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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阅尽天下沧桑”的反潮流文章：毛泽东时代民众为何清贫？真实历史令人震惊。其据事辩理、条分缕析、义正辞严、气盛言宜，令人感佩。以下文字，印象深刻：
“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清贫，是很多右派抓住不放，攻击毛泽东的‘罩门’。茅于轼的3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将毛泽东时代的百姓说得水深火热；莫言笔下的毛泽东时代，更是‘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在老顽童五世的笔下，毛时代：穷人命运比任何时期都更悲惨！；等等。当一些事物被这些‘师长’及‘公众人物’阴暗和龌龊地进行反复谣传，自然会被人解读为那是不能直说的史实。而扭曲了历史，往往就扭曲了未来。而扭曲历史的要害，正是要扭曲未来。而要想追求未来，就必然要还原历史。”
文章认为，毛时代的穷，应当同解放前的更穷相比。是啊，许多人把那时中国的穷，与那时发达国家的富相比，却忽略了双方出发的基础没有可比性；许多人把那时中国的穷，与亚洲四小龙的富相比，却忽略了不同规模的经济体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哪可同日而语？中国有两弹一星，是世界五极之一，别人可以相提并论吗？
文章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这不能否认，但对死多少人的界定，直接涉及对事物性质的认定。汉奸和‘公知’说‘饿死三千多万人’，可这所谓‘铁证如山’，无论文字和图片的转载，均来自于香港大学荷兰籍历史系教授冯客写的那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书是台湾蒋经国基金会拿100多万美元雇佣冯客当‘刀笔’，此书从封面到所有内图，都是引用民国大饥荒的照片造假，所提供的数据都是主观臆测。”
文章具体分析了毛时代民生清贫的三大原因：一是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基础之上；二是建设新中国，一分钱要掰做八瓣儿花；三是新中国处在“准战争”环境，要用钱卫国。在具体分析基础上，他的判断是：“民生需要用钱，建设需要用钱，打仗需要用钱，国家又‘一穷二白’，在这样的情势下，毛泽东时代的民生，必须勒紧裤带，去艰苦创业！”
文章分析了毛时代民生清贫，但人民始终心甘情愿跟党走，奥秘在于：“毛泽东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建国后，毛泽东只做了两套衣服（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和访苏的礼服），买的一双圆头皮鞋一直穿到与世长辞。毛泽东除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平时穿的衣服经常补丁摞补丁，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毛泽东说：“老百姓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直到毛泽东逝世，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补丁达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
文章最后结论是：“要全面认识毛泽东时代的民生，就不能孤立地看，而应当全面地看，应当历史地看，应当辩证地看。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相比旧社会，那是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我们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状况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可这能简单归咎于毛泽东吗？毛泽东时代能解决人民吃饭，就已经是天大的奇迹！”
好文同欣赏，共鸣油然出，感慨而有此赋焉。
今富旧贫说父兄
奸人射影挽沙弓。
口多底薄分餐啬
爆弹飞星矗地雄。
束裤紧巴基础固
援朋慷慨亚非崇。
润之去远民犹记
简食补衣常比农。
（2016－07－19下午，于南通市德民花苑。）
注释：1。解题，诗为微信朋友圈荐读“阅尽天下沧桑”文章毛泽东时代民众为何清贫，真实历史令人震惊（原标题：毛泽东时代的清贫民生，把真实历史告诉孩子们），有感而作。2。首联，谓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的相对贫穷，成为我们党与“新自由主义者”以及国内外政治势力之间，就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还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反复辩难的重要领域。“奸人”句，化用“含沙射影”的成语掌故。3。颔联，承接首句，举二事解释毛时代为何民生清贫：一是人口多，底子薄，为保基本民生，实行票证制——分饭吃；二是在保吃饭基础上，为工业化打基础、为国防建骨架，要用大钱。爆弹飞星，两弹一星。4。颈联，承接首联，续举二事解释毛时代为何民生清贫：三是节衣缩食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四是尽己所能支援第三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树立了新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提升了东方大国的世界威望。