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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爱吃红薯（北京叫白薯又叫地瓜），直到如今，每年秋后北京市场上有了红薯，常要买几斤回家吃，煮粥时切几块红薯放进去，能多喝两碗；蒸着吃，面面的，甜甜的，一口气能吃好几块；尤其爱吃烤红薯，在大街上每当遇到烤红薯摊，总也经不住那浓浓的烤红薯香味的诱惑，也不管是不是无照经营的摊商，总要买几块包好了回家吃。
和红薯的那份情是深深地埋在心底里的。
我的老家地处鲁西北平原，那里是黄河故道，沙土窝，盛产花生、玉米、小麦、大葱等，尤其特别适宜种地瓜。有人调侃：“火车一到山东境内连声调都变成了‘地瓜、大葱——地瓜、大葱。呜——”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苦。红薯就是我们的当家饭，一年到头几乎天天离不开红薯。除了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外，还可以腌起来当咸菜，将红薯擦成丝、掺点面还能煎成“面鱼”就饭吃。母亲能将红薯做出十几种的吃法来。
一到揭锅吃饭的时候，站在锅台边的我，等不及母亲从锅里往外捡，早就伸手“抢”起一块红红的、光光的红薯，也顾不上烫手，一边嘴里“嘘嘘”地吹着，一边剥着红薯皮就吃起来了。家里人都是先吃红薯，一口气吃个多半饱后，这才开始吃主食。其实所谓“主食”也是地瓜干面做的“窝窝头”那是将红薯擦成片，晒干了，磨成面，再掺点榆树皮面（起粘合作用），蒸出来的“窝窝头”吃起来有点发甜。
那时候生产队每年都给每位社员分几千斤的红薯，因为小麦、玉米等都交了公粮，红薯不属于粮食之列，于是就成了社员的“口粮”也就成了我们饭桌上的“主食”了。
每到秋收时节，正是家家户户忙着擦红薯片、晒红薯干的时候。白天生产队组织社员将地里的红薯刨出来，再按人口多少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刨出的红薯一般是不能在地里过夜的，无论多晚也要分完，常常是挑灯夜战。红薯分下来后，家家都是男女老少齐动手，先用“擦床子”（在一个木板上镶钳一个刀片，是擦红薯的专用工具）将红薯擦成片，找一个空场地，再将擦好的红薯片一片一片地摆放好。那时候，我们放学后，将书包往家里一扔，就跑到地里帮家里人干活，大人擦红薯，我们小孩们就忙着摆红薯片。摆红薯片虽不是力气活，但要弯着腰蹲着摆，大人干一会儿就腰酸腿痛了，而我们小孩子们却不觉得，因此常常赢得父母的夸奖：“别看人小，顶一个大人干呢！”大人越是夸奖，我们干得越欢，常常是干到满天星斗了才回家。 如果天气好的话，两、三天的时间，红薯片就能晒干收起来了。
那时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平房）、场院里、地头边等到处都是凉晒的红薯干，一片一片的、白花花的，远远看去，象下了一层薄薄的雪，也成了当时我们那一带农村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红薯干磨成面是白白的，但蒸出来的“窝窝头”却是黑黑的。直到我在公社念高中的时候还是每星期回家带两次“窝窝头”干粮，有时也带生红薯，到学校后将红薯装到尼龙网兜里，放到学校伙房的笼屉上蒸熟了吃，好多同学都这样蒸红薯吃，因此也经常出现拿混的现象。男同学还好说，如果自己盛红薯的网兜被别人拿走了，就随便再拿一个。而女同学的网兜一但被人拿走了，就只好自认倒霉了，她们是不敢随便再拿别人网兜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段浓浓的红薯情还时常萦绕在心头。
去年十月份借出差的机会又回了一趟老家，一进家门，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就张罗着给我做饭吃，我告诉她：“我在县城刚吃过饭，一点儿都不饿，不着急做饭吃，先说会儿话吧。”母亲坐不住，没说几句话，又要去收拾锅灶，并嘟囔着：“走了一路了，还能不饿？”并问我：“想吃点啥？”母亲惦记的是从千里之外赶来的儿子是不是还饿着肚子。我拗不过她，就脱口说出：“想吃红薯面做的‘窝窝头’。”母亲听了很惊奇地说：“那有什么吃的？从小就吃还没有吃够啊？”哥嫂们听了也都笑了。他们告诉我：红薯面的“窝窝头”早就不吃了，现在红薯也很少种了，有的人家种点也只是吃个稀罕，或者是给猪当饲料，红薯面就更难找了。
一会儿大嫂给送来一兜子刚刨出来的红薯，她说：“这是你大哥在地头上栽了几棵，是让孩子们吃稀罕的。你想吃，就让咱娘给你做做吃吧。”
“窝窝头”吃不上了，我又提出让母亲给我煎“面鱼”吃。母亲满口答应。于是在几位嫂子的帮助下，母亲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多年不用的“擦床子”将红薯洗净了，擦成丝，拌上面，母亲亲自动手，给我煎了一大碗“面鱼”
吃着这久违了的 母亲亲手做的“煎面鱼” 心中百感交际，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