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拜年

晨风细雨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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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春节最能体现年味的就是拜年。在我的老家山东农村,大年初一,天还没大亮,村里便响起了鞭炮声。孩子们和大人一样,早早地起了床,穿上新衣服。放完鞭炮,吃完饺子之后,便开始拜年了。

    先是在家里给列祖列宗拜,一到过年,很多家里都将自家的家谱张挂出来,上面写着本家族各世祖的名字,案前还点着香,仪式很是庄重,这时一般要行跪拜礼。据史料记载:跪拜礼是古代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礼节。行礼时,两膝着地,伸直腰及大腿,上身端直,前倾,双手伏地,以头碰地(俗称磕头)。后来磕头就简化了,很少见到以头碰地了。拜完祖宗后,晚辈再给长辈拜。等同姓家族的晚辈们聚齐了,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地再去串门拜年。一般是先给同姓家族中的长辈拜,然后再给同村异姓家族中的长辈拜,虽然不是同姓,但街里街坊、祖祖辈辈的同住一村,也都有辈份之分,晚辈们几乎要将全村的长辈拜一遍。兄弟爷们三、五人一伙,家族大的十几人一群,也有单溜的。拜年途中如果同辈的人碰到一起,这时也不用磕头,只是相互说一句:拜年了!拜年了!就过去了。串门拜年时,男人们和女人们一般要分开,各串各的。走到哪家,在当院先称呼一声大爷、大娘或大叔、大婶,给您拜年了!老家的拜年就是磕头,长辈也不用送红包,他们会笑容满面地迎上来,有的老人会拉住不让磕,说:“不磕了,来了就行了”有的拜年者诚心要磕,拉也拉不住。那就干脆让他磕去,磕过头后,老人会客气地让到屋里喝茶、吸烟,还给小孩抓花生、瓜子吃。人多合伙一起去的,一般都是磕过头就走;人少或单个去的,又是关系很好,也有坐下来说说话、唠唠嗑的。比如:问问身体好,过年吃几碗饺子等。

    此时天已大亮,乡村胡同里,一队队、一群群的拜年队伍来来往往,人人笑意盈盈,好不热闹。

    春节拜年,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为邻居磕磕绊绊提供了一次和解的机会。在平时的交往中,邻里之间备不住为一些针头线脑、鸡毛蒜皮的事,红过脸或吵过架,造成见面不说话,结下了“疙瘩”过年了,向邻居老人拜个年,磕个头,问个好,那家见人家主动上门拜年,天大的隔阂也因这一拜年而烟消云散了,邻里间的“疙瘩”也就随之解开了。

    文革时期曾将春节磕头拜年当成“四旧”破除过。人们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地磕头拜年了,但该磕的还得磕,像至亲好友,还是要磕的,只不过是人们不声张罢了。

    改革开放以后,又恢复了春节拜年磕头的习惯。八十年代初,我参军后,曾在一个野战工兵团政治处机关里过过几个春节,团部机关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的,还保留着农村人春节拜年的习惯。大年初一早晨,团部机关的留守干部,自发地分别以司、政、后三大机关为单位,到团家属院里串门拜年,当然是不用磕头了,说是拜年,实际上是给那些“军嫂”拜年,男人们都出去拜年了,家里只有军嫂留守,她们早早地就将自家的房间收拾一新,将瓜子、花生、糖果、香烟准备好了,当拜年的同志去了,她们都会热情地张罗着地给每人剥糖、点烟。象我们这些年轻的军官们除了说几句拜年的话外,还会给军嫂们开几句玩笑话:“嫂子不但人长的漂亮,操持家务也是一把好手,你瞧这屋里收拾的多利索!”直夸的军嫂们脸红红的,笑的象朵花。凡是家属住在部队的,不管职务高低,不管是临时来队的,或是长年随军的,挨家挨户的拜。春节拜年既融洽了军人之间的感情,增强了团结,化解了平时的隔阂,又增添了过节的气氛,其乐融融。

    后来我结婚后,有了探亲假,每当回家过年时,也去长辈家拜年,但我通常不和兄弟们合伙去,而是等天亮了,带着爱人或孩子兜里装上糖和香烟去自家院里长辈家里转转,给会抽烟的大叔大伯点上一支烟,给不抽烟的大婶、大娘剥上一块糖,坐一会儿,拉拉家常话,问问年景收成,身体情况等,长辈们也不会让我们这些从外面回来的晚辈磕头的。

    因父母都过世了,近几年的春节都是在北京过的,较之乡村,城里人过春节拜年就简单得多了。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或一条短信就表达了心意。简便且快捷,但总感觉缺少点在农村过年时那份浓浓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