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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样理解呢——监室怎么忽然和爱连在一起了？噢，想必是这么回事：你是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被关进了“大楼”的吧？那就明白了，因为把你塞到了那里，你才拣了一条命。这是列宁格勒最好的地方——这不仅对住在那里、有防炮轰的地下办公室的侦查人员而言。不是开玩笑，当时在列宁格勒人们不洗脸，脸上都结了一层嘎渣，而在“大楼”里，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热水淋浴。不错，暖气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监室木供暖，但在监室里却也有可用的自来水管，也有厕所——这在列宁格勒哪里有呢？面包和外边一样，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还有一顿死马肉熬的场！还有一顿粥！
猫儿羡慕起狗的生活来了！那——禁闭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坐下来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间一共蹲过多少间监室呀！数都数不清呀！而在每一间里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监室里是两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钟，有的——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
但所有的监室当中，在你的记忆中占第一位的永远是你蹲过的第一间，在那里你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的绝望的命运相同的人。你一生都将怀着大约只有回忆初恋才有的那种激动心情去回忆它。当你用新的眼光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想起和你在这石头棺材里同睡一块地面、同吸一种空气的那些人们，如同回忆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也只有他们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后的全部生活中，绝找不出与你在第一个侦查监室中的感受相类似的东西。就算监狱在你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后还会存在多少年（但愿少些）——但你在受侦查期间蹲过的那个监室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只有肮脏的地面。村苏维埃、民警所、车站或港口附设的叫做羁押室的巨子（羁押室和羁押所——它们在我国地面上分布最广，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里）。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的“单身监室”那里的窗玻璃都涂着铅丹，好使被糟塌了的白昼的光亮只有变为血红色才能进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灯泡永远在天花板下发光。或者乔巴山市的“单身监室”那里你们十四个人一连几个月人贴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动一下蜷缩起来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其余的则与列福托沃的每间监室一样：沥青地；暖气开关在走廊里，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连好多小时的撕裂人心的啸吼声（来自邻近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的空气动力管，但这并不是故意安排的，尽管难以置信），它使放着水杯的钵子颤振着从桌面上滑下去，在这种啸声下说话是白费劲，但可以放声歌唱，看守是听不见的——啸声一停，那真是进入了胜于自由的极乐境界。
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达这个最初的监室以前，曾需要闯过多少关口啊！你被关押在地洞里，或者隔离室里，或者地下室里。谁也不对你说一句人话，谁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铁像从你的脑子和心脏里往外掏东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们却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你孤零零地处在敌人中间，你已经同理智与生命诀别，你已经恨不得站到暖气片上头冲下跳下来在铁铸的排水口上把脑袋碰个粉碎，——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被带到自己的朋友中间。于是你又恢复了理智。
这就叫做第一个监室！
你期待过这个监室，你几乎像憧憬释放那样憧憬过它，——可是那些监狱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论是列福托沃，还是传奇般的魔窟苏哈诺夫卡。
苏哈诺夫卡——这是只有国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监狱。侦查员发着凶险的咝咝声说出它的名字，用来恐吓我们这种人（从蹲过这个监狱的人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来：或者是说一堆语无伦次的梦呓，或者是已经不在人世）。
苏哈诺夫卡——原先是叶卡德林宁荒郊修道院，有两座楼房——一定期服刑楼和侦查楼，共六十八间小室。“乌鸦车”去那里需两个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监狱是在离列宁的戈尔基和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哑“往日的领地几公里的地方。那一带风景很优美。
囚犯一进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你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你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是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来。苏哈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办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你不仅像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
那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受侦查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两个像树墩那样的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烫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你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哈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你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你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你永远在监视下，你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过了与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跟——你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你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你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你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你的个性（“我们全体像一个人那样！我们强烈地愤慨！我们要求！我们发誓！”）——现在却使你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你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我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我的门。我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我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我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遗憾，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时间，我裹上了包脚布，穿上了靴子、军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垫，看守踢起脚跟，不断向我做手势叫我不要弄出响声，带着我通过卢宾卡四层楼的死寂的走廊，经过监楼长的桌旁，经过像镜面一样光滑的监室号牌和在监视孔上放下的橄榄色的小挡板，他给我打开了六十七号监室，我一进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后锁上了门。
虽然熄灯时间只过了一刻来钟，但受侦查人的睡眠时间是那么靠不住和那么少，所以六十七号监室的房客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在铁床上睡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各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监牢里，逐步发明了各种管束办法来补充旧狱规。二十年代初在这里蹲过的人还不知道有这种办法，那时灯光在夜里也是熄灭的，像人们过日子那样。但后来开始不灭灯，这是有逻辑根据的：为了在夜里的任何时刻都可看得见犯人（但如果每次检查时临时开灯，那就更糟）。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的三个人都哆嗉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我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问我（这是对新来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这是新来的人通常作的第一个回答）。
