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_分卷阅读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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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开明的君主。君主的个人魅力和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个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此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如三国)和雄主时期(如汉武帝),承平之世却只能靠制度。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年代州府数县数乡数户数口数出处

    武德年间200余万《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年间不满300万《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十三年大簿3581,551《初学记》卷8,《总叙州郡》

    永徽元年3,800,000《资治通鉴》卷199,《通典》卷84

    神龙元年记账6,156,14137,140,000《资治通鉴》卷208,《唐会要》卷84

    开元十四年记账7,069,56541,419,712《资治通鉴》卷213,《唐会要》卷84

    开元二十年户部计7,861,23645,431,265《旧唐书》卷8,《资治通鉴》卷213

    开元二十二年记账3158,018,71046,285,161《唐六典》卷3

    开元二十八年记账3281,5738,412,87148,143,609《资治通鉴》卷214,《新唐书》卷37

    天宝元年记账3621,52816,8298,525,76348,909,800《旧唐书》卷9

    天宝元年8,348,39545,311,272《册府元龟》卷486,《通典》卷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在国内厉行节约,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唐的经济和人口逐步增长。

    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得重新评价贞观之治。

    事实上,贞观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炀帝,早就人头落地;如果太宗身边都是封德彝,也难免重蹈覆辙。玄武门之变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却又暗中充当李建成的鹰犬。这事直到他死后才暴露出来,让唐太宗大吃一惊。[43]

    人,又怎么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贞观初年,他确实谦虚谨慎。到了中期,就开始骄傲自满。就连他表扬和推崇魏徵,也未尝没有自鸣得意的成分。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将佩刀赐给魏徵,然后又问了一句话:朕这些年的政务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啊?

    显然,他是想听到吹捧。[44]

    魏徵却说: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说:怎么会呢?

    魏徵回答:贞观初年,陛下唯恐听不到忠言,总是千方百计地引导,兴高采烈地听从。现在虽然也能听取意见,却总是勉勉强强,面有难色,当然比不上从前了。

    唐太宗怅然若失:人真是难得自知之明啊![45]

    难怪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会这么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镜子了。[46]

    但,这样的镜子,岂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还是制度。

    事实上,隋唐正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代。这一创新始于开皇年间,成于贞观之治,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丰富内容,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现在则不妨先做小结:壮丽辉煌的隋唐,是许多人共同缔造的。隋炀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汉,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们一起创造了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华史其实是从唐宋开始的。因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不是春秋战国,也不是秦汉魏晋,更不是五胡十六国,而是唐宋元明清。这五个朝代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整体感,浑然一体到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1]

    那么,这种整体感又从何而来?

    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

    科举和三省六部,都是隋唐的制度创新,也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大体上说,三省六部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科举则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其中,科举制和六部制一直延续到晚清,持续时间占据了中华帝国史的六成以上。唐宋元明清之所以一气呵成,就因为有这两条线索贯穿始终。

    显然,这里面必有奥秘。

    奥秘在国家的性质。

    从传说中的启废禅让开始,我们民族就告别史前进入了国家时代。以二里头遗址为考古学证据,这个时代至今三千七百年。三千七百年的国家史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并天下之前是邦国时代,秦并天下之后、辛亥革命之前是帝国时代,之后是共和国(republic)时代。

    时代不同,政治和制度也不同。

    在邦国时代,国家是封建制,政治是贵族制。名义上得到上天授权的天子将天下分封给诸侯,是为国(邦国);诸侯再将邦国分封给大夫,是为家(采邑)。诸侯对邦国,大夫对采邑,都享有独立的治权,是为封建。[2]

    天子作为天下共主,诸侯作为邦国国君,大夫作为采邑家君,爵位和权力全都在家族内部世袭,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子弟则成为士。他们共同构成一个阶级,是为贵族。

    贵族管理采邑叫齐家,治理邦国叫治国,维持国际秩序叫平天下。但,无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尽义务而非被雇用,因为家和国都是他们自己的。因此,他们并无俸禄和薪酬,有可能腐化,不可能腐败,是为贵族政治。[3]

