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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最能体现年味的就是拜年。在我的老家山东农村，大年初一，天还没大亮，村里便响起了鞭炮声。孩子们和大人一样，早早地起了床，穿上新衣服。放完鞭炮，吃完饺子之后，便开始拜年了。
先是在家里给列祖列宗拜，一到过年，很多家里都将自家的家谱张挂出来，上面写着本家族各世祖的名字，案前还点着香，仪式很是庄重，这时一般要行跪拜礼。据史料记载：跪拜礼是古代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礼节。行礼时，两膝着地，伸直腰及大腿，上身端直，前倾，双手伏地，以头碰地（俗称磕头）。后来磕头就简化了，很少见到以头碰地了。拜完祖宗后，晚辈再给长辈拜。等同姓家族的晚辈们聚齐了，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地再去串门拜年。一般是先给同姓家族中的长辈拜，然后再给同村异姓家族中的长辈拜，虽然不是同姓，但街里街坊、祖祖辈辈的同住一村，也都有辈份之分，晚辈们几乎要将全村的长辈拜一遍。兄弟爷们三、五人一伙，家族大的十几人一群，也有单溜的。拜年途中如果同辈的人碰到一起，这时也不用磕头，只是相互说一句：拜年了！拜年了！就过去了。串门拜年时，男人们和女人们一般要分开，各串各的。走到哪家，在当院先称呼一声大爷、大娘或大叔、大婶，给您拜年了！老家的拜年就是磕头，长辈也不用送红包，他们会笑容满面地迎上来，有的老人会拉住不让磕，说：“不磕了，来了就行了”有的拜年者诚心要磕，拉也拉不住。那就干脆让他磕去，磕过头后，老人会客气地让到屋里喝茶、吸烟，还给小孩抓花生、瓜子吃。人多合伙一起去的，一般都是磕过头就走；人少或单个去的，又是关系很好，也有坐下来说说话、唠唠嗑的。比如：问问身体好，过年吃几碗饺子等。
此时天已大亮，乡村胡同里，一队队、一群群的拜年队伍来来往往，人人笑意盈盈，好不热闹。
春节拜年，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为邻居磕磕绊绊提供了一次和解的机会。在平时的交往中，邻里之间备不住为一些针头线脑、鸡毛蒜皮的事，红过脸或吵过架，造成见面不说话，结下了“疙瘩”过年了，向邻居老人拜个年，磕个头，问个好，那家见人家主动上门拜年，天大的隔阂也因这一拜年而烟消云散了，邻里间的“疙瘩”也就随之解开了。
文革时期曾将春节磕头拜年当成“四旧”破除过。人们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地磕头拜年了，但该磕的还得磕，像至亲好友，还是要磕的，只不过是人们不声张罢了。
改革开放以后，又恢复了春节拜年磕头的习惯。八十年代初，我参军后，曾在一个野战工兵团政治处机关里过过几个春节，团部机关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的，还保留着农村人春节拜年的习惯。大年初一早晨，团部机关的留守干部，自发地分别以司、政、后三大机关为单位，到团家属院里串门拜年，当然是不用磕头了，说是拜年，实际上是给那些“军嫂”拜年，男人们都出去拜年了，家里只有军嫂留守，她们早早地就将自家的房间收拾一新，将瓜子、花生、糖果、香烟准备好了，当拜年的同志去了，她们都会热情地张罗着地给每人剥糖、点烟。象我们这些年轻的军官们除了说几句拜年的话外，还会给军嫂们开几句玩笑话：“嫂子不但人长的漂亮，操持家务也是一把好手，你瞧这屋里收拾的多利索！”直夸的军嫂们脸红红的，笑的象朵花。凡是家属住在部队的，不管职务高低，不管是临时来队的，或是长年随军的，挨家挨户的拜。春节拜年既融洽了军人之间的感情，增强了团结，化解了平时的隔阂，又增添了过节的气氛，其乐融融。
后来我结婚后，有了探亲假，每当回家过年时，也去长辈家拜年，但我通常不和兄弟们合伙去，而是等天亮了，带着爱人或孩子兜里装上糖和香烟去自家院里长辈家里转转，给会抽烟的大叔大伯点上一支烟，给不抽烟的大婶、大娘剥上一块糖，坐一会儿，拉拉家常话，问问年景收成，身体情况等，长辈们也不会让我们这些从外面回来的晚辈磕头的。
因父母都过世了，近几年的春节都是在北京过的，较之乡村，城里人过春节拜年就简单得多了。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或一条短信就表达了心意。简便且快捷，但总感觉缺少点在农村过年时那份浓浓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