他们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我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难道我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我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二月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种“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克拉马连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眼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奇迹，不让它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目的感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进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眼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木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原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子吞进肚里；没有人想法点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器，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子，干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擦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也没有炮弹掉下来我一会儿记起它们在头上高高飞过时的呼呼的声音，一会儿记起越来越强的尖啸声和爆炸的轰隆声。迫击炮弹的嗖嗖声是多么温柔。而天牛产下的四个卵震得周围天摇地动。我记起伏尔姆迪特城下的烂泥，我就是从那里被抓走的，我们的人现在还在那里踩着烂泥和湿雪，不让德军从大包围圈中逃出去。
见你们的鬼去吗，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许多尺度中，我们还失去了这样一个，那就是在我们之前用俄语说过话和写作过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坚定性。奇怪的是，在我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描写。我们描写的，要不就是多余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适应能力的幻想家。单凭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没法理解：俄罗斯靠什么人维持了十个世纪，是靠什么人支撑着的？而且它最近这半个世纪，还不是靠他们过来的吗？而且是更加要靠它们了。另外还有这些幻想家们。他们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选定一种。他们对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强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车。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的阶层-一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弄啊！他们只能得到害群之马的外号。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花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们特别没有办法：既不会卑躬屈膝，又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搞好关系，动不动就是意见、激动、抗议。这样的人正好是对草机收割的对象。这样的人正好被铡草机粉碎。
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但监室的墙壁——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器凝神地听着我们入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户，关于在这里进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出来。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出现了。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头）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坚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强迫他们干重活，而对此谁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身体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出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出去时富一些。他依然像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水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法斯坚科身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坚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马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感到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种缘故，法斯坚科也还不能像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根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进入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坚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当他回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时候，出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出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做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所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性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处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荡作家工-索洛维约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碎了酒在某处夸口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具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坚科就已然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保安局的情报员。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头地点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
老伴儿（他们没有子女）按许可每隔十天给阿纳托里一，伊里奇递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块三百克重的黑面包（它是在集市上买的，每公斤价值一百卢布！）加上十来个煮熟了剥了皮的（在搜查时还被锥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这些贫乏的——真正是神圣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怀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报偿。
我们监室里有四张床，中间留下了一条放着桌子的窄过道。但在我进来后过了几天，又给我们添进第五个人，横放了一张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时带进来的，这是最甜蜜的休息脑子的时刻，因此我们中间的三个人都没有抬起头来，只有克拉马连科下了床，想弄到点烟叶子（也许还能给侦查员弄到点材料）。他们开始耳语起来，我们努力不去听他们，但要不把新来者的耳语分别出来是木可能的：它是那么响、惊惶、紧张，甚至接近于号哭，可以明白，一桩不寻常的痛苦进入了我们的监室。新来人问，被枪决的人多吗？我没有转过头去，但终究还是嘘了嘘他们，叫他们声音放低点。
当我们按起床时间一齐跳起来的时候（睡过头有关禁闭室的危险），我们看到了——个将军。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甚至没有撕下或拧下的痕迹，也没有领章——但高级料子的制服，柔软的军大衣，还有整个体态和面孔！——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将军，标准的将军，甚至必定是一个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少将之类。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躯体很宽，肩膀也宽，脸则相当胖，但这种饱食所致的肥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属于高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部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个叭喇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欲，这些特性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泽-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轻，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程专业进入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入社会，转入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流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点音乐；另一个-一稍稍搞点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精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环境的联系，后来就是战争。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工程师。他是接替被消灭掉的工程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他有一个优越性是不能否认的：他比那些要强壮得多，实感得多。他保持了结实的肩膀和双手，虽然早就用不到它们了。他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眼色严峻，说话不容争辩，甚至想不到会有反对意见。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亲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辽尼亚-泽-夫是那些蓬头垢面、愚昧无知的农家孩子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没，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为之痛心g他不是个罗蒙诺索夫，也不会自己去进科学院，但却有才能-一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他便会去种地，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因为他是灵活精明的，也许还会成为个小商人。
