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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一过，距婚礼的日子只剩二十天时间了。
加林和红梅拟定了一份购物清单，准备抽周末休息时间去一趟省城。星期天早晨，他们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和加林他妈送的200元礼金，以及在学校会计邹贵州那儿预支的下个月工资，坐上南下的列车，兴高采烈地去武汉购买他们的结婚用品。
说起来好笑，所谓购物清单，也就是身上穿的和床上用的，唯一奢侈一点儿的计划，是准备买两只装衣物的皮箱。
和所有到武汉购物的外地人一样，他们首选的购物场所是闻名遐迩的武汉商场。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转公交车在中山公园下。对面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两人兴致勃勃地走进商场，开始楼上楼下到处转。转过一阵儿，他们发现这里的东西都很贵，手里的钞票根本就买不齐清单上的物品。
于是，又转战到附近的汉正街。
汉正街真是名不虚传啊！这条自古就享有“天下第一街”美誉的小商品市场，生意红火得让人眼花缭乱。来自五湖四海的生意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在这里讨价还价，买进卖出，迎进送出。每一条街巷都被匆匆忙忙的行人挤得水泄不通。加林和红梅跑了好几个门店，别人都说只做批发不搞零售，拿着钱都买不着东西。好不容易找到零售的商家，他们又发现商品质量比较“水”。比方服装吧，有的扣子都没有缝齐，有的试穿时发现已经脱线开口。
一分价钱一分货，看来便宜并不完全是好事情。
“去中南商业大楼看看吧！”方红梅提议道。
两人又到武汉关码头坐轮船，前往武昌。
到中南商业大楼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没有时间换其他地方了，只有凑合着挑选。因为红梅总是强调价廉物美，买齐清单上的东西，两人的腿都快跑断了，肚子也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
出门到一个小店铺买了四个包子，又让别人倒了两杯白开水，两人边吃喝边盘存。手头还有180多块钱，买点什么呢？加林想到了红梅去年冬天就想要的呢子大衣。可是红梅不同意。她说，冬天已经过完了，有没有呢子大衣无所谓。最好去买一部小型录音机，既可以学外语，又可以听音乐，将来怀孕了，还能对宝宝进行胎教……
加林立即表示赞成，腿一下子也不酸了。
他们再次返回中南商业大楼，找到商场电器销售部，百般挑剔地选好了录音机。
付钱时，红梅却发现背包里的钱包不见了。
加林叫她别着急，过细地再找找。
红梅于是走到墙边的空旷处，把背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又把背包使劲地抖了抖，还是没有钱包的影子。她呆呆地立在墙根儿边，眼泪直往下掉。
加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从口袋里搜出买包子时多出的四元零钱，拎起皮箱，拉着红梅走出了中南商业大楼。
好在来时就买好了返程的车票，不然的话，他们回花园镇都成了问题。
坐上火车之后，红梅趴在茶几上，一个劲地抽泣。她哭得那么伤心，加林听着，心都碎了。
可是，钱已经丢了，哭又有什么用呢？
加林强作笑颜，安慰着红梅，尽量说些好听的话，让她高兴。
他说，我们还算走运的，毕竟买了这么多东西，要是一到武汉就把钱丢了，不是更亏么？人应该知足。又说，折财免灾。说不定，菩萨会在其他方面保佑我们呢！
可加林越说，红梅哭得越起劲。
下车已是午夜。天上飘起了雪花，寒风呼啸。
走出花园火车站，两人冻得浑身发抖，不住地打着寒颤。他们一人提着一只皮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努力辨认着通往牌坊中学的道路。
风夹着雪花打在脸上，刀割一般的疼。没一会儿，双手就麻木了。
走出花园镇，进入黑暗笼罩的田野时，风更大，雪更猛，还下起了冰雹。
为了抵御冰雹的袭击，他们双手举起皮箱，顶在头上。冰雹打在皮箱上，乒乒乓乓直响，打在手臂上，钻心一般地疼。
与风雪搏斗了一个多小时，两人才回到他们的“伊甸园”。
都说祸不单行，看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加林和红梅周日去武汉买东西钱包被偷，已经够倒霉的了，周一上班后，他们又遇上了烦心事。
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副校长丁伯华郑重其事地通报：“上礼拜我对老师们批改作业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有某语文老师3月31日竟然批改了29本学生作文。速度真是惊人！大家想一想，就一天时间，还要备课呀、上课呀，总得干点儿其他事情吧。从时间上分析，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老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很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极不端正！”
所有的语文老师都比较紧张。大家都从桌上拿起自己所任班级的的学生作文本，翻看批改日期。
通常来讲，一个工作日批改29本学生作文，的确有些困难。因为每篇作文改完之后，还得写上一段评语，是很费脑子，很花时间的。只要是教过语文的教师，都有切身体会。
要想达到这种速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全天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一心一意批改作文；再就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随便写两句评语，批个日期。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哪些老师批改作文认真，哪些老师比较马虎，大家心里都有数。王加林把目光投向几个最有可能“一天改29本作文”的同事，结果这些人在翻过作文本之后，都表现出坦然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