    邦国,是贵族的时代。

    贵族的时代也有四个阶段: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战国是士的时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贵族阶级每下愈况,邦国制度也终将解体。没有哪种制度和政治会是永恒的,新的国家制度必然诞生。

    这就是帝国。

    帝国制度的特点是中央集权,普天之下的产权和治权都属于一个人、一个家族,即皇帝和皇族。皇帝之下,士农工商统统编入户籍,叫“编户齐民”。功臣勋贵和皇亲国戚虽然也封王封侯,但封国不再是领地,他们也没有治权。[4]

    因此,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理论上已不该存在,实际上也日趋消失。或者说,在帝国时代,权贵阶层是有的,贵族阶级是没有的,贵族政治当然也难以为继。

    取而代之的,又能是什么,该是什么?

    照理说是皇权政治,秦皇汉武他们也是这样想的。然而中华帝国的幅员是那样地辽阔,人口也如此地众多,完全实行“皇帝一人治天下”的人治,事实上并不可能。

    可能的是什么?

    官治。

    换句话说,官员治国,或官员代理。

    这里面略有差别。官员治国,就是皇帝高高在上只做元首,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所有的政务都交给官僚集团打理。这是儒家的理想。官员代理则是皇帝直接行使治权,官员充当代理人和执行人。这是法家的主张。

    毫无疑问,官员治国和官员代理是对立的统一。因为即便是由官僚集团来治理帝国,也只能在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下进行。同样,即便是皇帝一人独裁,中央政务也得由官员来处分,地方行政也得由官员去代理,皇帝无法包办一切。

    因此,帝国的政治,就可以说是官僚政治。

    当然,也可以说是皇权政治。

    贵族政治则只能下课,矛盾和腐败也应运而生。因为贵族治国齐家,其实是自己管自己,相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便有斗争,也是争夺承包权。包括后来诸侯发动兼并战争,大夫鲸吞国有资产,本质上都如此。

    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却从来就是责权利不清。比如天下和国家到底是谁的?就模棱两可。一方面,大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此矛盾,岂非产权不清?[5]

    权属不清,就责任不明,左右摇摆。结果,如果皇帝强势,就是皇权政治;皇帝弱势,就是官僚政治。

    同样,由于天高皇帝远,九五至尊对许多具体事务都鞭长莫及,这就给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广阔空间。再加上官员在帝国这家公司并无股份和分红,势必利用代理皇权的机会上下其手牟取私利,终致腐败不可遏止。

    这是帝国的胎毒。

    官僚制度多次变革,直接原因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以儒生为基本队伍的官僚集团,总是希望分得更多的权力。这不仅是利益驱动,更是理想使然。在他们看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君臣共治天下,建立文官政府行王道施仁政。贞观之治备受推崇,原因也就在这里。

    可惜历史上既有开明皇帝如唐宗宋祖,也有霸道如秦皇汉武和朱元璋。王道是从来就敌不过霸道的,皇权与官治之争也将贯穿始终,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更重要的,还是谁成为统治阶级。

    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这是最重要的历史分野。但,究竟哪一种地主阶级才最适合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却经过了漫长的实验和探索。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贵族地主阶级,时间在秦汉。这丝毫都不奇怪。毕竟,秦汉是第一帝国,刚刚从邦国时代过渡而来,贵族地主正好充当中介。因此西汉初年,便是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掌朝政,勋贵出身的列侯担任宰相竟成为惯例。

    这当然并不符合帝国的本性,于是有刘邦和吕后的兔死狗烹,以及武帝的多次夺权。实际上,汉武帝打破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贵族地主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遗憾的是,他们防得了功臣,躲不过外戚,掌握政权的还是贵族地主。

    不过,汉武帝毕竟独尊儒术了,读书做官也逐渐成为风气和共识,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即士族或士族地主阶级。这样一来,与皇家平分天下的,便由功臣集团和外戚集团变成了名门望族,并终于形成门阀政治。