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他加入了共青团，而这种共青团员的身份。便赶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从默默无闻中、从下层、从农村拉了出来，像火箭一样带他经过工农速成中学，上升到工业学院。他是一九二九年进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师们成群地赶到古拉格去的时候。迫切需要培养出自己的——有觉悟的、忠诚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专业而是掌管生产大权的人，直言之，就是苏维埃实业家。当时是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著名制高点都空在那里。他这一批新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占领这些制高点。
泽-夫的生活成了一连串向顶峰上升的成功的链条。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国内战争已经不是使用“塔强卡”而是使用警犬来进行了，那时，成群结队的快要饿死的人挣扎着走向铁路车站，希望坐车到“长粮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让他们买票，他们也没有本事上车——这些穿着农民上衣和树皮鞋的饥民乖乖地倒毙在车站的栅栏下，——一这时候泽一夫不仅不知道城里人吃的面包是凭证配给的，而且还拿着九十卢布的大学生助学金（当时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卢布）。对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的农村，他是无动于衷的。他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在胜利者和领导人中间扎下根了。
他没有来得及当普通的工长：马上就有几十个工程师、几千名工人归他指挥，他当了莫斯科郊区大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从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就有免服兵役证明。他同自己的总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图，在这里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过现今在他手下干活的是犯人。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样子很少使他感兴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对于他所奔赴的灿烂前程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数字，泽-夫只须指定项目、宿营地点、工地主任就够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完成定额；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口粮标准——这些细节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后方度过的战争年代是泽-夫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战争有一个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极上，另一极上释放出的欢乐越多。泽一夫不仅有叭喇狗的下颌，而且还有敏捷的办事才干。他立即熟练地适应了国民经济的新的战时节律：一切为了胜利，管他工人死活，战争会把一切都勾销！他只对战争作了一个让步：放弃了西服和领带，为了徐一层保护色，给自己做了一双鞣革马靴，套上了将军制服——就是到这儿来时穿的那身。这样既时髦又大众化，不致引起残废军人的气忿或招来妇女们的责备眼光。
但女人们更经常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她们上他那里去是为了搞点吃的、暖和暖和、寻寻开心。大批大批的钱经过他的手，他的钱包像酒桶一样起着泡沫，十卢布的票子他当成戈比用，几千块钱当成几卢布用。泽-夫不吝惜钱，不攒钱，不记帐。他只对那些经他过手的女人，特别是“开包”的女人，才记帐，这成了他的一种体育活动。他在监室里向我们担保说，在二百九十几的数上被他的逮捕给打断了，很可惜没有达到三百的数字。因为是战争时期，女人是孤独的，而他除了权力和金钱外，还有拉斯普京那种男人的力气，这点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错，他很乐意一桩艳事接一桩艳事讲给大家听，只是我们的耳朵不是为此而敞开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他最近几年急急忙忙把这些女人们抓到手，玩过了就甩掉。好像从盘子里抓虾吃一样，嚼开，吮空，又拿起下一个。
他那么习惯于物体的可塑性，惯于像结实的野猪那样在大地上乱跑！（他在特别激动的时刻在监室里跑起来正像一只强健的野猪，它飞奔起来恐怕连橡树也撞得断吧？）他惯于认为当头头的都是自己人，什么事都好通融、都能脱身、都能遮盖！他忘记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来的嫉妒也就越多。现在他在受侦查时才知道，还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随便说的一则笑话，已经进了档案跟着他了。以后还添加进了一些告密材料，还有情报员的证明材料（需要带女人上饭店，那里谁会看不见你呢！）。而且还有一条揭发，说他一九四一年没有赶紧离开莫斯科，是为了等德国人来（他好像为了哪个女人确实耽搁了一下）。泽-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经济上的勾当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记考虑还有五十八条。本来这块大石头很久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他自高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子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头上滚下来了（蓝箍帽为私心而办案之又一例）。
泽-夫的知识范围是这样的；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美国语；在监室里两个月内没有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页，如
果总算读了一段，那只是为了撇开关于侦查的沉重念头。从谈话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读得还要少。关于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秽笑话的主人翁，关于托尔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苏维埃实业家呢？他是不是为替代帕尔钦斯基和冯-梅克而特意培养的那种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工程师呢？令人吃惊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与他讨论整个战争的进程，我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们定将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他不客气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这是当真吗？”-一他双手抱住脑袋——“哎，萨沙-萨沙，我却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得胜！我就为这事倒了霉！”原来如此！-一他是“胜利的组织者”之中的一个，却每天相信德国人必胜并且一个心眼地等待着他们！——倒不是因为喜欢他们，而只是因为太清醒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我当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们大家在监室里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像泽-夫那样垂头丧气，没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么凄惨。他在同我们一起时就已经了解到，等待着他的不会多于十年，在这些年中他在劳改营里必然是个工地主任，并且不会尝到什么痛苦，像过去没有尝过痛苦一棒。但这丝毫也没有给他安慰。如此美满生活的破灭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对人间的这样的生活感兴趣，别样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着桌子，用自己的一只短短的胖手撑住那长着一张胖脸的脑袋，带着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声唱了起来：
自从幼年的时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抛弃被人忘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陶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身上冲决出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壁的全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还有对妻子的怜悯。早就失欢的妻子现在每隔十天（不允许更经常）给他送来丰富的牢饭——洁白的面包、奶油、红鱼子、小牛肉、鲤鱼肉。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片夹肉的面包，一根卷好的叶子烟，俯视着放在桌上的食物（与老地下工作者那些发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泪又加倍地流了起来。他呜呜咽咽地回忆起妻子的泪水，淌了整整几年的泪水：一会儿是因为在他裤兜里发现了情书；一会儿是由于在大衣袋里找出了他在汽车里仓猝液在那儿忘了的不知哪个女人的裤衩。当那使人变得温和的自我怜悯撕裂着他的时候，当代表凶恶力量的锁子甲卸下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落魄的无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头发楂子的爱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作衬垫。这是-一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法斯坚科恰恰相反，在监室里是最生气勃勃的，虽然，以年龄而论，他是唯一已经不能指望熬过一切而重获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说：
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么！
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牺牲，
在牢狱和潮湿的矿井——
我们的事业永远会得到
后代人的响应！
我相信！但愿这些篇章有助于实现他的信念！
我们监室十六小时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却是那么有意思，譬如拿我来说，等十六分钟的无轨电车要比这十六小时无聊得多。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却会长叹一声，觉得时间又是不够，一天又飞快过去了。事件是细小的，但你第一次学会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来观察。