（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把当时的世界强国称为“五极”：美国、苏联、中国、西欧、日本。）“援朋”句，指当时的援外工作，例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援柬抗美、支援阿尔巴尼亚、坦赞铁路、医疗队援非，等等。5。尾联，卒章显志，揭示毛时代民众之所以人穷志高、苦中得乐，物短心齐、食贫世安，就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与她的国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简食”句，谓毛泽东日常饮食只有四个菜，其中必有辣椒、苦瓜，最奢侈的是一碗红烧肉，睡衣上补丁摞补丁多达几十个，三年困难时期带头不吃肉，正如抗美援朝带头送子参军上火线，工作人员有所劝说时，他总是说（大意）：“我的日子，比起农民，好得多啦！”
荣生按（平和地说理）：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数据怎么来的？是通过统计局正规渠道，还是通过座谈讨论、自报公议？是通过取点抽样、连估带猜，还是只凭道听途说、见风是雨？
1960年我实龄8岁。听在如皋县丁堰公社德武小学做老师的父亲云昆先生说过：学校所在的第5生产队，确实饿死1个人，名叫许焕亮，他的大儿子后来当小队会计。这个小队有20来户人家，大小口均计，有100来号人口。那么所谓“饿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是1 ％。德武村作为大队有16个小队。所有小队都有生浮肿病的，但不是每个小队都有饿死的人。我想，饿死人与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宗旨是冰炭不相容的。它的发生是不期然而然的。它的演化过程，大概是这样：
1958年是特大丰收年，从上到下都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1959年以后的事就是向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军。于是，大办工业的浪潮掀起来了。办工业需要人，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当了工人。一方面是农业劳动力减少，一方面是商品粮供应需求增大。1958年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由于思想过于乐观，对困难估计严重不足，放开肚皮吃饭的结果，导致吃了过头粮——寅吃卯粮。要命的是，正当工人需粮、农民需粮，需要粮食大量增产的时候，不期而至的水旱灾害，导致1959年歉收，1960－1961年减产，国库里粮食总储备严重不足。而当时新中国正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严密封锁禁运之中，不可能从国际市场调剂粮食缺口。国库粮食要首先保障城市居民基本供应，农民的粮食需求就无力充分保障了。于是，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普遍发生了。国家为了防止非正常死亡，对一般缺粮人群采取配给薯干杂粮办法予以救济，对浮肿人员采取特殊政策，登记名单，增供粮油，以大队为单位集中供养。1962年初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国家下决心砍掉一大批工业和科技项目，下放一大批吃商品粮的人口重返农业。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随着1962年农业丰收，困难时期宣告结束。
关于自然灾害的威力，可以看我国今夏如何各方动员、全力以赴，抗击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就能逆推半个世纪以前，那时党和国家遭受了多么大的压力，人民遭遇了多么大的苦难。须知那时的基础设施和抗灾能力，同今天的高科技、大实力比较起来，无异于一个贫弱的乞丐与一个富强的国王比宝呀！
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没有考虑到农业是露天工厂，靠天吃饭是农业的基本特征，人事的参与作用和影响作用，要小于天时地利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典型例证：焦裕禄所在的河南兰考县，人事的努力尽职应该没有问题，粮食歉产的基本和主要的原因是黄河故道遗留的沙丘为害；后来通过广植泡桐治住了沙害，粮食的产量随之逐年上升。公正的结论，也许应当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这七分天灾，就是自然灾害。这三分人祸，就是共产风（放开肚皮吃食堂）、浮夸风（照浮报的产量缴公粮，实际留下的口粮就不够吃了）、瞎指挥（“深翻一尺五，粮食好打鼓”非理性的人力，对农业增产起了负面效果）。
假如有人静得下心情，耐得住寂寞，坐到档案馆里，完整翻阅一个地区1959－1962年的全部农业档案，解剖一个典型麻雀，应该能写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献来。可是，在浮躁的学术空气里，在拜金的社会语境里，有谁来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傻子工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