显然，他们不是丁副校长批评的对象。就算他们真的一天改了那么多作文，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标注批改日期。他们会把批改时间写成好几个不同的日子，绝对不会为领导检查留下把柄。
加林老师3月31日根本就没有批改过作文。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是方红梅呢？与此同时，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猜测，因为红梅批改作文比他还要认真，每一个病句每一个错别字都不会放过，改过的作文本往往是红彤彤的一片。
他用探询的眼光看了看方红梅。
方红梅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脸拉得老长，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光芒。
听完丁伯华含沙射影的批评，她突然发话了：“我想问一问丁副校长，你能告诉我3月31日是星期几吗？”
丁伯华一时答不上来。
整个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老师们面面相觑。好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办公室墙上的挂历。
红梅老师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你既然不记得，那我来告诉你吧。3月31日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家里休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天的作文，这有错吗？我是考虑到自己4月中旬要出去面授，还要忙结婚的事情，就想加班把作文改完。如果你认为改得不认真，可以指出批改中的错误。凭什么那么武断地说，一天改29本作文就是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
丁伯华脸涨得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
过了好半天，他才嗫嚅道：“是星期天吗？星期天也改不了那么多吧……”
不少老师都埋下头，暗自发笑。
“丁副校长，你既是领导，又是长辈。不至于我曾顶撞过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找我的麻烦吧！一个大男人，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连一点儿肚量都没有吧！”红梅继续针锋相对。
丁伯华恼羞成怒，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为避免冲突升级，女校长关玉荣及时出面，把会议的议题转到了其他事项上。
会场上紧张而又尴尬的氛围暂时得以化解。
散会后，王加林刚回到宿舍，教体育的程彩清老师突然跟了进来。他叫加林去他家一趟，说是有事情商量。
加林于是带上宿舍门，先到红梅那里去打了声招呼，然后跟着程老师，走向正对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
彩清老师的家里烟雾弥漫，好几个年青教师都在里面。
见加林进来，其他老师递烟的递烟，倒水的倒水，表现得非常热情。
接下来，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大家同仇敌忾，开始控诉副校长丁伯华的罪行。有人说他自私自利，什么好处都往自己怀里揽。有人说他妒贤嫉能，想方设法压制年青人。有人说他品行不端，背地里调戏女学生……程彩清老师提议，联名写信到镇教育组，集体要求丁伯华辞职。
“他毛遂自荐的副校长，算个球呀！”
“这种人绝对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听说他还想入党，我们坚决不同意！不能让这种败类混进党组织。”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矛头都是指向丁伯华的。
痛痛快快地骂了好半天，英语老师才把要商量的事情抛出来。他说，准备以学校青年教师的名义向校领导提建议，从新学年开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学校教师分成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两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平行班之间比着干。
“我们就是要让丁伯华看看，到底是中老年教师厉害，还是青年教师厉害。”英语老师进一步强调了此举的意图。
加林觉得，这个建议虽然不错，但学校领导绝对不会采纳。
“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提不提是我们的事情。”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加林只好说，大家怎么弄，他都不反对。要他签字他就签字，要他表态他就表态，但具体工作他可能没时间参与。现在结婚的事情，自学考试的事情，家里的纠纷，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他顾不上其他的。
大家对此表示理解。彩清老师还非常关心地询问加林的婚事筹办得怎么样。
加林回答说，家具已经在方湾镇打好了，但来不及上油漆，因为距婚礼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那就把家具放在方湾镇，等结婚之后，随便挑个日子再拖呗。”彩清老师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加林说，红梅她爸也是这个意思，但红梅她妈又觉得洞房里一件新家具也没有，太不像样子。
