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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西河见朱骥黯然神伤，便起身告辞，又顺便问及杨埙失踪的案子。朱骥摇头道：“跟琼娘失踪案一样，完全没有头绪。”
源西河便劝慰了几句，抬脚欲行时，忽转身问道：“朱指挥可认识杨国忠这个人？”
朱骥先是一怔，随即点头道：“当然认得。他就是……”忽扬声叫道：“来人，将源西河拿下了。”
百户袁彬闻声率领校尉进来，听长官下令擒拿衍圣公大弟子，颇为惊异。
源西河倒保持了名门子弟的风度，毫不惊慌，问道：“朱指挥为何拿我？”
朱骥道：“是不是你捉了杨埙，他是不是还活着？人在哪里？还有杨铭和琼娘，也都是你下的手，对不对？”
源西河神色渐渐严肃起来，皱眉问道：“这话从何说起？”
朱骥道：“那日杨铭去找杨埙，因杨埙醉酒，未及深入交谈，当晚杨铭即遇害。后几日，杨埙去找太监李发，之后便莫名失踪。这两起案子都跟你源西河有关。前一起你人就在场。后一起杨埙找的虽是李发，但李发曾受命监视国丈府，你居住的衍圣公府就在孙府对面，李发一定看到了你的什么秘事，将之告诉了杨埙。杨埙素来极赞赏你的仪表风度，大概不能相信你竟是个龌龊伪君子，所以当面去找你对质，结果反而被你加害。”
源西河双手一摊，道：“我是衍圣公大弟子，要名有名，要利有利，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杀人行凶，总该有个动机。”朱骥道：“因为你是日本人。”
杨铭因意外发现蒯玉珠的重大线索，急找杨埙商议，蒙古人穆沙及内应两方均没有动手，杨铭却在关键时刻被灭口，真凶势必是跟蒯玉珠一案有相关利益的人。再联想之前日本人紫苏冒充绑架了蒯玉珠的歹人，试图渔翁得利，后又想出价买下蒙古人手中的蒯玉珠作为人质，就不难猜到日本人便是这利益相关方了。
这些是朱骥早已想通的问题，他只是弄不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与蒙古人联络上的。之所以立即怀疑到源西河身上，除了那句关键的“杨国忠”外，还因为对方在杨铭被杀之前，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且其证词有矛盾之处——
按照源西河的说法，杨铭本来要设法弄醒醉酒的杨埙，却因为临时看到了什么人而迅疾离去。如此，对方一定是涉及案情的人物，杨铭才会抛下杨埙离开。他既是跟踪，应该相当警觉，又是武艺不凡的武官，就算被杀，也要经过一番搏斗，如何会被人从背后轻而易举地举刀制住，再被凶手从前面一刀杀死呢？
既然证词有疑点，那么源西河其人就相当可疑了。但正如他所言，杀人要有动机，他杀杨铭的唯一动机，只能是他是日本人。而数年前闯入兵部官署盗取文书的男女贼人被通缉多年，始终未曾擒获，多半便是藏身在衍圣公府中，亦能从旁佐证这一点。
除此之外，还有郭信手下林海被杀一案。郭信设下杀人嫁祸之计对付杨埙时，正好被路过的源西河撞见。朱公子发现后，不知源西河看到了多少，遂命林海去追杀源氏灭口。源西河一路狂奔，自称直接逃回了衍圣公府。真正的经过应该是：林海在途中即被源西河制住，带入衍圣公府，交由手下拷问，想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又在图谋什么事。后来林海被杀，源西河不愿意被尸体玷污，遂命手下也就是那对武功高强的男女贼人弃尸，结果被巡城御史邢宥发现。恶战一场后，二人竟仗恃武功精绝再度逃逸。
源西河是唯一能将林海和男女贼人联系起来的人，男女贼人既是日本人，他也必是日本人无疑了。之前诸人因他衍圣公弟子身份，从未起过疑心。而今朱骥被“杨国忠”一语警醒，立即想到源氏实有太多可疑之处。
当日杨铭被杀，大致情形应该是——杨埙因伤痛国丈孙忠过世，邀请源西河对饮，喝得酩酊大醉。刚好杨铭发现了关于蒙古内应金英的线索，当时朱骥已中毒昏迷，杨铭便赶来找杨埙商议。发现杨埙喝醉后，便要设法弄醒他。
源西河既是日本人，是蒯玉珠一案的最早知情者，亦相当关注，甚至还派了手下紫苏诓骗朱骥，妄称蒯玉珠在其手中。他见到杨铭匆忙来找杨埙，大概猜到多半是有了与蒯玉珠案有关的线索，便假意提出先带杨埙回衍圣公府醒酒。因为衍圣公府就在附近，源西河又是身份显赫之人，杨铭乐得从其便，与他一道将杨埙扶来衍圣公府。然进门不久，杨铭便被人从后制住。他虽是武官，哪里想得到圣地竟会藏污纳垢，另有玄机？竟来不及反抗，便遭了毒手。
源西河杀死杨铭，当然是为了不令官府找到蒯玉珠，隐有讨好蒙古人之意，因为他也想得到蒯玉珠作人质。况且，在险情环生的京师，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而杨埙在客栈昏睡了一日两夜才醒，多半是因为被人暗中下了药。源西河亦忌惮其人精明，有意令其多昏睡一日，好为己方赢得更多的时间。
至于日本人能与蒙古人联络上，大概也是因为源西河多有机会与杨埙在一起，无意中从他口中听到了什么，或是干脆暗中派人监视跟踪了杨埙。但杨埙只知穆沙等人藏身在二条胡同一带，源西河能设法寻到具体位置，也算十分有本领。
主谋即是源西河的话，蒋琼琼的失踪便完全顺理成章了。她与源氏亲近，偶尔知悉了他的一些秘密，尤其涉及朱骥等身边人时，便忍不住挺身相告。却不想朱骥中毒昏迷，她未能见到本人，即被源西河捉住。源西河既然爱她，大概也不会猝然下手害她。然蒋氏外柔内刚，不会轻易屈服。源西河见二人再无希望，便干脆杀了她灭口。
