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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聘按程序进行，第一关是演讲与答题，演讲拉不了分，答题的题目由费行长出，掌主任当然能对答如流，评委按最高90分、最低60分打，这一关掌主任得分明显占优；第二关是职工打分，大多数职工更反对掌主任，两轮分数统计下来让颜主任成了黑马，总分比对手高出了0.5分。先前有费行长的表态说党委不参与打分，按道理应该已分出胜负了，不过这种状况不是想要的结果，费行长早有应对预案：竞聘分三个步骤是上级行的规定，前两个步骤打出的分数只占总分的60%，还有40%的分数还得打，党委是为了显示公平才不打这次的分，但可以让所有中层以上干部来代替党委打这个分，这样做既显公平也能将竞聘程序走到底，将真正的人才选出来。
中层干部们本就是讲政治的角色，谁都会揣摩行长心态、谁都愿意看行长的眼色行事，加上掌主任背后还有个鼎力的叔叔，谁能在竞聘中胜出当然是可想而知。
只走了王美女一个，就能让几个人有晋升的机会。这边掌主任如愿上任，那边就空出他城西分理处主任的位来，也是中层干部岗位，同样得通过竞聘才有资格当这场官。不过主任这个职位并不吸引人，工资收入与普通职工差别不大，网点的担子却都压在身上，为完成任务总得到处求人，能赚到的只有个好听的头衔，另外就是有野心的人可以将当主任做跳板，寻机往行长的位置上靠拢。
对于城西分理处主任这个职位的竞聘，行里定出了最宽松的报名条件：全辖所有员工都有资格报名。恰恰在没有条件的条件下，反而没一个人有担当，愿意做这个主任。连“官”都没人肯当的局面让费行长很被动，在非公开场合下扬言：但凡肯报名者必有回报，要让不肯报名的人后悔。
见没人肯报名，解行长动员肖玉英参加竞聘。肖玉英三十岁未到，当年她十六岁考入小中专，十八岁毕业后分配进D行工作，此后D行再不进人，让她成了全行最年轻的女职工。她除了年龄优势之外长相也出众，一致评价她比王美女年轻漂亮，因为在网点上班与领导接触得少，并且她为人正派，历任行长都知道她是个无缝的蛋，也就没人叮她，唯独解行长与她关系特殊，当年肖玉英初入行时，大她十岁的解行长还是网点主任，两个人都未婚，曾谈过恋爱，后来女方父母看年龄相差太大，硬生生拆散这对鸳鸯。现在两个人已各自组成了家庭，不过感情仍在。
只有一个人报名，使得竞聘工作仍无法往下进行，这让费行长很犯难：什么活动都可以动员职工参加，唯独竞聘主任的事不能，因为当主任得有担当，如果你请哪个人去参加竞聘，一旦当上主任后不作为，你问责时他会说是请了才当的，凭什么要我完成这样那样的任务。这就如同请老爷上轿，请时容易下时难，哪能做这种事！怎么办？正当费行长为没有人肯报名而犯愁，总算跳出个“戴毒手”来，他主动要求参加竞聘。
“戴毒手”以前在保卫股上班，对业务一窍不通，机构改革后撤了保卫股，才不得不到又苦又累的一线来当柜员，很快就因吃不了苦生出抵触情绪，正好D行搞过买断后职工们都不在乎干部们的权威，“戴毒手”在班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越是柜面上客户多时，反而拿一本杂志到卫生间去蹲坑，每天蹲数次坑，一蹲就是半小时。这种行为不仅挑战了主任的权威，也影响了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因为有业务时你少办别人就得多办，时间久了大家都不肯跟他搭班，主任批评他也不在乎，总拿出职工间流传的话来说：你干部最多将我从南环调到北环，还能将我由正职工变成副职工么！
不过他是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这段话的意义，韩红星的原话有“做任何事循规蹈矩”的前提，然后才能“不怕由正职工变成副职工”，“戴毒手”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前提，平时总迟到早退，被主任替他如实考勤，最后跟他谈，按行纪行规这种行为得作待岗处理，现在要么你自己想办法调离，要么将你不遵守劳动纪律的问题上报，让行里来处理你的问题。“戴毒手”被抓住把柄后没辙，痛骂主任不厚道的同时不得不为自己寻求去路，正好行里搞竞聘，只得硬着头皮报名，期望能通过当主任来摆脱困境。
听说“戴毒手”要参加竞聘，很多人都觉得可笑，这个人原本就背着个“毒手”的头衔，属于黑五类之列，这次又跟主任闹矛盾，正被赶得没个地儿去，当职工尚不称职，如何能胜任主任的职位？
刚推出两个候选人，大家已有一致看法：两个人的差距太大，这个主任非肖玉英莫属，怎么着也轮不到他“戴毒手”来当。