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是最初两个小时：一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在卢宾卡还没有“送饭口”所以喊“起床”号令也需要开门），我们毫不迟缓地跳起来，铺好床，无聊地、无望地在电灯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点钟强迫起床，这时候，脑子睡得懒洋洋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可厌，整个一生都完蛋了，监室里一口新鲜空气都没有，特别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间受审讯刚眯糊了一会儿的人。但是别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个瞌睡试试，稍稍把身子靠在墙上，或者手托脑袋撑在桌上装做下象棋，或者脸对着放在膝上装模作样打开的书本浑身放松——那就会发出用钥匙敲门的警告声，或者更糟糕些：用有响声的锁锁上的门突然无声地打开（卢宾卡的看守受过专门训练），一个下士像无声的影子，像穿墙破壁的精灵，迅速走进监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记，你也许会进禁闭室，也许会拿走全监室的书籍或者取消放风，这是对全监室的残酷的不公正的惩罚，还有写在狱规上的一条条罚则——你读去吧！它就挂在每个监室的墙上。顺便说说，你如果看东西要戴眼镜，那你在这困乏人的两小时内，无论书籍还是神圣的狱规都读不了：因为眼镜到夜间是收走的，在这两小时内让你有眼镜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在这两小时内，决不会有人往监室送什么东西；谁也不会来这里，谁也不会问什么，谁也不会被传去——侦查员们正睡得香，监狱的长官们才醒——不眠的只有“维尔都海”他时时拨开监视孔的小档板往里窥望声
但有一项程序是在这两个小时内办理的：早解手。还在起床时，看守就要作一项重要宣布：任命你们监室里的某人今天负责端马桶（在那些各自为政的不出名的监狱里，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和自治权恰好足以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总政治监狱里，这种事件是不能听任自发的）。于是你们就迅速一个挨一个地排好队，前面是那位马桶负责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带盖的洋铁桶抱在胸前。到达目的地，又把你们锁在里面，锁门以前，你们有多少人就发给你们多少有两张火车票大小的纸片（在卢宾卡没有多大意思：白的纸。有这样一些吸引人的监狱，那里发的是书本的碎页——这是一种多有意思的阅读呀！猜测是从哪儿来的，把两面从头到尾读完，领会内容，评价风格——在断章残句中去评量吧！——与同伴交换阅读。那里有时发给一度曾是进步的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的残页，而有时说起来都害怕，是经地作家的书页，那可根本不是文艺方面的啊。上厕所成了获得知识的行动）。
但可乐的事不多。这项粗俗的需要在文学作品里是不作兴提及的（尽管这里也只是轻巧地说出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清早出恭，其乐无穷”），狱中一日的这种似乎是自然的开场，已经为囚犯的一整天设下了圈套——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气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在监狱的不活动和食物贫乏的情况下，在虚弱的昏睡后，你怎么也不能一起床就打发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并锁起来，——直到晚上六点钟（而在有的监狱里则到第二天早晨）。现在你一想起白天审讯时间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么多事情，心里就发毛，还要往肚里填进口粮、水和烂菜汤，可是谁也不再放你上那个美好的场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轻易进入这种场所的价值。难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复一日地在你身上产生，并且在早解手后很快产生，然后整天折磨你，压迫你，使你不能畅快谈话、阅读、思想，甚至吞不进一点食物。
有时在监室里讨论：卢宾卡的狱规，以及一般的任何狱规是怎样产生的——是一种故意设计的暴行或者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这当然是出于恶意的打算，而其他许多东西起初是完全机械地形成的（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暴行一样），后来上头看出有好处，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点钟，因此带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间一个个单独放出去——那就需要多余的操心和预防措施，这些活儿是拿不到报酬的）。在眼镜问题上也是这样：何必一起床就操这个心？夜班交班前还给他们就行了。
现在已经听得到在分发眼镜——门打开了。可以判断，邻室有没有戴眼镜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镜吗？当然我们不敢敲墙对话，对待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瞧，也给我们监室里的人拿眼镜来了。法斯坚科只在读东西的时候才戴眼镜，而苏济则经常戴着。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缝了。一戴上角质框眼镜-一眼上的框边是直线，他的脸马上就变得严厉了，有洞察力了，像我们所能想象的本世纪有教养人的脸。还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学院学习，爱沙尼亚独立后二十年间保持了不带一点口音的纯粹俄语。后来在塔尔图学完了法律专科。除了爱沙尼亚国语外，他还通晓英语和德语，所有这些年代他经常注视着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注视着综合性的各种德国学报，研究各国的宪法和法典。在我们的监室里他当之无愧而又含蓄地代表着欧洲。他还是一个爱沙尼亚的知名律师.人们称他为“kuidsuu”（金口）。
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li粮和十块方糖。我们的“耳目”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考虑在内，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哪里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我们多年全民挨饿的产物。在军队里分一切东西也是这样做的。德国兵在自己的战壕里听的多了，便学着逗乐说：“给谁？——给指导员！’’）——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拿一下，便会在手掌里留下面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层。
这些四百五十克的没有发起来的半生不熟的面包内瓤跟稀泥一样，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们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开始了！一天开始了，这才是真正开始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他昨天把口粮处理得是否正确？用细线把它拉成小块？或者贪心地掰着吃？或者一块块掐下来慢慢吃？等到茶来再吃或者现在就动手干？留到晚饭时，或者只留到午饭时？留多少？
但除了这些内容贫乏的犹豫外，手里这块水分多于粮食的一磅重的东西（法斯坚科说，现在莫斯科的劳动者吃的也是这样的面包），还能引起多么广泛的辩论啊！（我们的舌头现在也好用一些了，手里有了面包，我们已经是正常人了！）这种面包里到底有没有粮食呀！这里面都是什么掺合物啊？（在每个监室里总有个把对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为在这几十年内谁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开始了议论和回忆。二十年代烤的还是多好的白面包呀？——大圆面包、松软、多孔，上面的皮是红褐色的，涂了油，下面带着点炉灰和炉底的棱角。一去不复返的面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包！朋友们，这已经是禁区了！我们约定好一句话也不谈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动。送茶水来了。另一个穿着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着水桶来了。我们把自己的茶壶拿到走廊里，凑近着他放好，他便从没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壶里，同时拨到道上。而整个走廊是擦得锃亮的，像在一级旅馆里那样。
很快就要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家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从柏林送到这里。在卢宾卡好像给他印象最坏的莫过于把水泼到地上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全体）玩忽职守的一个明显标志。他把卢宾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个监室——结果发现：二百一十八万八千次把开水洒在地上，加上同样的次数拿抹布来擦掉，要比做一些带漏嘴的桶容易些，他为这件事还要生很久的气呢。
这就是全部干粮。至于稀的，是两顿接连着来，下午一点和四点，然后是二十一小时的回忆（也不是有意作恶：厨房需要快点煮完下班八
九点钟。早点名。老早就听得见特别响的钥匙转动声，特别清楚的敲门声——前来接班的本层楼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样站得笔挺，跨进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舒服？”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次并会造成好像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哈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耳目”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耳目”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连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谁要写申诉？”于是有求必应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可能读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申”——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诉”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谁是c开头的？”“谁是q开头的？”有时还说成“谁是am开头的？”），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上把自己贡献出来。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看守出差错：喊出的姓名不是在这个监室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还有谁也在蹲监牢。但是，我们虽然同整个监狱隔离，却并没有失去监室间的信息。为了尽量多塞人，犯人经常倒换。而每一个倒换的人就把原来监室积累的全部经验带到新监室去。例如，我们只蹲在四楼，却知道地下监室的情形，知道一楼的隔离间，知道集中关着妇女的二楼的黑暗，知道五楼的双层结构，知道五楼最大的号子——百十一号。在我之前，这个监室里关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邦达林，在此以前他在关女犯的那一层里和一个波兰记者一起蹲过一阵，而这个波兰记者更早以前曾经同保卢斯陆军元帅一起蹲过一阵，于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关于保卢斯的一切详细情况。