源西河听了朱骥指控，连连摇头道：“荒谬！荒谬！”朱骥便命道：“搜搜他身上。”
校尉往源西河身上摸索一番，搜出一柄扇子来。朱骥展开一看，那扇子上题着一首小令《春思》：“澄湖如镜，浓桃如锦。心惊俗客相邀，故倚绣帏称病。一心心待君，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得随君半日桃花下，强如过一生。”立时认出这是蒋琼琼的笔迹，道：“这是琼娘的扇子。她……她人在哪里？”源西河不答。
朱骥只觉得胸中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命道：“来人，点一队人马，包围衍圣公府，细细搜查每一处角落，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找到杨埙和蒋琼琼下落。”
袁彬与校尉不由得面面相觑。朱骥怒道：“怎么了？”袁彬小心翼翼地答道：“朱指挥，那可是衍圣公府。”
朱骥指着源西河道：“这个人是日本人的间谍，隐伏在本朝多年，利用衍圣公弟子的身份，图谋不轨。就算皇帝知道后怪罪，一切由我一人承担。速去叫人包围衍圣公府，不要让一个人走脱。”
袁彬应了一声，急忙带人去办事。
当日，锦衣卫大队人马包围了东安门外的衍圣公府，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出人意料的是，锦衣卫入府搜查时遭遇了被兵部通缉多年的男女贼人。一时间，衍圣公府中血肉横飞。男女贼人武功了得，杀死杀伤十余名锦衣卫。然锦衣卫人多势众，最终以弩箭射伤二人，将二人围困在庭院一角。二人见无力逃脱，便调转刀头，自刺胸腹而死，情状甚为惨烈。
锦衣卫百户袁彬带人细细搜索，在后花园发现有新挖的痕迹，命人掘开，赫然是蒋琼琼的尸体。然来回翻查，始终没有找到杨埙的踪迹，当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朱骥听说后，亲自带人再去衍圣公府寻找，折腾了几天，仍是一无所获。朱骥认定杨埙失踪跟日本人有关，便再度提审源西河，直接询问他如何处置了杨埙。
源西河听说手下二人已自杀而死，颇为黯然，又对朱骥称呼以“贼人”极为不满，道：“他二人也有名字，兄长叫明镜，妹妹叫紫苏。”
朱骥道：“被你们杀死的杨铭等人，还有今日死在明镜、紫苏手下的校尉，也都是有名字的，曾是活生生的人。”
源西河沉默许久，才道：“事已至今，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朱指挥肯据实回答我，我就招承所有罪名。”
朱骥道：“什么问题？”源西河道：“当日我来锦衣卫官署，朱指挥本没有任何头绪，如何会突然怀疑到我头上？”
朱骥道：“因为你不该在离开时多问了一句杨国忠是谁。”
这“杨国忠”，当然不是指唐玄宗执政时靠堂妹杨贵妃显贵的宰相杨国忠，而是杨埙戏言要为爱子取的名字。杨国忠祸国殃民，后世姓杨者耻于与其同名，绝不会用国忠当名字，就跟秦姓者因南宋奸相秦桧耻于姓秦[10]一样，杨埙当然不是真的要给儿子取名叫杨国忠，只不过是跟妻子开个玩笑。而这件事，全京城只有杨埙和朱骥二人知道。源西河乍然问起杨国忠是谁，朱骥便立即将他与杨埙失踪联系了起来——
一定是杨埙知道有危险，且无法逃脱，故意以言语引诱源西河，期待他将来一时好奇，会向朱骥打听杨国忠是谁，朱骥自会听懂这一“暗号”。
而事实果亦如此，如果不是源西河多问了一句，他早已离开京师，亦决计不会有人怀疑这位衍圣公大弟子竟跟多起凶案有关。
源西河听完解释，这才明白究竟，对杨埙才智更是衷心叹服，道：“杨匠官不仅手巧，心思更妙。”
朱骥问道：“他人在哪里？如果你已经杀了他，尸首埋在哪里？”源西河摇头道：“我再无话说。”
朱骥再三喝问，源西河却闭口不言。源西河是日本人，既姓源，多半是镰仓幕府源氏后人，还顶着衍圣公弟子的头衔，明景帝已特意派人交代锦衣卫，要予以善待，朱骥也不便动刑拷问，只好就此作罢。
源西河被押解出堂时，忽转头道：“是我杀了琼琼，至于缘由，朱指挥猜也猜得到，我不想再多说。事实上，琼琼是因为你朱指挥而死。而且我派人下毒害你，并不是要拿你当筹码。我在京多年，深知于少保为人，绝不会为了保住亲人性命而牺牲国家利益。”
朱骥很是不解，问道：“那么你为何还要命人以淬毒袖箭害我，难道我曾得罪过你？”
源西河道：“不是。”长叹一声，道：“这是我心中一个结，不吐不快。朱指挥，我实话告诉你，我下毒害你，不是打算拿你来交换郑和宝图，而是因为琼琼心中还有你。”语言渐渐低沉了下去，又回忆起当日情形来：“我不是有意杀她。当日琼琼在大门外听到我和明镜对话，所幸我及时发现，将她拉了进来。她说她早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只是想不到我会对朱指挥下手，求我拿解药救你。我自然不肯，她便高声呼救。我情急之下，扼住了她的咽喉，想不到用力过猛，竟让她窒息而死。我……我亲手杀了最爱的女子，亦因此而饱受折磨。”
朱骥道：“你真爱琼娘的话，又怎会下重手？”顿了顿，道：“那么你后来拿出解药救我，也是因为心中内疚吗？”
源西河道：“不，你的解药是杨埙用性命换来的。”
朱骥一怔，料想就算开口询问，对方也不会交代具体经过，怒道：“你杀了我手下杨铭，又害死我两个最好的朋友，我……”
源西河轻蔑地道：“朱指挥又能怎样？你们那位皇帝对内声色俱厉，对外软弱可欺，我是日本人，你实不能拿我怎样。”冷笑一声，昂然去了。