费行长用独到的眼光对两个候选人进行权衡，得出了不同寻常的见解：于公，肖玉英虽业务精，群众基础也好，但谁能当主任比的并不是这些方面，而应该比哪个人更有跟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能力，将支行下达的各项任务完成得好，相比之下，“戴毒手”在这方面占优；于私，“戴毒手”是全行为数不多的刺头之一，属会生事的主，主任已抓住他违反劳动纪律的实据，准备将他推到行里来，上了台面，主任的做法合理合法，将这个烫手的山芋接过来，如果不处理不足以服众，如果处理起来真得待岗，万一逼得他急，将怨恨泄到自己这边，在哪个环节上挑出事来闹，岂不是惹火烧身，弄不好殃及自己，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万事和为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无论鬼神都得敬重。所以，如果能将“戴毒手”捧上主任的位，将他安抚下来，也算是长久地消除了一颗定时炸弹，岂不是一举两得！既然于公于私都该让他上，就这么定下来！
定出人选，费行长将“戴毒手”竞聘主任的事当自己事来谋划。可形势是一边倒的格局，怎么能在竞聘过程中让“戴毒手”反败为胜？费行长迅速用出一套组合拳：一是继续在各种场合下扬言，报名参加竞聘的两个人都将有回报，目的是消减肖玉英的必胜斗志；二是将演讲环节的答题事先告知“戴毒手”，确保他第一关得分领先；三是亲自到各个网点巡视，发表讲话时对“戴毒手”作评价：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优秀的“兵”，但不一定不能做一个优秀的“官”，个中意思让员工们去揣摩；四是要求“戴毒手”学颜小二的招数，向每个同事打招呼，卖个人情求个高分。
有这几招下来，前两轮竞聘过后，“戴毒手”未以太大的差距落后，这使得费行长在党委打分时很轻松就能将形势反转，让“戴毒手”接了掌主任的班，当了城西分理处主任。解行长刚想去找费行长为肖玉英鸣不平，费行长已主动找过来，给了个满意的结果：办公室里还差个小赵那样的办事员，就调肖玉英过来，这个岗位论起来比当主任还合算，做这种决定完全是看在你解行长的面上。
费行长表面上卖人情给解行长，其实是他对肖玉英已有预谋，所以趁此机会先将她调到身边来，容日后图谋；同时也是对先前所承诺的“但凡肯报名者必有回报”作一个交代。
一场竞聘下来的结果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只有职工们目光短浅，对“戴毒手”能当到主任大跌眼镜的同时自我解嘲：在D行，当不好职工不碍事，还可以去当主任，如果连主任都当不好，那就真的没法混，只能去待岗了。
看着别人一个个往上晋升，韩红星只有眼红的份，不过人总是这样，在眼红别人的同时，不知不觉又被别人眼红。童经理在班上当客户经理，负责接待VIP客户，岗位比较轻松，在分理处的地位比大堂经理高，却羡慕韩红星的岗位清闲。原因是班上但凡有人公休假或者病假、事假，都由他带班，这样算下来他既要上好自己每天的班，每两天就要替别人带一个班，反而变成分理处里最辛苦的角色，班带多了发怨，主动要求辞去客户经理岗位。
作为同事，韩红星当然劝他慎重考虑：带班的问题可以跟行里谈条件，跟你本职岗位无关，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么好的岗位，怎能为个带班的问题就辞掉？干部们最怕职工跟他要好岗位，最希望职工将好岗位让出来。童经理不听，毅然绝然地递交了辞呈。
辞职报告送上去不久，费行长就征求韩红星意见，问提拔做客户经理有没有意见？表面上这样问，实际意思是卖人情。韩红星每天在大厅里站得腰酸背痛、说得口干舌燥，能当客户经理当然乐意，很快就和童经理调换了岗位，两个人俱各满意。韩红星心想，等你童经理在大堂站满三天，保证后悔辞职；童经理心想，现在你劝我不打辞职报告，等你带班带得累死累活，看你不跟我一样要求辞职。
果不其然，到客户经理岗位不久，韩红星就面临带班问题，被要求到高柜区替一位请公休假的同事带班10天。韩红星立即跟费行长讲道理：这位同事不请假时，他干他的工作、我干我的工作、各拿各的工资，现在他请假了，我又要干他的工作又要干自己的工作，干的是两个人工作，应当拿两个人工资，只要你肯发工资，不要说替一个人带班，就是替十个人带班都行！如果只发一个人的工资而让我上两个人的班，免谈！听了韩红星的道理，费行长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从此以后，其他网点的客户经理仍兼着带班的角色，唯独韩红星，再无人来提这个话题。
日复一日，一年很快到底，还有几天过年了，每个职工仍是只有两千元回家过年，大家齐声骂D行：将各项任务成倍地往职工头上加，将利润成倍地往上交，只有将职工收入保持不变，难道做你D行职工只能过紧紧巴巴的日子吗？很多人发狠要找费行长算账。
