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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白天发生了一些闹剧，晚上的军事会议还是如期进行。与会的有冀察战区总司令兼第四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冀中军区司令员郑卫国，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张文白，冀察战区参谋长周益民，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康泽，第四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缪澄流、邹作华，冀中军区副司令员程子华，第53军军长周福成，第63军军长冯占海，第97军军长李良荣，装甲骑兵师师长廖耀湘，此外还有总参下面的参谋、情报、侦察、作战等处的处长。
可能还是在为白天的事情生气，张文白副总司令和程政委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就连康泽也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郑卫国知道这种事情只能越描越黑，干脆略过不提，直接让周参谋长宣布开会。
周参谋长信步走到台上，打开地图前的围幔开始讲解道：“诸位长官，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敌华北方面军近期的兵力部署和物资调动情况！”
经过一系列调整，华北方面军目前下辖三个军以及一些直属部队。其中第1军驻山西，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下辖第20、108、109师团及独立混成第3、4、9旅团；第12军驻山东，兼管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司令官尾高龟藏中将，下辖第21、11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5、6、10旅团；驻蒙军驻察哈尔、绥元，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下辖第26师团、骑兵集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
此外第10、14、27、11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8旅团、第3飞行集团均归华北方面军直辖。共计10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
虽然才到39年初。但总兵力已经接近历史上39年秋季的水平，而且部队多为常设师团、特设师团、2字头三单位师团，比39年的3字头师团要强大不少。
敌军物资则由华北方面军兵站监统一调度，主要集中在天津、北平、石家庄、大同、集宁、太原和济南等大城市。按日军的习惯，兵站后勤保障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相应的兵站也分为集积主地、兵站主地和兵站地等梯次衔接的兵站部署。
“集积主地”位于占领区的主要港口或交通枢纽，属于战略层次的兵站，像华北的天津和大同就是，本来石家庄也是，但被郑胡子给打残了。只能当成兵站主地使用。在“集积主地”。日军会开设野战炮兵本厂、野战工兵本厂、野战汽车厂、野战本仓库、以及其他必要机关，负责囤积管理和分配由本土运来的军需品卫生材料，并向“兵站主地”输送这些物资。同时接收、保管和修理“兵站的主地”送还的缴获、回收物品，将其整理后或送还本土。或再供补给。
“兵站主地”相当于基地兵站。是方面军设在战役后方纵深交通便给之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兵站，是方面军驻屯期间的主要补给基地，也是方面军战役期间的“兵站地”的依托。一般设有：野战炮兵厂。野战汽车厂，野战卫生材料厂，野战瓦斯厂，野战航空厂，野战工兵厂，野战衣粮厂等等其它必要机关。主要负责接收修理，存储，整理前送。
“兵站地”则属于临时性质，主要为前线输物资。
依目前的情况看，日军的物资堆放地即有“集积主地”，又有“兵站主地”，说明还在调度当中，但也具备了发动局部会战的能力。因为由“兵站主地”向“兵站地”调度是很快的，如果日军要打，最多一个星期就能完成部署。
“参座，我有话讲！”周参谋长刚介绍完基本情况，正待详细解说，没想到台下一名年轻军官突然举手叫道。众人转过头看去，却是冀察战区参谋处处长文强。
这个文强可不是后世某位副局长，而是民国时期一位奇人。他是文天祥的后人（跟孔胖子那种西贝货不同，他们家是有族谱的），太祖的舅表兄弟（皇考大大是他的亲舅舅），周公的学生（黄埔四期），朱老总的部下（南昌起义），林飙的上级（黄埔时期他是林的班长），刘绍奇的老乡（据说相隔不到20里地）。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部队和党组织失散，辗转来到四川，先后担任过红一师师长兼政委、中g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川东省委书记。因为叛徒出卖，蹲过国民政府的监狱，险些小命不保。好不容易经同志营救出狱，之后却又遭受不公正待遇，被迫和妻子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找周公主持公道。
可惜那时候刚好撞上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纷纷隐蔽转移，文强夫妇滴溜儿一圈一个熟人也没找着，只好回老家种地。随后又被他的另一位黄埔同学戴老板给揪了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改换门庭，加入了军统。据说历史上军统得出“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就是在他老人家的主持下完成的。