朱骥愣了半晌，竟无力反驳源西河示威性的言语，只颓然跌坐在交椅中。等到堂中无人的时候，泪水终于潸然滑落。
这一日，有客来武清侯石亨府上拜访神算仝寅。仝寅迎出来一看，竟是锦衣卫指挥朱骥，一时颇为惊异。
朱骥道：“怎么，仝先生算不到我要来吗？”仝寅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么什么都能算到？不过我倒是大致能猜到朱指挥的来意。恕我不能透露惜儿的下落，这是我答应过她的事。”
朱骥摇头道：“不，我不是为惜儿而来。”踌躇许久，才讪讪道：“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唐，我知道杨埙已经死了，但一日不找到他的尸首，我就不能安心，总觉得他有可能还活着。”
仝寅道：“这一点，我可以直接告诉朱指挥，我也为杨埙掐算过，他应该没有死。”
朱骥大喜过望，忙问道：“当真？”仝寅道：“信则有，不信则无。”
朱骥道：“那杨埙人去了哪里？”仝寅道：“这个嘛，我也不知道。朱指挥如此关心朋友下落，何不去问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朱骥摇头道：“源西河不肯说。而且因为他的身份特殊，皇帝已下诏释放他回国，不究前罪，他应该已经离开京师了。”
仝寅道：“你二人命运相系，一定会再见面的。”
朱骥一怔，问道：“仝先生说的是说我和杨埙，还是指源西河？”
仝寅却恍若未闻，起身往内堂去了。
朱骥怅然许久，始终不见仝寅再出来，只得怏怏离开。他翻身上马后，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官署，只信步走着，竟不知不觉来到城外蒋琼琼墓地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新坟茔前跪伏着一人，正是源西河。
朱骥先是一惊，随即满腔怒火，赶过去质问道：“你竟然还有脸来这里？”
源西河勉力抬起头来，招呼道：“朱指挥，你也来看琼琼了。”
朱骥一眼瞥见几丝黑血正从源氏嘴角、鼻孔、眼角沁出，大为骇异，忙上前扶住，问道：“你是中了毒吗？是谁下的手？”
源西河摇头道：“没人对我下毒，是我自己想留下来，跟琼琼在一起。”昔日白皙俊朗的脸庞虽因痛楚而扭曲得变了形，却仍然流露出凄凉的悲意来。又叹道：“我生在中国，长在山东，如果我不姓源，如果我不是日本人，只是衍圣公的弟子，该有多好。”
朱骥见他气息渐弱，慢慢软倒，忙问道：“你告诉我，杨埙人在哪里？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源西河断断续续地道：“这里……这里就是终点……”
朱骥见他命在旦夕，忙从怀里掏出扇子递过去，道：“这是之前在你身上搜出的琼娘的扇子，我现下还给你。我只要你告诉我，杨埙是不是还活着？”
源西河不答，只展开扇子，道：“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可惜……”头一歪，就此死去。
朱骥慢慢站起身来，凝视着源西河狰狞扭曲的面孔，心绪万端，滋味复杂。
满地残阳，乱碧萋萋。伤怀念远，黯然情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明景帝朱祁钰对外只求息事宁人，未追究日本人图谋郑和宝图一事。甚至连源西河真正身份也未告知山东孔氏，称其因伤感恩师身故而骤逝，仍将他以衍圣公弟子身份下葬，以掩人耳目。
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过世后，因其独生爱子孔承庆早逝，便由孔承庆之子孔宏绪继袭衍圣公之位。孔宏绪年纪虽小，天资秀异，聪明异常，于凡书典，过目成诵，所作诗文清新可观，字画端楷。
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十岁的孔宏绪以第六十代衍圣公[11]身份入朝道贺。朱祁镇爱其进止有仪、应对得体，“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君臣极为欢悦。又因衍圣公府曾发生命案，便借口更换大第，专门为孔宏绪在皇城西太仆寺街造了一座新衍圣公府，规模更胜旧第。
京师接连发生蒙古、日本图谋不轨的重大事件，明景帝朱祁钰不知内幕，或许根本不关心真相到底如何，只终日沉溺于后宫嫔妃的温柔乡中。在李惜儿被赶出皇宫后，明景帝又纳妃唐氏，十分宠爱。而皇帝求子心切最直接的结果是纵欲过度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老天爷始终不肯再赏给朱祁钰一个儿子。景泰七年（1456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朱祁钰连受打击，加上酒色太过伤身，他的身子很快垮了下去，连行路都困难了。
到了这时候，朱祁钰不得不开始考虑立太子的问题，以作后备。前太子沂王朱见深肯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朱见深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如果重新当上太子，朱祁镇的势力势必重燃。而朱祁钰是如何对待兄长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还能指望兄长的儿子善待他身后之事吗？反复思虑之下，襄王朱瞻墡进入了明景帝的眼帘。