    门阀是一种半官僚半贵族政治,真正的官僚则应该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不能与皇权相抗衡,因此他们不能出身高贵。也因此,寒门庶族,即庶族地主阶级才是合适的,门阀制度则不过承前启后。

    制度变革的背后,是历史的走向。

    现在,贵族地主和士族地主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唐宋元明清将是庶族地主的时代,隋唐则是转折的紧要关头。

    这就有了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即科举制,目的是确保庶族地主能够替代士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即三省六部制,目的是实现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和谐与平衡。

    如此创新,当然非同小可。

    那么,什么是三省六部?

    这种制度,又为什么能摆平皇权与官僚?

    三省六部

    简单地说,三省六部就是隋唐两代的中央政府。其中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则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职能部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个制度意义重大,其影响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现在我国中央政府的部门仍然叫部,日本的则仍然叫省。[6]

    那么,什么是省?

    省的本义是后宫。魏晋隋唐时期,王朝中枢建筑群的最前面(南端)是皇城,有太庙、社稷、官署、衙门。中部为宫城,是皇帝会见群臣之处。最后面(北端)为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的私密空间,非有特旨严禁入内,所以称为禁或禁中。西汉元帝时,为了避皇后之父的名讳,改禁为省,从此禁省通用,或称禁,或称省,或称禁中,或称省中。

    显然,省,原本不是政府。

    禁省成为政府机构,要拜汉武帝所赐。此人为了从宰相手里夺权,变官僚政治为皇权政治,发明了“一国两府”的政治体制:宫外以宰相为首组成“外朝”,宫内以大司马为魁组成“内朝”,内外共理朝政(详见《汉武的帝国》)。

    毫无疑问,这是两套班子。

    两套班子是早就有的。汉初,皇帝与宰相分工明确各得其所。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宰相所处为府(相府),机构为曹;皇帝所处为宫(皇宫),机构为尚,分别叫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很清楚,六尚基本上都是管生活的,与相府之十三曹并不矛盾。

    汉武帝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一方面,他从朝中选调能员担任尚书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任命大司马主持工作参与密谋(西汉叫“领尚书事”,东汉叫“录尚书事”)。结果自然是大司马和尚书的意见变成国策,尚书也由秘书班子变成决策班子,相府反倒由决策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

    一国两府由此诞生,尚书的地位也从此改变。

    不过,由大司马领导主持“尚书事”并不正规,领录尚书事也不是官衔,以人事代制度更非长远之计。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便干脆建立尚书台,也叫台阁。从此,尚书不再是宫廷秘书或临时事务,而是正式的国家机关。

    尚书事(事务)变成尚书台(机构)以后,一国两府就成了制度。但,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可怎么办公呢?也很简单:宰相保留官职,政务交给台阁。换句话说,三公的相府徒有其名形同虚设,尚书的台阁才是真正的枢机。

    因此,到曹魏黄初三年(222),尚书台便移出宫外,正儿八经地成为了中央政府。到西晋或刘宋,它又变成了尚书省。尚书台为什么能改名为尚书省?因为台和阁都是皇家建筑,只不过台在禁省之内,阁在宫城之中,所以台阁又叫台省。改台为省,不过是换了称呼而已。

    中书省的来历也差不多。

    汉武帝让尚书越权去管朝政,原来由尚书所做收发保管文件的工作,只好派给别人,这就是中书。但是,领导主持“尚书事”的大司马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之后,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皇帝又受不了。因此,汉宣帝刘询便效法他曾祖父武帝的办法,用中书去取代尚书,把大司马架空。

    这当然是担任大司马的外戚不能接受的。所以到成帝建始四年(前29),他们又把权力夺回尚书台。到曹魏时期,由于尚书台移到宫外,宫内不能没有秘书处,身边不能没有自己人,魏文帝曹丕便将秘书令改称为中书令,把官署设在宫中,叫“中书监”,晋以后叫“中书省”。

    结果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