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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河外，数万名衣着阑珊，面色疲惫，神态恐惧的帝国将士整齐的排列成了三道战线。
在他们身后，是年久失修的城墙，以及快被淤泥塞满了的护城河。
自从火炮成为战场上威力最大的武器之后，冷兵器时代的城墙以及护城河逐渐失去了防御价值。另外，上百年来，除了内战之外，帝国京城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侵略者的威胁。正是如此，帝国京城的城墙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修缮了，护城河更是缺乏管理，几乎快被淤泥填为平地。
在明军将士的对面，是数万名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
来自东北的后金大军！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对外战争，而是帝国的内战，是帝国占主体地位的汉族与占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内战。因为，早在太祖与太宗皇帝时期，东北地区就是帝国的领地，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了帝国的臣民。
可是，对大明帝国来说，这些少数民族的叛乱却对帝国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自从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满人叛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叛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帝国失去了太多的英杰，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
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高仪病逝之后，内阁中代表各地区势力的大臣就新任内阁首辅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党争”由此爆发。
从长远意义上看“党争”的结果是好的。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最原始的“党派”意识，并且出现了“共盟党”与“民业党”的前身，而这两个党派将是帝国今后最重要的两大党派。
可是，从短期效果上来看“党争”只会削弱帝国的实力。
包严重的是“党争”导致帝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从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到明历二百二十八年（公元1596年），短短六年之内，先后有二十八人出任帝国内阁首辅，其中最短的只在首辅位置上坐了十一天，最长的也不到半年。
虽然被严重削弱的皇室并没有借此生乱，但是政府频繁更迭，只会使帝国更加混乱。
可以说，这六年的时间，几乎毁掉了张居正与高仪两位首辅在十八年中创造出的所有成果。
当时，最严重的后果是，土地兼并出现了彻底失控的局面。
随着中原，江南，两广，以及四川等地区的大量耕地被资本家与开明地主大量兼并，可开发的肥沃土地越来越少，需要更多牧场，更多耕地的资本家把目光投向了帝国周边地区，以及那些还没有开发，或者没有完全开发的偏远地区。
其中，东北地区就吸引了资本家的贪婪目光。
在资本势力涌入之前，东北地区基本上处于原始的渔猎与农耕经济时代。一是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不太适合种植农作物。二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思想不开发，很难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三是交通不方便，运输成本巨大。
只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从明历二百一十九年（公元1587年），广东籍资本家黄爵新在辽阳建立第一个种植园开始，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东北地区的种植园与牧场的数量激增到了三百五十二个。
随着资本经济的扩张，所产生的必然是大量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原住民。
其中，大量出现的牧场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影响最为巨大。另外，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贪婪行径，比如通过垄断来压低物产的价格，也严重的激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比如，在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的时候，一张产自东北的貂皮能够卖到一两白银，或者换取一石大米。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的时候，同样一张貂皮只能卖到十钱，或者换取十斤大米。
结果可想而知。
在资本家圈地的时候，少数民族居民失去了牧场，失去了猎场，失去耕地。而资本家的垄断经营，更是让少数民族居民入不敷出，甚至难以果腹。
如果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也许后面的矛盾就不会爆发。
毕竟，在张居正与高仪执政期间，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两人都采取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且尽量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
问题是，动荡不安的帝国内阁政府根本无法约束不法商人的掠夺行为。
当然，帝国军事部门在东北地区采取的高压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努尔哈赤发动反叛之前，东北地区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叛乱。这些叛乱无一例外的被镇压了下去，组织叛乱的匪首，以及参加叛乱的匪众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连其族人都受到株连。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历二百三十九年（公元1607年）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期间的十年中，就有六万七千八百三十六名东北少数民族居民被以叛国罪处死。同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从一百八十三万锐减到了一百一十七万。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叛乱并不是偶然事件。