对于襄王朱瞻墡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考虑立为皇嗣。明景帝考虑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为襄王朱瞻墡为外藩，如果继位，势必感激他，起码身后事是有保障了。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难处。召襄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孙太后手中，孙太后怎么可能放着孙子沂王朱见深不立，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
种种顾虑中，事情便拖下来了。明景帝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子嗣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位处理政事极为幼稚的皇帝，丝毫没有料到一场惊天阴谋将要来临。
转眼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明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几日不能临朝。群臣到左顺门问安。宦官兴安走出来，愤而指责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群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众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认为兴安之语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们商议立储之事。御史萧维祯等人提议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大学士萧镃认为沂王既退，不便再立，应该另选贤良。群臣意见不一，鉴于御史钟同的前车之鉴，没有人敢轻易上奏提重立沂王为储，于是拟定以“早建元良”请。
正月十四，群臣将奏疏递了上去，明景帝没有同意。且下发谕令道：“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表示皇帝将于正月十七临朝。
按照明朝惯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礼，大祀天地。群臣都认为这是明景帝身体好转的标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议。
然而，深宫中的明景帝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原本计划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宫，正月十七临朝，哪知道刚刚站起身，就头昏眼花，摇摇欲坠。朱祁钰叹息了半天，最终决定放弃计划，选派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
按理来说，代为祭祀的大臣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应该从内阁或者六部中选取，但明景帝生怕自己的病情动摇人心，便决定选一位武将。于是，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历史就因为这一意外而改写，不日，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即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明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武清侯石亨、大宦官曹吉祥、靖远伯王骥、京营都督张軏、礼部左侍郎杨善，以及都御史徐有贞。其中，徐有贞是主谋首脑人物。
石亨，渭南[12]人。出身军人世家，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正统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参将，辅佐朱冕守大同。也先进犯大同时，明军兵败，石亨单骑奔还，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分。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书尚书于谦认为石亨熟知兵事，力荐他掌管五军大营。石亨不负所望，立下大功，被封为武清侯。
由一个戴罪的败军之将，瞬间加官进爵，石亨难免受宠若惊。在他内心深处，相当感激于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达感谢，石亨特意上书，请求明景帝加封于谦之子于冕官职。