传讯时间过去了——留在监室里的人们的漫长而愉快的一天便开始了。它因有着许多好机会而生辉，却并不因有许多义务而变得过分黯淡。属于义务之列的有每月两次用喷灯烧铁床（火柴在卢宾卡是绝对禁用的，要想点火抽烟，我们必须在门上的旋转口打开时耐心地举起一根手指，请求看守给火——而喷灯却放心地委托给我们使用）——还有一件好像是权利但又搞成很像义务的事：每星期一次单个地叫到走廊里去用钝推子推胡子，——还有一项义务，是擦亮监室里的镶木地板（泽-夫总是逃避干这种活，因为它像任何劳力活一样贬低他的身份）。我们由于饥饿很快就端起气来，不然倒是可以把这项义务算成是一种权利——它是那么愉快而有助于健康的工作：光着一只脚踩着板刷向前——而身子则往后仰，然后相反，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别苦恼，别发愁！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波将金公爵蹲的监狱！
而且我们已经不再挤在以前的六十七号里了。在三月中旬又给我们增加了第六个人，因为本监狱既没有紧挨着的板铺，又没有睡在地板上的习惯，所以就把我们全体成员转到五十三号的漂亮房子去。（我竭诚劝告；谁没有在那里住过——就去住一住！）这不是监室！这是给高贵的旅行家当卧室用的宫廷内室！“俄罗斯”保险公司在建筑大楼的这一侧时不顾造价，把一层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军反间谍机关的首长就会在这里叮叮铛铛搭造四层的板铺，保证可以容纳下一百个人），还有那窗户呀！——看守站在窗台上几乎够不到上面的通风小窗，光是这种窗户的一扇就顶得上居住房间的整个窗户。只有那挡住窗户五分之四的宠口的铆接钢板，才使我们想到我们不是住在宫殿里。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卢宾卡大楼内院的六层或七层楼的某一块玻璃，仍然能把一团惨淡的次生的太阳光班反射到我们窗户笼口以上的部分。对我们说来，这是真正的小白兔“——一个可爱的生物。我们温情地注视着它在墙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含义，它预告放风时间的到来，它报告到午饭时间还有几个半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它就从我们这里消失了。
总的说我们的好机会是：去放风！读书！彼此畅谈往事！倾听与学习！争论与受教育！而且作为奖励还将吃到有两个菜的午饭！真是不可思议！
卢宾卡下面三层楼的放风是不愉快的：把他们放到底下潮湿的小院子里——监狱楼房之间狭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层楼的囚犯们却被放到雄鹰栖息的高台——五层楼的屋顶。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墙，我们旁边是一个不带武器的看守，还有一个站在了望台上的持自动步枪的哨兵，——但空气是真正的，天空也是真正的！“手背起来！两人并排走！不许说话！不许停留！”——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春天给所有人以幸福的许诺，而对囚犯的许诺更是胜过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现在身陷囹圄，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看来不会被枪毙。然而我将在这里变得更聪明。我将在这里懂得许多事情，苍天呀！我还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是在他们面前，而是在你——苍天的面前！我在这里明白了这些错误——我定会加以纠正！
像从深坑里，从遥远的低层，从捷尔任斯基广场那里，向我们传来尘世的汽车喇叭一刻不停的嘶哑的鸣笛声。对于那些在鸣笛声中奔驰而过的人来说，汽车喇叭像是胜利的号角——而从我们这里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渺小。
放风总共只有二十分钟，但围绕着它有多少事要操心呀，有多少事要赶紧做呀！
首先，利用放风的往返机会，摸清整个监狱的布局和这些屋顶小院的方位，以便将来出去以后，从下面的广场经过时，知道哪儿是哪儿，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路上我们要拐好多弯，我想出了一套这样的办法：从监室起开始记数，每向右拐一个弯加一，每向左拐减一。不管带着我怎样飞快地绕圈子，脑子里不要急着去想象，只要抓紧时间算出加减的结果。如果途中你还在某个楼梯道的窗口看到斜依着高耸在广场上空的柱塔上的卢宾卡女河神塑像背部，并且还能记住这时的数字，那以后你在监室中就能弄清一切方位，你便会知道你们的窗子是往哪里开的。
再者，放风时要做的事就是呼吸——尽可能集中精力地呼吸。
但在那里，在孤独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光明的、问心无愧的、无错误的生活。
但那里也是谈论最尖锐的题目最方便的地方。虽然放风时禁止谈话，没关系，只要会想办法——而且只有这儿你们的话才保险不会被“耳目”和窃听器偷听了去。
去放风时，我同苏济竭力凑成一对——我们在监室里也谈，但主要的东西喜欢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接近的，我们是慢慢接近起来的，但他已经来得及向我讲了许多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学到一种新的特性：对于我过去从不打算了解的，而且似乎和我已经明确了的生活道路毫无关系的事情，能够耐心而认真地听取。从童年时代起，我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目标就是要去研究俄国的革命史，其余的与我完全无关。为了理解革命，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我早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其他一切缠身的东西，我一概弃之不顾。而现在命运使我同苏济碰在一起，他的生活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现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种种事情，而他的自己的事情就是爱沙尼亚和民主。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关心爱沙尼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我现在却在长久地聆听着他一往情深地讲述这个安详而勤劳的小民族二十年的自由岁月，在那里有强壮的男人们，他们有着慢条斯理、脚踏实地的风习；倾听着从欧洲的最好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爱沙尼亚宪法原则，一百人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怎样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工作；不知为什么，但这一切开始使我喜欢起来，所有这些也开始淹留在我的经验中。（苏济后来回忆我时，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奇怪混合物。是啊，当时在俄身上的确存在古怪的结合。）我乐意去了解他们的不幸历史：自古以来就被抛在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两把铁锤之间的一块小小的爱沙尼亚砧铁。从东方和西方轮番向它打击——而且看不到这种轮番打击的尽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结。我们在一九一八年曾想猝然间拿下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屈服。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后来尤登尼奇蔑视他们有芬兰人的血统，而我们则骂他们是白匪分子，爱沙尼亚的中学生们却志愿报名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四o年、四一年、四例年，都曾打击过它，一批子弟被俄国军队抓走，另一批被德国军队抓走，第三批逃进了森林。上年纪的塔林知识分子议论说，但愿他们能从这可恶的轮子里挣脱出来，分立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假设：他们的总理将是吉甫，而国民教育部长将由苏济来担任）。但是，无论邱吉尔或罗斯福都不管他们的事，而“约叔叔”（约瑟夫）倒是关心他们的。我们的军队刚一开进，最初几夜就把所有这些幻想家们统统从他们的塔林寓所里抓走。现在他们有十五个人关在莫斯科的卢宾卡，单个地分散在不同监室里，并依照五十八条2被指控有实行自决的犯罪意图。
从放风回到监室，每次都等于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们的宏伟壮丽的监室里，在放风以后空气也变得好象沉闷起来。要是在放风后能稍稍吃点东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这事！如果什么人接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时候地摊在面前并动嘴吃起来，那他就要倒霉。没有关系，磨练一下自制力吧！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食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但他还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还唱了啤酒。”读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子们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肠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卢宾卡的图书馆是它的光彩。诚然。图书馆女管理员叫人恶心——一个淡黄头发的身材稍具马形的女郎，她尽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脸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动的假面具，嘴唇是紫的，而拔过的眉毛则是黑颜色的（一般说，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现一个俊俏姑娘，我们就会愉快些——也许卢宾卡的长官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她每十天一次来取书的时候，还听取我们的预约！——带着那种没人味的卢宾卡的机械性听着，你弄不清楚——她听到这些作者名字没有？听到这些书名没有？甚至不知道，她听见我们的话没有？走了。我们经历了几小时又不安又高兴的时刻。他们在这几小时内一页页地翻阅和检查我们交出的书：找寻我们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制孔或圈点（有这样的狱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欢的地方划上记号。我们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并没有干这种事，可是突然会来人说，发现了圈点。而且他们总是对的，而且总是不需要有什么证据的，于是我们就会被剥夺三个月的读书权，弄不好全监室还会转入禁闭待遇。这是我们还没有掉进劳改营的深坑以前，在狱中度过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没有书看，真是太遗憾了！是呀，我们不仅是担心，我们心里还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时候发出一封情书后等待着回答：会不会有回答？将是什么样的回答？
最后，书来了，它们决定着以后十天的日子如何过：是把更多的劲使在读书上，还是因为送来了一堆无聊的东西，我们多谈谈话。监室里有多少人就给送来多少本书——这是切面包人的计算法而不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计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监室就占便宜了。
有时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来我们预约的书！但即使把预约置之不顾，结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大卢宾卡的图书馆本身就是稀见之珍。它的馆藏大约是没收来的私人藏书；它们的收藏者已经见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老窝里，倒可读到扎米亚金、皮利尼亚克、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被称作死人，所以才让看禁书。我则想，卢宾卡的图书馆管理员根本不懂得给我们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懒惰加无知）。
