澎湃，如今站在他面前的亲侄子，是他们华氏家族唯一的继承人了，叔叔年老体衰，悲愤极度，一病不起，临终将家业全部交给了他的侄子，我们的玄祖舅，他叫华茂源，我们水墅的兴衰荣辱也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华茂源出身于富商之家，就是个经营天才，没有几年，公司就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也成了富甲新加坡的大富翁，腰缠万贯的华茂源，更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他时刻关注着灾难深重的祖国，想把自己的智慧和财富贡献给祖国和人民，他从天平天国的失败中获取感悟：太平天国明里看是被官军剿灭的，实际上是被西方先进的武器打败的，他的父亲，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姊妹，他的子侄外甥，还有守卫金陵的几十万太平天国的义士，以及无辜百姓，都是死于西方列强的火枪之下，他说：“国弱则民穷，民穷则受欺，要想强国必先强军，要想强军，必先利器，要想利器，得要多挣钱，要挣钱就得办实业”，玄祖舅的想法和做法，同当时国内兴起的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不谋而合。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兴起于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他们算是封建旧体制中滋生的新新人类，他们在联合中外反动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上书慈禧太后：“借洋助剿”，学习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兴办实业，富国强兵，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手上都沾满了太平天国义军的鲜血，玄祖舅和他们有灭门之仇，是断然不会和他们合作的，他看重的是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人，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说：“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说：“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但是，那时的清政府国库空虚，没有什么钱投资实业，修建卢汉铁路资金缺口很大，张之洞就亲自到南洋募捐，结识了玄祖舅，两人相见恨晚，推心置腹，玄祖舅敬佩张之洞的才华和气魄，张之洞赞赏玄祖舅的胆识和胸襟，玄祖舅终于有了报国的机会，他不但自己捐了一大笔资金，还组织了爱国华商联谊会，任会长，募集到的资金源源不断的到了张之洞的手上，帮助张之洞办成了很多实业。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是个外行，却要领导内行，自然会闹笑话，他电喻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则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从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又太脆易裂。失败是成功之母，张之洞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错就改，不像那些妄自尊大的封建同僚，明明不懂却要装懂，他知道了失败的原因是：“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决定重新再购置一套设备，英国客商欺负他，漫天要价，但是，张之洞不害怕，他说：“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再贵也要买”他四处筹款，日本商行答应借给他三百万元，但这三百万元远远不够，他就去求玄祖舅帮忙，玄祖舅的华商联谊会帮他募到一笔资金，有了这一大笔资金，才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制出优质的马丁钢。
对于这些事情，后人对张之洞颇有微词，倒是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的评论比较公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汉阳铁厂初创时并不挣钱，甚至亏损，为了弥补亏空，张之洞决定创办湖北织布局，遇到的还是资金问题，玄祖舅建议他：“学学欧美的经营方式，搞股份制经营，吸收民间资本，弥补官办的不足。”玄祖舅将南洋的纺织厂卖掉，入了湖北织布局，是最大的股东，并让他的长子，回国出任了湖北织布局的副局长，他的儿子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经营，像他这样科班出身的经营管理人才，在当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光绪十八年湖北织布局，在武昌开车，织布局是盈利的，张之洞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张之洞看到中国的棉纱在南洋日本欧美都销的很好，又开设两个纱厂，光绪二十三年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由于资金短缺，南厂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码头，任凭风吹雨打，被玄祖舅买去，办了华茂源棉纺公司，但是效益不太好。
玄祖舅是个商人，在商言商，他知道，要想有好的棉布，首先得有好的棉纱，想有好的棉纱，得有好的棉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说，不同的气候生态条件，成就不同的地方特产，就拿棉花来说，不是地球上每个地方都能长得好的，中国是世界棉花主产区，但也不是中国所有的地方都能长好棉花，中国的棉产区主要有：黄河流域棉区，包括秦岭－淮河以北、长城以南、六盘山以东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及北京、天津七省市，以华北平原最多最好，本区植棉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区内地势平坦，秋雨少，日照充足，有利于棉花的生长，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棉花产区。
长江流域棉区，本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市，湖北、江苏两省产量最多。本区植棉历史悠久，技术水平较高，劳动力充足，区内纺织业发达，运输条件便利，使该区成为全国棉花单产和商品率最高的棉区，但是本地区秋天雨多，湿度大，日照较少，影响棉花吐絮，棉花质量不如黄河流域棉区。
西北内陆棉区，包括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本区地处干旱地区，降水少，光照条件优越，温差大，病虫害少，棉花品质好，是优质长绒棉产区，但是地处西北边缘地区，交通不便，人口稀疏，生产销售成本较大。
三大棉区各有优势，对于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来说，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首当其冲是降低生产成本，其次是提高销售指数，玄祖舅派他手下的智囊团，经过深入的调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黄河流域建纱厂，利润空间最大，这里原料充***通方便，人口密集，城镇布局合理，消费群体集中，和南方相比，战乱较少，人们的生活相对安定，再加上陇海，京广两大铁路干线的开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运输和劳动力成本也较为低廉，在黄河流域的城市中，又以古城洛阳为最佳选择”
于是玄祖舅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果断的一次决策：把位于广州的，亚洲最大的“华茂源棉纺公司”北迁至黄河流域的名城，古都洛阳。
也就是在公司开张的庆祝会上，玄祖舅见到了他的小九妹，我们的玄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