石亨当然知道于谦当初大胆起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军情，在公不在私，但他仍然不大了解于谦为人。于谦听说石亨举荐于冕后，一点也不领情，大声道：“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
于谦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石亨的好意，还当众指责他徇私。石亨十分难堪，又愧又恨。原先的一腔感恩戴德之心，立即化作了怨恨，发誓有朝一日要报复。
明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宠有加，恩遇甚至超过了于谦。可笑的是，明景帝病重时，为挑选大臣代行祭祀大礼而费尽心机。皇帝反复权衡后，没有选择于谦，而是选择了石亨。而刚好是这个石亨，看见明景帝病重难起后起了异心，密谋拥立明英宗复辟，以立不世功勋。
大宦官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永平滦州[13]人。早年曾依附于权倾当朝的大宦官王振，颇得明英宗宠信，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明景帝即位后，王振同党马顺、毛贵等人均被杀死。曹吉祥却因长年在外监军而逃过了一劫，并很快调回京师，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后虽一度因出身于老太监阮浪门下而间接卷入金刀案，但他却棋高一着，抢先贿赂了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又通过武清侯石亨居中向明景帝说项，由此未多受牵连，仅到锦衣卫官署转了一圈儿便被释放，且恩宠不衰。
王骥靠战功起家，封靖远伯，在明英宗一朝战功显赫，在明景帝一朝亦备受信任，负责看守囚禁太上皇的南内。
张軏是英国公张辅的幼弟，征苗时因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心中深恨于谦。明景帝时任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是京师中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杨善，即完全靠自己的家当、口才迎回太上皇的礼部左侍郎。他自认为立有不世之功，却为明景帝所压抑，而今景帝病危，又无子嗣，理所当然想要将全部赌注下在南宫的明英宗身上。
徐有贞，即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等人严正驳斥的徐珵。之后，徐珵名声大坏，屡为内外朝所讥笑，多年未得晋升。徐珵多次托门生杨宜出面，请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
因杨宜是于谦内姻，于谦碍于情面，便在明景帝面前提及此事。只是明景帝一听说是徐珵，便鄙夷地道：“徐珵虽有词华，然其存心奸邪，岂堪为祭酒？若从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坏了心术。”于谦无以应对，事情遂不了了之。
未能如愿的徐珵非常懊恼，非但不感激于谦，反而认为是对方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懊丧之余，徐珵转而奉承内阁大学士陈循。在陈循的建议下，他将名字改为徐有贞，之后果然顺利多了。
景泰三年（1452年），徐有贞任左佥部御史，到张秋治理黄河。当时，黄河在沙湾一段决口已有七年，难以治理。明英宗即位后，黄河屡次北决，威胁沙湾运道。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决口，往东北方向狂泻，直冲山东张秋，毁坏堤岸，淤塞运道。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运河便成为大明的枢纽干线，钱粮均通过河道运往北京，不容有丝毫闪失。黄河决口后，明廷紧张万分，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等人前去治理，但旋治旋决，均不见根本成效。
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黄河又冲决沙湾运道北岸，挟运河水东奔入海。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再次决开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
徐有贞到任后，即对河情水势进行实地勘查，“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亲自督率工程建设，从景泰四年（1453年）底兴工，至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竣工，“凡费木铁竹石累万数，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寸余日”，终将沙湾决口堵截，消除了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