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跳起来，把你从窗口赶到（边，从门边赶到窗口。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叶夫图霍维奇发生争论。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宫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进了第六个人。
他进来了——像一个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音。他进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眼睛，他眯着眼。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裤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坚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出这个字，像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出了一只软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马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图霍维奇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流行着一支歌曲：
“挺起钢铁般的胸膛把敌人扫荡，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叶夫图霍维奇（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离的妻子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子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子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丁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插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当副官。尤里尽管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入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子弹下趴在雪地里挨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尤里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让他穿上被俘德国军官的制服，带上他的证件，派去进行侦察。他完成了任务，为返回部队而换上了苏军制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这时自己又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到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眼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塞-一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做出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很好，但他没有露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出卖自己人。还可以去干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美术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进美术专科学校。
在工棚里拨给了他与另一个老年画家（可惜不记得姓名）一个小单间，在那里，尤里为德国管理人员无偿地画画——“尼禄的盛宴”、“埃尔弗神的环舞”给他送来吃的作为酬劳。被俘军官们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带着小饭锅站队等候领取一碗浑汤，营警用棍棒打他们，厨子用长柄勺子打他们——而这碗浑汤是不足以维持人的生命的。尤里从他们那个小单间的窗里每天黄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画笔应当描绘的唯一的画面：傍晚的薄雾笼罩在沼泽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上面燃着许多篝火，篝火周围——过去是俄国军官现在是野兽的生物们在啃着死马骨头，烤着土豆皮做的饼子，拿马粪当烟抽，被虱子咬得不断地扭动身子。这些两足动物还没有都死光。他们也还没有都失掉了讲话的能力，从篝火的深红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为时已晚的彻悟怎样透过他们那些向着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脸。
难咽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对他已无足珍惜。他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忘却的人。不，他侥幸活下来了-一他就应当作出结论。
他们已经知道，各国俘虏中只有苏联俘虏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谁也没有比苏联俘虏遭遇更坏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人，或者不光是在于德国人。甚至波兰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英国人、挪威人了——他们身边堆满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东西、家里寄来的东西，他们干脆不去领取德国的口粮。在几个集中营挨着的地方，盟军战俘出于善心把施舍物扔过铁丝网送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扑去抢骨头。
俄国人撑持了整个战争——而俄国人却得到这种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地得到了解释：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苏联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苏联不承认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们当了俘虏后给予支持，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心冷下来了。在工棚的小屋子里，他同那老年画家交锋、争吵（尤里很难理解，进行抵抗，而老头儿则一层一层地揭开）。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给了野狗，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尤里彻头彻尾地变了！他曾非常钦佩父亲——而现在却诅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亲实质上背叛了自己对培育了他的那个军队的誓词，——背叛了，为了去建立现在这个出卖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为什么要以誓词同这个出卖人的制度相联系呢？
当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罗斯“兵团”的招募人员到集中营来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免于饿死应募去了，而叶夫图霍维奇则是抱着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认识去的。但他在，团里没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现在已经不隐瞒他通晓德语了，不久来了一个头头——一个奉命建立一所军事间谍速成学校的家住卡塞尔市郊的德国人，任用了尤里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这样就开始了尤里未预见到的堕落，开始违背初衷。尤里满怀解放祖国的热望——却被派去训练间谍——德国人有自己的计划。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军的中尉。他现在穿着德国制服在德国往来，他到过柏林，访问过俄国的流亡者，读到了从前读不到的布宁、纳博科夫、阿尔丹诺夫、安菲捷阿特罗夫的作品尤里满以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满以为布宁的作品每页都是俄罗斯今日的创伤。但他们是怎么啦？他们把自己享有的无可估价的自由浪费到什么上头了？又是女人的肉体、情欲的爆发、落日的余辉、贵族头部的美、陈年的笑话。看他们写出的东西，好象俄国从未发生过革命或者他们太没有能力谈这件事。他们让俄国的青年们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方位。尤里就这样上下求索，急于看到，急于知道，同时照俄国的老传统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们的间谍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本不能算个正式的间谍学校。在六个月里只能教会学员跳伞技术、爆破作业和使用电台。对他们也并不太相信。把他们派遣出去是为了张扬对俄国人的信任。而对于那些奄奄待毙无人问津的俄国战俘来说，这些学校，照尤里的意见，倒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小伙子们在这里可以吃饱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里还装满苏联货币。学员们（以及教员们）做出一切将如此这般的样子：他们将在苏联后方制探情报，炸毁指定目标，用无线电密码进行联系，然后回来。而他们经过一下这个学校只是为了逃脱死亡和俘虏生活，他们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线向自己人开枪作为代价。
我们的侦查机关当然不接受这种理由。有了大写字母罪名的家属在苏联后方本来就活得够好，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想活下去呢？这些小伙子不肯拿起德国卡宾枪这个事实，也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意义。他们玩的一场间谍游戏，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条6，还加上进行破坏的图谋。这就是说：一直关到断气。
他们通过战线之后，他们的自由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与认识。梯思梯和无线电台，他们全都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当局投诚（像我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所见到的那个翘鼻头的“间谍”那样），或者先用白得的钱来吃喝玩乐一番。只是谁也没有经过战线再回到德国人那里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回来了，并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去核实吧！）。这是不寻常的。头头确信他是“死灭尔施”打发回来的，决定把他毙了。（忠于职守的间谍的命运！）但尤里坚持说，相反地应当奖励他并在学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归来的间谍请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脸通红，隔着桌子弯过身来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答应原谅您，如果您自己马上投到我们那边去、”
