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情

晨风细雨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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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爱吃红薯(北京叫白薯又叫地瓜),直到如今,每年秋后北京市场上有了红薯,常要买几斤回家吃,煮粥时切几块红薯放进去,能多喝两碗;蒸着吃,面面的,甜甜的,一口气能吃好几块;尤其爱吃烤红薯,在大街上每当遇到烤红薯摊,总也经不住那浓浓的烤红薯香味的诱惑,也不管是不是无照经营的摊商,总要买几块包好了回家吃。

    和红薯的那份情是深深地埋在心底里的。

    我的老家地处鲁西北平原,那里是黄河故道,沙土窝,盛产花生、玉米、小麦、大葱等,尤其特别适宜种地瓜。有人调侃:“火车一到山东境内连声调都变成了‘地瓜、大葱——地瓜、大葱。呜——”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苦。红薯就是我们的当家饭,一年到头几乎天天离不开红薯。除了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外,还可以腌起来当咸菜,将红薯擦成丝、掺点面还能煎成“面鱼”就饭吃。母亲能将红薯做出十几种的吃法来。

    一到揭锅吃饭的时候,站在锅台边的我,等不及母亲从锅里往外捡,早就伸手“抢”起一块红红的、光光的红薯,也顾不上烫手,一边嘴里“嘘嘘”地吹着,一边剥着红薯皮就吃起来了。家里人都是先吃红薯,一口气吃个多半饱后,这才开始吃主食。其实所谓“主食”也是地瓜干面做的“窝窝头”那是将红薯擦成片,晒干了,磨成面,再掺点榆树皮面(起粘合作用),蒸出来的“窝窝头”吃起来有点发甜。

    那时候生产队每年都给每位社员分几千斤的红薯,因为小麦、玉米等都交了公粮,红薯不属于粮食之列,于是就成了社员的“口粮”也就成了我们饭桌上的“主食”了。

    每到秋收时节,正是家家户户忙着擦红薯片、晒红薯干的时候。白天生产队组织社员将地里的红薯刨出来,再按人口多少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刨出的红薯一般是不能在地里过夜的,无论多晚也要分完,常常是挑灯夜战。红薯分下来后,家家都是男女老少齐动手,先用“擦床子”(在一个木板上镶钳一个刀片,是擦红薯的专用工具)将红薯擦成片,找一个空场地,再将擦好的红薯片一片一片地摆放好。那时候,我们放学后,将书包往家里一扔,就跑到地里帮家里人干活,大人擦红薯,我们小孩们就忙着摆红薯片。摆红薯片虽不是力气活,但要弯着腰蹲着摆,大人干一会儿就腰酸腿痛了,而我们小孩子们却不觉得,因此常常赢得父母的夸奖:“别看人小,顶一个大人干呢!”大人越是夸奖,我们干得越欢,常常是干到满天星斗了才回家。 如果天气好的话,两、三天的时间,红薯片就能晒干收起来了。

    那时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平房)、场院里、地头边等到处都是凉晒的红薯干,一片一片的、白花花的,远远看去,象下了一层薄薄的雪,也成了当时我们那一带农村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红薯干磨成面是白白的,但蒸出来的“窝窝头”却是黑黑的。直到我在公社念高中的时候还是每星期回家带两次“窝窝头”干粮,有时也带生红薯,到学校后将红薯装到尼龙网兜里,放到学校伙房的笼屉上蒸熟了吃,好多同学都这样蒸红薯吃,因此也经常出现拿混的现象。男同学还好说,如果自己盛红薯的网兜被别人拿走了,就随便再拿一个。而女同学的网兜一但被人拿走了,就只好自认倒霉了,她们是不敢随便再拿别人网兜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段浓浓的红薯情还时常萦绕在心头。

    去年十月份借出差的机会又回了一趟老家,一进家门,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就张罗着给我做饭吃,我告诉她:“我在县城刚吃过饭,一点儿都不饿,不着急做饭吃,先说会儿话吧。”母亲坐不住,没说几句话,又要去收拾锅灶,并嘟囔着:“走了一路了,还能不饿?”并问我:“想吃点啥?”母亲惦记的是从千里之外赶来的儿子是不是还饿着肚子。我拗不过她,就脱口说出:“想吃红薯面做的‘窝窝头’。”母亲听了很惊奇地说:“那有什么吃的?从小就吃还没有吃够啊?”哥嫂们听了也都笑了。他们告诉我:红薯面的“窝窝头”早就不吃了,现在红薯也很少种了,有的人家种点也只是吃个稀罕,或者是给猪当饲料,红薯面就更难找了。

    一会儿大嫂给送来一兜子刚刨出来的红薯,她说:“这是你大哥在地头上栽了几棵,是让孩子们吃稀罕的。你想吃,就让咱娘给你做做吃吧。”

    “窝窝头”吃不上了,我又提出让母亲给我煎“面鱼”吃。母亲满口答应。于是在几位嫂子的帮助下,母亲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多年不用的“擦床子”将红薯洗净了,擦成丝,拌上面,母亲亲自动手,给我煎了一大碗“面鱼”

    吃着这久违了的 母亲亲手做的“煎面鱼” 心中百感交际,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