大家又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有的说，就这样不油漆直接拖到学校来。也有的说，没油漆的家具放在洞房里面，通房白色显得不吉利。
最后，多数老师还是建议采纳红梅她爸的意见，结婚以后再拖家具。
事实上，加林对洞房里有没有新家具并不是特别在意。他眼下最发愁的，是筹办婚宴的钱还没有着落。
就算只请三桌酒席，买鱼买肉，买烟买酒，买糖果，买各种蔬菜，怎么也得一百多块钱，但从武汉回来之后，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最初，加林是打算用白沙铺大舅送的礼金，以及学校老师们凑的份子钱筹办婚宴的。白大货和妈桂英曾承诺送给他们一百元钱。另外，按照牌坊中学的惯例，学校有老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大家每人会送三元钱的份子钱。加林和红梅属于双职工，大家会加一块钱，送四元钱的份子钱。全校二十四个老师，除去他们本人，总共可以收八十八元份子钱。所有的礼金加在一起，就有接近两百元钱，办三桌酒席也就差不多了。
现在的情况是，学校老师们的份子钱收齐了，但白大货夫妻俩的礼金还没有动静。
加林又不能主动开口去向他大舅讨，那像什么样子嘛！
为了弥补这一百块钱的缺口，他打算回王李村去找他爸王厚义。
虽说厚义对儿子的婚事漠不关心，一直不闻不问，故意装聋作哑，但加林觉得，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是应该找他。一来与父母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二来让王厚义承担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工资已经提前预支了，母亲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该收的礼金和份子钱已经收过了，加林感觉自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身为父亲的王厚义，在他唯一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总不至少一毛不拔吧！他未必真的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丢人现眼而见死不救？如果加林办不起婚宴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看不起，这也是在打他当父亲的脸啊！难道王厚义连这么一点儿亲情都不顾？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加林踏上了回老家王李村的路。
坐在长途汽车上，加林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与家人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他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他甚至想，自己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母面前，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
加林知道父亲有钱。
在加林他奶去世之前，王厚义曾多次承诺，儿子结婚时，他最少拿六百元钱出来，年前给三百，年后给三百。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加林也不指望父亲兑现那六百元钱了，他只需要一百元钱临时救个急。当然，如果王厚义能够开恩，多帮助一点儿，那就是大喜过望了。
和以往坐汽车一样，加林又晕车了。虽然在车上没有呕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
下车之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还是把早晨吃的面条全部吐了出来。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
路边正好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
他沿着土坡走了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用双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再才回到公路上，朝王李村的方向走。
刚进村口，他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他：“疯子又来了。”
加林知道，“疯子”指的是他继母胡月娥的前夫。他没太在意，继续往家里走。
到自家茅厕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加林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着他回家。
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精神病人。
加林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自己家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爹和其他几个邻居。
他爸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
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加草到孝天城去了。
看见王加林，大家不约而同地与他打了一声招呼。只有王厚义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剥他的花生米。
本家二婆轻声提醒厚义：“加林回来了，可能还没吃饭呢。”
“不管他！”王厚义低声回答，口气相当生硬。
加林不知自己该不该进屋，站在那里相当尴尬。他耐心地听了一会儿“疯子”的胡话，感觉非常无聊。后来记起村里有个儿时的伙伴在外面做油漆工，想去看看他在不在家，咨询一下油漆家具的事情。于是，又拨开人群离开了。