尤里浑身战栗起来。一股暖流化开了已经硬如铁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国？该诅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么亲爱的祖国呀！原谅？还可以回到家里去？漫步石岛大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毕竟是俄国人呀！你们原谅我们，我们回去，而且还将是了不起的好人！离开集中营后的一年半没有给尤里带来幸福。他没有后悔。但也没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样惶惶不可终目的俄国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清楚地感到：脚底下没有支撑地方，反正这不是正经生活。德国人按自己的目的随意支使他们。现在，当德国人显然已经打输了战争的时候，正好尤里有了一条出路；头头喜欢他，曾吐露真情说，在西班牙他有一个留做退路的庄园，帝国完蛋时两人可以一起躲到那里去。可是桌对面坐着一个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脑袋地向他进行劝诱：“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重视您的经验和知识，想通过您学习德国情报机关的组织经验”
叶夫图霍维奇犹豫不决了两个星期。但当苏军在维斯拉河彼岸发动进攻时，在把学校撤退到后方的途中，他下令队伍拐进一个僻静的波兰小庄园，在那里叫全校站队集合，他宣布：“我决定投到苏联方面，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于是这些又可怜又可笑的乳臭未干的间谍们，一小时以前还装作忠于德意志帝国的样子，现在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乌拉！我们一起去！”（他们向着自己未来的苦役喊“乌拉！”）
于是，他们的间谍学校便全体隐藏起来，直到苏军坦克的到来，然后是“死灭尔施”的到来。尤里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伙伴们。把他单独隔离，要他在十天之内把学校的全部历史、教学大纲、破坏任务都写出来，而他也真的以为是需要“他的经验和知识”甚至已经讨论了回家探望亲人的问题。
只是在卢宾卡他才明白过来：甚至在萨拉曼卡，离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现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枪决或者怎么也不会少于二十年。
祖国的炊烟对于人的诱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牙齿的神经没有杀死以前，总会有感觉，大约我们在吞下砒霜以前也总会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治这个毛病，奥德赛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种莲子
尤里在我们的监室里总共只住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同他争论。我说我们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义的，可怕的只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带着遗憾的神色瞧着我，抿了抿神经质的嘴唇说：在着手去搞革命以前，先应当在国内把臭虫弄干净！（他与法斯坚科殊途，但在某一点上却奇怪地同归了）。我说，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怀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说——同斯大林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从一开头就是（至于说斯大林是个匪徒，我与他没有分歧）。我推崇高尔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正确的观点！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反驳说：一个渺小的乏味透顶的人物！虚构出一个自我，又为自我虚构出一些英雄，所有的书也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列夫-托尔斯泰——才真是我们的文学之王！
由于这些每日的争论，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争论，我同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于彼此的理解。
他被从我们监室带走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我打听了多少次，也没有听说谁在布蒂尔卡同他一起坐过车，谁在递解站看见过他。连普通的弗拉索夫分子们也都无影无踪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进了土，有些人至今还领不到离开北方荒僻地区的许可证。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命运在他们中间也不是平常的。
这里和下面的“弗拉索夫分子”这个词，是在它在苏联语言中出现和确立时就具有的那种模糊的但牢固的含义上使用的，对它无法加以准确地定义，寻找这个定义对于非官方人士是危险的，对于官方人士是不宜的：“弗拉索夫分子”一般是指在这场战争中拿着武器站到敌人方面去的苏联人。还需要岁月和著作，以便能对这个概念加以分析，划分出不同的类别，那时剩下将是本来意义上的“弗拉索夫分子”——即弗拉索夫将军自被德国俘虏并使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冠以自己的名字之时起的拥护者或下属。在战争的某些月份，这类拥护者总共不过数百人，而具有统一指挥系统的弗拉索夫军本身实质上并未来得及建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德国人搞了一场宣传把戏：发表了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了（从来没有举行过的）“俄国委员会”“成立会议”的消息，它似乎是想成为类似俄国政府的东西，又好象不是，消息说得含混不清，——只把弗拉索夫中将和马雷什金少将的姓名拿了出来。德国人自然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先宣布，然后取消，然后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但是传单从飞机上飘下来了，落在我们前方的地面上了，落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弗拉索夫的”委员会自然就带上了一个运动的概念，一支武装力量的概念，而当德军中开始出现拿着武器的我国同胞——俄国的或者民族的部队时，我们唯一知道的那个词“弗拉索夫分子”就贴到了他们头上，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们并不阻止我们这样做。整个运动就这样假借地但牢固地和弗拉索夫的姓名联在一道了。
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祖国的这类武装的我国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不少于八十万苏联公民加入了以反对苏维埃国家为目的的战斗组织”——一位研究者（thorwaid——“wensieverderbenwoiien”stuttgart，一九五二）提供的材料说。另一些人的估计也大致相同（如svensteenberg－“wiassow－verrateroderpatriot？”－koin，一九六八）。判明准确数字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德国行政当局和军事指挥部门的各派之间有斗争，对战争进程抱现实主义态度的下层机构要求缩小这个数字，免得上层对反布尔什维克却非亲德的势力的增长而感到害怕。所有这些都是一九四四年末组建独立的“俄国解放军”之前很久很久的事。
卢宾卡吃午饭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老早我们就听见走廊里盘碗叮铛的快乐音响，然后，像在饭馆似地用托盘端着给每人送来两个铝盘子（不是钵子）：一勺汤和一勺稀极的无油粥。
在初期的焦急不安状态中，受侦查的人什么也咽不下去，有的几昼夜不碰面包，不知该把它往哪里放。但渐渐地恢复了胃口，然后是经常的饥饿状态，甚至达到贪馋的程度。以后，如果你能克制自己，胃就缩小了，适应于少食——这里的可怜的饮食甚至成为恰到好处。为此需要进行自我教育，丢掉斜视多吃一点的人的习惯，绝对不搞孕育着危险后果的那种狱中的精神会餐。尽可能地上升到高级领域去。在卢宾卡这点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允许午饭后躺两小时——这也是极妙的疗养院规则。我们背向门上的旋转口躺着，装样子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便打起盹来。睡觉本来是禁止的，看守也看到了很久不翻动的书本，但在这两小时内通常不敲门。（这种人道态度的原因是，不该睡觉的人在这时候正在受到白天的审讯。对于不肯在笔录上签名的顽固分子，这种做法甚至使他感到更强烈的对比：受审讯回来，而这里午睡时间已经结束。）
睡眠——这是克服饥饿和忧愁的良药：机体也不消耗热量，脑子也不再反复思考你犯下的错误。
随即就来了晚饭——又是一勺稀粥。生活急于把一切赠赐在你面前摆出来。现在，熄灯前的五六个小时，你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放进嘴里去，但这已经不可怕了，晚上易于习惯不想吃东西——军事医学上早就知道这一条，在后备团里晚上也是不开价的。
随即就到了晚解手的时间，这个时刻你多半已经战栗地等待了一整天。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多么轻松了呀！世界上一切大问题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了——你感觉到了吗？
轻飘飘的卢宾卡的黄昏啊！（不过，只有你不等待着夜间提审的时候，它才是轻飘的。）轻飘飘的肉体，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满足到使灵魂感觉不到它的压迫的程度。多么轻松自由的思想呀！我们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巅，这里，真理从火焰中向我们显露了真身。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我们当然在晚上也争论，丢下同苏济的棋局，扔下书籍。冲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为问题都是爆炸性的，例如——关于战争的结局。瞧，看守不说话、没有表情地走了进来，放下了窗上的蓝色伪装帘子。现在，在第二层帘子的后面，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礼炮来。我们既看不见礼花齐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欧洲地图，但试图在脑子里绘出一幅详图并猜测哪些城市已经拿下。这些礼炮特别使尤里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唤命运来改正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坚持说战争决不是正在结束，现在红军马上就要和英美军互相冲突，只有那时才开始真正的战争。监室里的人对这种预言非常感兴趣。结局是什么呢？尤里担保说，结局是红军轻而易举地被击溃（它意味着我们被解放？或被枪毙？）。我对此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特别激烈地争论起来。他的理由——我们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失血过多、装备不良，而主要的是，对盟军作战已经不会那样坚决。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队为例坚持说，与其说军队已疲惫不堪，不如说它已积累起了经验，现在是又强大又凶猛，因而在这种场合会比打德国人还要干脆地把盟军打个落花流水。“永远不会！”尤里喊起来（但用低嗓门）。“那么阿登呢？”我也喊起来（低嗓门）。法斯坚科插了进来并嘲笑我们，说我们两人都不理解西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迫使盟军对我们作战。