这次鹿钟麟倒台，各方势力趁机重新划分蛋糕，军统当然也不例外，硬是抢下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文强明面上是冀察战区参谋处处长，实际上还有一个职务，就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郑卫国明知道这个人有问题，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答应下来，只是始终不肯给他实权。目前的战区参谋处实际是个摆设，实际工作均由第四十一集团军参谋处来完成的。
见文强突然打断自己的发言，周参谋长有些不满地问道：“文处长，你有什么话讲？”
文强拧着脖子质问道：“参谋长，为什么这些情况我堂堂参谋处长竟然毫不知情？这是对军委会任命的公然违背。我要抗议！”
周参谋长哂笑道：“这种事情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每天只顾着军统的那一摊子事儿，参谋处的工作我只能交给别人来完成！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全局的工作吧！”
文强脸色微红，强辩道：“从来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两眼一抹黑，叫我怎么去搞？郑总司令，趁着今天大伙儿都在，您得给我主持公道。”
郑卫国问道：“你想要什么公道？”
文强不顾张文白跟他使眼色，径直说道：“现在的战区参谋处就是一个空架子，我要求恢复参谋处的功能和权威，下属各集团军、军区、师管区必须直接向我处汇报工作。接受我部的命令！”
郑卫国回答说：“我也不妨告诉你。这不可能。”又解释说：“原因有两个，第一，冀察战区还轮不到军统来指手画脚；第二，你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在军队工作过了。战区参谋处长位高权重。我得向三十多万弟兄负责。不能让你胡来！”
文强是什么人，在功德林关了二十多年也没低过头，坚决不肯写悔过书。还叫嚣道：“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zd是我表哥，朱d是我上级，周el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飙是我部下，刘绍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如果说我错了，那也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样的人哪里是三言两语能说服的？听郑卫国这么直白地回绝，文强是又羞又恼，竟然一把推开椅子，直接摔门而去，就连张文白副总司令和康泽主任在后面连声叫唤也没搭理。
张文白恼火了一阵，又不得不圆场道：“总座，您别生气！明天我让念观（文强的字）亲自来向您赔罪！”
郑卫国笑道：“我生什么气？你回去告诉文念观，以后的军事会议他就不用来了！”又问道：“参谋处副处长蔡文治到了吗？”
蔡文治唰得一声站了起来，双正靠拢，立正道：“卑职在！”
这位副处长字定武，是常凯申布下的另一枚棋子，同时也是**中少有的人才。他是湖北黄冈人，林飙的老乡，出身于一个书宦世家。祖父为清末举人，所以家里颇富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
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蔡文治到鄂军夏斗寅（就是发动马日事变的那个家伙）部任文书，后奉派陪夏公子读书远赴东瀛，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学没多久，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东北，乃愤而回国。国民政府为优待这批归国学生，特批可以不经考试，直接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后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先后任初、中级军官。
1935年，蔡文治由十三师选送，进入由由常凯申兼任校长的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7年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越级选任大本营（后改称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上校科长。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岗位。虽官职不高，但是身在中枢，经常有机会出席那些由常凯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在几次会议中，因其见解独到，说理分明为常凯申所注意，并破格提升他为少将科长，后又升任处长。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做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常凯申重视，因而成为黄埔同学中崭露头角的人物。
更为难得的是蔡文治还是那种“学习型”的将领。这一类人开始可能限于所受教育以及眼界等原因，才能一般，不算太引人瞩目，但随着不断地自我学习和提升，其能力和水平还会继续上涨，后劲十足。
历史上蔡文治就自学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当时的中美关系协调和高层军事交流中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为常凯申所宠信。1943年，美、中、英三大国在开罗召开会议，蔡文治就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与会。后又带职进入美国参谋大学受训一年，结业后调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三处处长，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后经美方推荐。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看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