等他再次回来时，围观的人已经散了。
门口停放的自行车也不见了，显然“疯子”已经走了。
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皮匠三爹和他爸王厚义。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开始与加林搭讪，询问他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加林便把婚礼的安排一古脑儿说出来，表面上是回答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实际上是说给他爸王厚义听的。
王厚义一直没有做声，闷声闷气地剥花生米。筛子里的花生剥完之后，他又拿起菜篮子，准备去自留地里扯菜。
“厚义！”皮匠三爹叫住他，“加林的事，你要考虑呢。还有三天就办酒席，已经没有日子了。”
“与我么事相干！他有一个有钱的妈，还怕结不成婚？”王厚义揶揄道。
“这是什么话？他毕竟是你儿子，你毕竟是他老子嘛。”
“我没有他这个儿子！”王厚义绝情的吼起来。
加林确实忍无可忍，回敬了他爸一句：“这是你说的啊！”
“是我说的！怎么了？”王厚义气势汹汹地转向加林，“从今往后，老子与你一刀两断！老子将来老了，动不得了，哪个龟孙子找你！你潜江的大伯和三叔，都叫我莫作你的指望。”
又是潜江的大伯和三叔！
加林算是彻底明白了，他爸心里早有其他的打算，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儿子当做一回事。即便是这样，他觉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清楚。
“这是你做父亲的说的话！我今天特地回来与你商量结婚的事情，你竟然是这么一个态度。你没作我的指望，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婚事你不管，我照样可以结！”王加林说完，转身就走。
过了自家茅房，快到老宅旧址的时候，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都喊着他的名字追了过来。一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回拉。
加林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们听听！他说的那些话，像个做老人的吗？王李村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当父亲的吗？”
本来抱着加草的王厚义听到这里，把加草塞给胡月娥，大声叫骂着，吼着凶着冲向王加林，挥舞着拳头要打他的人。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又放开加林，回过身来拦挡王厚义。
刚刚还一个劲地往村口走的加林，见父亲凶过来要打他，他反而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不动了。
他显得非常平静，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胆怯和害怕的感觉。
“狗日的！都是白素珍叫他回来找老子闹的。你今天跟老子说清楚，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王李村。”王厚义挣脱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的阻拦，一把拉住加林的上衣，扯掉了一颗纽扣。
王加林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又有几个围观的乡亲赶上前去，帮助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一起把王厚义推开了。
加林这才慢腾腾地走出村子，前往孝花公路去拦回花园镇的长途汽车。
路上，他越想越委屈，泪水早已盈满了眼眶。
这个时候，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把他劝回王李村，或者听到他爸王厚义来喊他回家。父子俩化干戈为玉帛，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能不能拿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在自己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闹得一家人都不开心。
但是，并没有人来追他。
一直到加林走上孝花公路，也没有人来劝他回王李村。他孤身一人站在公路边，等候着长途汽车。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既不见车来，也不见人来。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加林估计再也不会有班车来了。他横下一条心，壮起胆子，拦下了一辆大货车。
加林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把他捎到花园镇。回到牌坊中学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白素珍问儿子，回王李村要了多少钱。
加林没有吭声。
见加林情绪低落，白素珍又开始给儿子打气：“有什么值得愁眉苦脸的？你未必还有什么求他王厚义不成？”
话虽这么讲，但加林的确非常郁闷。
也不仅仅是因为回王李村没有要到钱，从内心里讲，他不想与父母任何一方把关系搞得太缰。正如皮匠三爹嘱咐他的那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晚上，王加林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感觉头昏脑胀，眼睛发涩，上下眼皮总像要粘到一起似的。因为上午有课，加林还是强打精神，到食堂买回馒头和稀饭，招呼他妈白素珍、他妹马颖、他小舅子方敬武和他老婆方红梅一起过早。
刚刚吃完，上课钟声就敲响了。