同样的，因为频繁的叛乱，所以努尔哈赤这支由满人组成的叛军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历史证明，努尔哈赤绝不是个普通角色。即便在发动叛乱七年之后，也就是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25年）的时候，他在宁远城外被平湃统帅袁崇焕指挥的明军炸伤，并且在回到咸宁堡之后不久就伤重而亡了，可是在叛乱的第二年，他就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胜利，重创明军，并且在随后几年之内，征服了附近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包括部分蒙古部落，聚集起了一支足以撼动大明帝国山河的强大军队。
正是如此，当时负责指挥平叛战争的袁崇焕主张以守代攻，通过建立军事要塞的方式，稳步向叛军腹地推进，并且压缩叛军的活动空间。
毕竟，东北地区气候严寒，且地形复杂，并不适合明军作战。
如果说努尔哈赤发动满人叛乱，并且联合了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的豪杰，那么他的儿子，也就是皇太极就是满人中最有远见，也是最有能力的军事家、政治家与谋略家。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成为叛军首领。
他一改满人以弓骑为主的战术，转为向明军学习，并且利用缴获的武器组建了第一支火器部队，从而大大提高了叛军的战斗力。
包重要的是，明历二百六十二年（公元1630年），皇太极一方面使离间计，诱使内阁首辅孙承宗解除平叛大将袁崇焕的军事职务，同时以蒙古骑兵为先导，先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要塞，兵锋直指帝国京师。
等到孙承宗意识到犯了大错误，并且重新任命袁崇焕为平叛统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在叛军抵达京师城外的时候，除了负责守备京师的五千禁军之外，只有刚刚到达的，来自重庆的“勤王”部队。
此时，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女将军登上了历史舞台。
她就是重庆总兵，帝国第七步兵团（当时的团，相当于现在的军团）统帅秦良玉。
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将士紧握着手里的钢枪，随着战线从中分开，一名身披明铠的将军跃马来到了战线前方。
见到头盔下那爬满皱纹，带着一丝愁容的面孔，坚守在战线上的官兵顿时精神了许多。
她就是秦良玉，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帝国女将军。
在她身后，是一队由约莫一百人的，清一色的女性军人。当然，比起已经五十六岁的秦良玉来说，她的随从年轻得多，也漂亮得多。
“兄弟们”秦良玉勒住了马“你们跟了我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么多年来，我们期盼与等待的就是今天。老娘把丑话说在前面，等下交战之时，谁敢后退半步，谁敢不听号令，老娘手里的大刀可认不得往日情谊！”
呜呜着响的寒风中，数万条汉子都挺起了脊梁。
对数万名血气方刚的男儿来说，如果死在一个娘们手里，而且还是因为临阵脱逃被一个娘们以军法处治，就算到了阴曹地府，都没有颜面去见阎王爷！
“另外，老娘也在此声明，谁要是奋勇杀敌，谁要是冲锋在前，老娘亏待不了他！”
听到这，有的将士露出了一丝笑容。
年轻的时候，秦良玉可是方圆百里内有名的大美女，只是现在她已是半老徐娘，还有魅力吗？
“当然，老娘现在人老珠黄，入不了各位兄弟的法眼，只不过”
说着，秦良玉朝身后的一百余名亲卫看了过去。
没有任何迟疑，一百多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卫兵纷纷脱掉了铠甲，撕掉了上衣，露出了丰满、坚挺、白嫩的胸脯。
一时之间，数万名将士都傻眼了。
在奔跑的马背上，那些白花花的胸脯剧烈颤动着，除了让数万名将士眼花缭乱之外，还让他们热血沸腾。
“兄弟们，都给老娘听好了！”秦良玉拔出了佩剑“消灭叛军之后，立功前一百名者，都有资格跟老娘的亲卫亲热一晚上！”
“杀”
“杀”
“杀”
顷刻间，明军阵营里杀声震天，原本还士气低落的将士个个都燃起了熊熊斗志。
不需要其他的鼓励，不需要其他的激励，那一百多对白嫩的胸脯就是数万名官兵最大的奖赏。
城墙上，白发飘洒的孙承宗，以及一脸酷色的袁崇焕也都暗暗吃惊。
当确定由第七步兵团出城迎战由皇太极亲自指挥的叛军时，不管是孙承宗，还是袁崇焕，都认为那几万名官兵凶多吉少。
可是现在看来，情况不会那么简单。
至少，秦良玉在鼓舞士气方面比任何一个爷们都做得出色！
随着秦良玉退回战线后方，战鼓雷响了，随着鼓点，数万名明军将士朝着叛军阵线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也许，皇太极怎么也想不到，挡住他胜利步伐，并且改变了历史的，竟然是一个女流！
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恶战从上午持续到傍晚，直到皇太极承受不了惨重的伤亡，率领余部退却时，才暂时结束。
当晚，秦良玉率一千五百精骑乘胜追击，杀入叛军营地。
混战中，近五千叛军被斩杀。另外，皇太极也死于战乱之中。
两日内，群龙无首的叛军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退出关外。帝国京师之围解除，秦良玉一战成名。
随后，在袁崇焕的指挥下，明军分三路出关，海陆并进，发动了镇压叛乱的大反攻。
到明历二百六十四年（公元1632年）底，最后一支叛军向明军投降。
持续了十九年之久的满人叛乱至此平定。
随后，为了稳固帝国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孙承宗一方面令袁崇焕在东北地区建立更多的要塞，一方面鼓励商人到东北地区投资兴业。
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利益，防止再次发生叛乱。
明历二百七十五年（公元1643年），帝国议政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少数民族自治法，确定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帝国又先后颁布了多项保护少数民族利益，限制商人投机倒把行为的法案。
到明历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的时候，帝国大部分偏远地区恢复了平静。
当然，满人叛乱并不是没有好处。
在历时十九年的战乱中，帝国逐渐认识到了大陆方向的重要性，并且逐步制订了“陆海并重”的基本国策。
从长远来看，这为帝国后来在大陆上的扩张涤讪了基础。
另外，少数民族动乱也给那些力推“三权分立”制度的政治家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明历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的时候，帝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