不过这样的实干型将领在裙带关系复杂的**是很施展自身才华的，哪怕有最高领袖赏识也没用。所谓亲贤而不能用，远的有卫立煌，近的就是这位蔡文治了。他最后因为与汤恩伯就守上海和守长江之战略问题发生严重争吵，愤而离职，避居香港。
蔡文治当时说的一番话，很能体现当时**内部一些真正有才华将领的悲哀。他说：“我判断共军行动无一不准确，可是指挥作战的人毫不采纳。那我这个幕僚还有什么当头？作为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愧对祖宗。愧对总理、总裁！这个军人我不再当了！”
郑卫国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牛b的人物。只是觉得此人不凡，就命令道：“蔡副处长，文处长因为自身原因不能视事，我现在命令你担任参谋处代理处长。等下散会后就去找周参谋长报到！”
蔡文治大吃一惊。小心翼翼地说：“总座。您是说由属下代理处长？”
郑卫国点头道：“正是。定武，你有没有信心？”
蔡文治忙立正道：“总座若对属下有信心，属下也有信心完成好本职工作。”
郑卫国心知他是在委婉地向自己要权。笑道：“想得到我的信任光靠耍嘴皮子可不行，我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来适应。干得好，我亲自向委座申请给你扶正。干不好，你就自己滚蛋，我这里养不起那么闲人！”
蔡文治心中暗喜，忙大声道：“是，总座！”
郑卫国摆手说：“嗯，坐吧！诸位，已经耽搁很长时间了，我们继续开会。参谋长，请你接着讲，其他人若有什么事稍后再谈！”
周参谋长咳嗽一声，又接着讲道：“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日军在近一个月内的时间里虽然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补充的兵力并不多，主要是将骑兵第四旅团从河南调回了绥远，同时新组建了第1、第9、第10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看起来似乎增加了不少部队，但原骑兵第一旅团几乎全军覆灭，曾参与围攻冀中三分区的关东军第9师团又已归建。其整体实力可以说与战前相差无几。”
张文白眉头微皱，问道：“参谋长，这么说华北日军在近期不会有大动作？”又看了郑卫国一眼，心想你白天不是说情况不妙吗？
周参谋长摇头说：“一个月之内或许不会，但种种迹象却让人感到非常忧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长期化，要塞化，现代化。”
“长期化很好理解，日军以前只追求军事胜利不重视管理，但现在却大肆组建守备部队，并利用宪兵、伪警察、伪警备队加强沦陷区的统治。一些地方的秩序甚至比战前还要好，经济形势也开始好转。这意味着日军的殖民统治已经基本成形，华北有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的危险。所以长期化也可以称作殖民化。”
“要塞化主要集中在四大区域，最先是冀东地区开始的，随着一批批钢筋水泥工事和大量火炮、机枪的入驻，目前冀东的形势已经急剧恶化。”
“然后就是冀中、绥远和中条山外围，如果说冀东的工事还只能称为‘水泥墩子’，那后面这三大区域内修筑的就是真正的要塞了。日军不仅修筑了极为坚固的碉堡群，还将240毫米重榴弹炮与105毫米加农炮搬了进去。其中绥远与外蒙的边界上甚至还放置了口径、威力更为惊人的海军退役重炮。”
“第三个方面是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日军的装备，特别是交通工具上。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第10师团、第26师团以及正在重建的骑兵集团。其中第10师团新添了两百多辆1.5吨的卡车，加上原有车辆和方面军直辖兵站部几乎可以将上万人的部队投送到任何一个地点。第26师团干脆是全摩托化了，日军内部称其为机动师团。”
“更让人担心的是，重建中的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竟然没有马！”
第四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缪澄流听得有些入神，忍不住插嘴道：“没有马？难道是因为马匹不够，都改成步兵了？”
周参谋长无奈地笑道：“改成步兵有什么好怕的，华北二三十个师旅团，也不多这一个！”
缪副总司令讪讪地说：“哪是什么缘故？”
周参谋长叹了一口气说：“唉，小鬼子把战马全换成战车了！”
“啊！”众人都惊呼一声，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在座的高级将领都是见识过铁甲战车的威力的，可是整个师团都换成战车还是闻所未闻。
张文白疑惑道：“小鬼子哪来这么多战车？”
周参谋长解释说：“都是从东北调过来的，目前已经有一个战车联队了，后续的坦克、装甲车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往绥远。照这样下去，最多半年就能满编。”
“更为可怕的还在物资调度上，日军明明具备了反击能力，却还在不停地准备着。如果任由日军这样疯狂地储备物资，到时候必然是雷霆一击！”
众人一听，脸色都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张文白问道：“那参谋部的意思是？”
周参谋长建议道：“我们推演了一下，一致认为不能等日军部署完成。而是要抢先动手，打乱敌人的部署！”
张文白满意地点了点头，欣慰地说：“嗯，这个思路与我和总座不谋而合。原则上我是支持的，只是你们打算具体以何处为突破口，来打破这个僵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