韩红星平日里被大家不屑，到了这个节骨眼才显现出黑五类的价值，有想法的职工变着法儿夸韩红星口才好、有魄力、谈事情抠得住理，连张行长都敢骂，此时应该代表大家去找费行长讨说法。更有小道消息传给韩红星：考核工资远不止发这些，大部分都被费行长捞进自己口袋了，捞的方法也说得有鼻子有眼：费行长的惯用伎俩是以行里费用不够用为名，将本该发给职工的绩效工资转为由他支配的现金。具体做法是每个季度发绩效工资时，只给职工发一千五，将截留的绩效工资以考核为名成万地发到那些跟他走得近的人头上，然后再让这些人将多发的钱给他，名义上是贴补费用，实际上是现金进他口袋。而这些走得近的人虽然没能赚到现金，但账面上反映的年度总收入大幅度提高了，按照D行的规则，员工的年度总收入越高，来年五金的交纳额越高，仅公积金一项就能讨到数千元便宜，况且在一个单位里，但凡能被领导视为走得近的人，都是那些要求上进、执行力强、对领导言听计从的优秀员工，能充当这种角色的人都懂规则，因此能清醒地认识到，领导是看得起你才将你当心腹走黑账，如果不替领导守口如瓶岂不是太不上路子！哪还可能继续被领导视为心腹！
见大家将维权的期望寄托到自己这边，韩红星开始收罗信息、研究政策。D行为了取消大锅饭、奖勤罚懒、提高广大职工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数年前已开始搞工资改革，推行绩效考核。具体做法是将员工们人均每月四千元左右的工资分为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固定工资每个月只发放一千元，这其中还得扣出五百元左右用来交纳五金，实际每月发伍佰元左右的现金给员工回家过日子，将所有员工另外该得的三千元工资作为浮动工资，合并起来进行二次分配，形成各人的绩效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理论上有贡献的员工每月可分三千、三万，没贡献的员工一分钱没有。
如何界定每个员工的贡献呢？就要评判各人的‘勤’与‘懒’，评判的最好方法是定出考核方案，让每个职工对照，具体到营销了哪些产品、创造了多少业绩，然后根据考核方案得出该拿多少绩效工资。这种改革的愿想是美好的，可实施起来时却是一线员工每季度都只能拿到一千五元考核工资，理由是没能完成存款任务和各项营销任务。反而是二线人员和层层级级的干部们，因为是管理人员，所以更能创造效益，所以无需完成任何任务就该拿更高的考核工资。形成的结果是被他们管理着的基层员工既要做好繁重的柜面工作，还得完成各项营销任务，只是由于没能将任务完成到干部们所定的数额，被拿出来二次分配的每月三千元浮动工资只能到手五百元，而且对照考核方案还不该有，是由制定考核方案的领导施舍才有幸拿到；层层级级的管理者因为管理有方、制定的考核方案得力而可以言正名顺地瓜分基层员工被二次分配掉的两千五百元浮动工资。
说到底，绩效考核在执行时不是让全体员工按劳分配，而是变成了利益的二次分配，形成的事实状况是将卖产品的基层员工所创造的劳动价值通过所谓的绩效考核，言正名顺地分配给那些不卖任何产品、坐在办公室里只知道按上面定下的制度进行上传下达、发号施令的层层级级的所谓管理人员。
如果能让职工变‘懒’，领导们自然就会变‘勤’，这是个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于是，领导们更精心地制定考核方案，让职工在考核方案面前不得不承认，哪怕完成再多的任务仍然是‘懒’的，因而心服口服地让领导扣工资。结果，D行人均年收入已过十万，而最广大一线员工年收入被考核到最后只能拿两万元左右，更多的工资让‘勤’的官们去分，他们可以分得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
究其原因，是因为计划经济时，工资的发放由国家政策做裁判员，任何人只能按政策对照，是一潭死水，所以要搞活，要改革。现在改革了，工资的发放方由企业自主分配、依法分配，结果各企业都自主了，但却是流于形式地依法，企业在分配工资总额这块蛋糕时，层层级级的领导们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为自己定规则与职工争收入，在缺失有效监督的大气候下，特别是在现如今“档次拉得越大改革就越彻底”的主流思想指导下，必然的结果是地位越高贡献就越大，收入就越高。
时代发展了，专家们已帮助企业家们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不再认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崇尚资本创造价值，这里的资本不是资本家冒着风险投入的资本，而是手中的权力越大资本就越大，既然资本大，当然就该有相应的高额回报。
最倒霉的是基层员工，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却最没有贡献；完成的是最多的任务却总完成不了任务；拿的是最低的工资却被评判为D行的最大负担。层层级级的管理部门里都是管理人员，每个部门每个月只需想出一条规定来往下管理，基层员工每天就得应付若干条管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