加林走进办公室，拿起讲义夹准备去上课。将走还没走时，他突然透过窗玻璃看到了他爸王厚义。
厚义驮着一个大蛇皮袋子，低着脑袋，正朝加林的宿舍走去。
加林迅速把讲义夹扔在办公桌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办公室外面跑，试图拦住他爸。——因为他妈白素珍正在他宿舍里洗衣服，照看着马颖写作业。
还是晚了！王厚义已经推开了加林的宿舍门……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加林他爸与加林他妈并没有失去理智地打骂起来。
王厚义把蛇皮袋子丢在房门口，很快地退了出来。
白素珍则在王厚义退出房间时，“怦”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加林赶紧掏出钥匙，把他爸厚义带到方红梅的宿舍里。
王厚义进门便泣不成声。
他说，昨天一夜都没有睡着，今天五更就起床，往花园镇的方向走，走到周巷镇才搭上班车。
因为急着上课，加林不能久留。
他怕父亲一个人寂寞无聊，同时又担心母亲过来与他爸发生冲突，于是回到办公室，找到教导主任宁均富和学校会计邹贵州，让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到方红梅的宿舍里，陪他父亲聊聊天。
宁主任和邹会计愉快地答应了。
加林老师这才重新拿起讲义夹，一路小跑地赶着去教室。
上完第一节课，加林再次回到红梅的宿舍时，宁主任和邹会计还在与他爸王厚义拉话。
宁主任提醒加林：“你爸还没有吃早饭呢。”
加林说他马上就去做。
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都在他的宿舍里，加林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他妈白素珍。
撬开已经封好的煤炉子，利用等待炉火燃旺的间隙，加林打开他爸王厚义带来的蛇皮袋子。
里面装的是花生、红苕和蚕豆夹，都是责任田里的出产。
“这些带给你结婚的？”白素珍嘲弄地问。
加林嘱咐他妈白素珍，今天切切不要闹，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白素珍还是那句话，除非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
厚义以往来学校看望儿子时，每次都要喝点酒。加林就想给他爸炒两个菜，但是，又怕他妈白素珍不高兴。思想斗争了好半天，加林还是炒了一盘蕃茄鸡蛋，拎起桌上的半瓶白酒，准备送到红梅的宿舍。
白素珍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加林走出房间时，恼火地打了女儿马颖一巴掌。
王厚义没有喝酒，啃了几口馒头，就都放下了。
他哽咽着诉说自己的难处：安葬加林他奶扯的账还没有还清，今年收成又不好。虽说经济上帮不上儿子什么忙，他还是希望加林在学校举行完婚礼后，回王李村一趟。他准备在村子里请几桌客，放一场电影……
说完，就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放在桌子上。
“家里就这点儿钱了，算是我和你后妈的一点儿心意。”王厚义丝毫也没有愧疚之感地申明，“你要嫌少我们也没办法。我回去了。”
加林没有言语。
他知道留他爸在学校里也不是很方便，于是搬出家里的自行车，骑车送王厚义去花园镇赶班车。
当加林送走他爸从花园镇返回时，白素珍对他大发雷霆。
白素珍质问儿子，为什么和王厚义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真的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王加林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提出的这些问题。
白素珍不依不饶。
她命令加林从今往后必须随她姓白，不得姓王。另外，在学校举行完婚礼后，不得回王李村去参加王厚义办的酒宴。
加林回答说，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改与不改，没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他从小学到中学，从师范到参加工作，一直都是姓王，档案根本就改不过来。
至于回王李村参加喜宴，加林说他已经答应父亲了，现在没办法改口。如果他出尔反尔，让村里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着，也不合情理。
白素珍听到这儿，火冒三丈。她腾地站起身，猛地掀翻桌子，手指着加林的额头，破口大骂。甚至扬言，要把加林父子俩的丑恶行径写出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
叫骂声很快把隔壁办公室里的老师们吸引过来了。
大家都劝白素珍冷静，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动肝火。气大伤身，大吵大闹会吓着了小丫头马颖。
白素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她一边继续咒骂儿子不得好死，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同时，命令王加林退还她的200元礼金。
老师们的劝解和方红梅的赔礼道歉，丝毫也不起作用。
白素珍提起自己的行李，拉着马颖，只等着加林还钱。
王加林眼睛都气红了。
他转身朝外，怒气冲冲地走向学校财务室。加林写了一张借条，向邹会计借了两百元钱。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返回自己的宿舍，扔在已经被方红梅扶起来的桌子上。
白素珍从桌上拿起钞票，手指头蘸着唾沫，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两次。
确认无误后，她揣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女儿马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牌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