但晚上毕竟不那么想争论，倒想听点什么有趣的东西，甚至调和的东西，大家和睦地说说话。
监狱中最心爱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监狱的传统，谈论以前是怎么坐牢的。我们有法斯坚科，因此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前来探监。从前那种每逢节日给囚犯们送物品的普遍传统呢？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们送点东西去供他们共同享用，哪家也不会开斋。送会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现在这已经成为奇闻。现在你要在某个机关里建议为本地监狱的犯人举办一次节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将会被认为几乎是反苏的暴动！瞧我们野兽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节日礼物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呀！难道这只是美味的食物吗？它们使人感到温暖，感到外面在想着你，关心你。
法斯坚科告诉我们，在苏维埃时期也存在过一个政治红十学会，——对这件事，我们不是不相信他说的话，而是有点难以设想。他说，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国去，在那里募钱（在我们这里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后在国内购买食品送给没有亲属的政治犯。给一切政治犯吗？马上说明白：不是，不结反革命分子（譬如，这意思就是不给工程师们，不给牧师们），而只给过去的政党的成员。原来如此，那就干脆直说吧！不过，政治红十字会的成员，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个个给关进去了
晚上不等待审讯时还有一个乐意谈的题目——关于释放。是呀，据说，竟有释放犯人这等怪事。泽一夫拿着东西从我们这里给带走了——说不定是释放？侦查不可能终结得这么快。（过了十天，他又回来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来他在那里很快就签了名，于是又把他送回这里）喂，听着，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说你的案子是鸡毛蒜皮吗？——一定要上我老婆那里去一趟，见到以后，让她在送来的牢饭里头做个暗号，譬如说放上两个苹果——现在苹果哪里也没有——那就三个面包圈吧——说不定在莫斯科面包圈也买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个土豆（这样约定好了。后来果真叫h拿着东西走了，而m也在牢饭里头得到了四个土豆。惊人！绝妙！他被释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严重得多——那末说我也可能快了？实际上只不过是第五个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里，而h已经被关在轮船的底舱里运往科雷马去了）。
我们就这样东拉西扯地闲聊，回忆某件可笑的事情——在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里的，完全不是你经验范围内的有意思的人中间，你感到又愉快又惬意——而与此同时，已经度过了不声不响的晚点名，眼镜也收去了——电灯眨了三次服。这就是说——过五分钟就到睡觉时间！
赶快，赶快，钻进被子！好像在前线，不知道炮弹会不会马上、一分钟之后将狂风暴雨般地落在你身边一样——我oj在这里也不能预料自己是否面！闲着一个决定命运的审讯之夜。我们躺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上面，我们努力把各种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睡觉！
在四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们送走了叶夫图霍维奇以后不久，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门锁响了。心收缩了起来：叫谁呀？现在看守就会用咝咝的声音传呼：“c开头的！”“3开头的！”可是看守没有发出咝声。门打开了。我们抬起头。门旁站着一个新来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着一身简陋的蓝色衣服，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他没有任何东西。他仍然若失地环视四周。
他不安地问：“哪一号监室？”
“五十三号。”
他战栗了一下。
我们问：“从外面来？”
他痛苦地摇摇头说：“不——是”
“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他有着一张稍带傻气的、很柔和的面孔，眉毛几乎完全是白的。
“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问题，不能期待对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这样，为了点小事”
人人都这样回答，人人都是为了点小事坐牢。特别是受侦查人本人总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为了什么？”
“我。写了个号召书。致俄国人民的。”
“什——么？”（这样的“小事”我们从来还没有碰到过！）
“会枪毙吗？”——他的脸拉长了。他拿住那一直没有脱下的鸭舌帽檐揪来揪去。
我们安慰说；“大概不会吧；现在谁也不枪毙。十年是准的。”
我们那位忠于阶级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问他：“你是工人？职员？”
“工人。”
法斯坚科伸出了一只手，胜利地对我感叹说：
“瞧见了吧，工人阶级的情绪！”
说完便回过身去睡了，以为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但他错了。
“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来个号召书？用谁的名义？”
“用我自己的名义。”
“你是什么人呀？”
新来的人抱歉地微笑了一下，然后说：
“米哈伊尔皇帝。”好像一粒火星烧穿了我们的皮肉。我们在床上坐起身来，仔细瞧瞧。他那腼腆的瘦脸丝毫也不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年龄也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睡觉吧！”——苏济严厉地说。
我们朦胧入睡了，预感到明天早上吃干粮前的两小时是不会寂寞的。
给皇上也拿进了一张床和被褥，于是他便悄悄地在马桶近旁躺下了。
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莫斯科火车司机别洛夫家里，进来了一个长着淡褐色胡子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儿，对司机的笃信上帝的妻子说：“佩拉格娅！你有个一岁的儿子。为上帝好好保护他。时间一到，我会再来。”说完就走了。
这个老头是谁——佩拉格娅不知道，但他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威严，他的话征服了母亲的心。于是她对这个孩子疼得比保护眼睛还厉害。维克多长成了一个安静的、听话的、虔信的人，他常常看见天使和圣母的幻影。后来少了些。老头儿再也没有出现。维克多学会了开汽车，一九三六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比罗比詹，在汽车连服役。他完全不是一个放肆的人，也许正是这种不像司机的文静性格把一个在部队里当雇员的姑娘迷住了，因而挡了追求这个姑娘的自己排长的道。在这个时候，布柳赫尔元帅前来视察他们的演习，他的司机忽然得了重病。布柳赫尔命令汽车连长给他派去一个连里最好的司机，连长把排长叫来，这个排长马上想到把自己的情敌别洛夫塞给元帅（在军队里常常这样：提拔的并不是有条件的人，而是想甩掉的人）。何况别洛夫是一个不喝酒的、干活卖力的人，不会捅漏子的。
别洛夫中了布柳赫尔的意，便留在他那里了。不久，布柳赫尔被像煞有介事地召到莫斯科去（用这个办法在逮捕前把布柳赫尔和听他话的远东地区分开了），他把自己的司机也带到了那里。别洛夫失去了头头以后，进了克里姆林宫的汽车队，有时给米哈伊洛夫（共青团）开车，有时给洛佐夫斯基开车，还给什么人开过，最后是给赫鲁晓夫开车。在这里别洛夫看够了（给我们讲了好多）那些宴会、风习、警戒措施。作为普通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在工会大厦旁听过对布哈林的审判。说起自己的那些主子，他只对赫鲁晓夫一个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有在他家里，让司机与全家同桌吃饭，而不是在厨房里单独吃；在那些年代只有在他家里还保留了工人的朴实作风。乐观愉快的赫鲁晓夫也喜欢上了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九三八年调到乌克兰去的时候很想带他一起走。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早知这样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赫鲁晓夫。”但有点什么事情使他在莫斯科留了下来。
在一九四一年，战争快开始的时候，他工作上有一段间断，他不在政府汽车队里工作了。于是兵役局马上把他这个失去后台的人征召入伍。他由于体质弱没有上前线，而分到了工人营——先是步行到英查，在那里挖掘战壕，修筑道路。在最近几年无忧无虑的温饱生活后——这日子使他简直吃不消。他尝够了穷困和痛苦，他在周围看到，人民在战争发生前不仅没有生活得好些，反而更加穷苦了。自己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因病退伍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又找到了差事：给谢尔巴科夫开车，后来给石油人民委员谢金开车。但谢金侵吞了公款（总共三千五百万）被悄悄地撤了，而别洛夫不知什么原因又失去了在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于是他就上汽车场当司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与红巴赫拉之间捞点外快。
但他的思想已经在考虑别的事了。一九四三年他住在母亲那里，一天她正洗着衣服，拿了桶出去到水龙头那里接水。这时，门开了，屋里走进一个长着白胡须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他对着圣像划了十字，威严地看了别洛夫一眼说：“你好，米哈伊尔，上帝祝福你。”别洛夫回答：“我是维克多。”老头儿坚持说：“你将成为米哈伊尔——神圣俄罗斯的皇帝！”这时母亲送来了，一见就吓软了，把桶里的水溅了一地：这就是那个二十七年前来过的老头儿，须发白了，但正是他。老头儿说：“让上帝保佑你吧，佩拉格娅，你把儿子保全了。”说毕就同未来的皇帝撇开旁人去密谈，像总主教扶持他登基一样。他告诉这个惊震不已的年轻人说，一九五三年将要改朝换代，他将成为全俄罗斯的皇帝。（所以五十三号监狱那么使他吃惊！）为此在一九四八年应当开始积聚力量。老头子没有接着教他怎样积聚力量就走了，而维克多也没有来得及问。
现在已经没有安生日子过了！换个别人也许早就丢开了这种力不胜任的意图，但恰好维克多在那种地方，在最高层人士中间厮混过，常见到这些米哈伊洛夫们、谢尔巴科夫们、谢金们，从别的司机那里听过好多事，并且弄明白了，这里完全不需要什么不同寻常的才能，甚至是恰恰相反。
刚行过登基涂油礼的皇帝是安详的，有良心的，富于同情心的，像留里克朝最后一个皇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那样，感到皇冠沉重地紧箍在自己头上。周围是贫困和人民的痛苦，在此以前是不由他负责的——现在却压在他的双肩上，这种状况继续一日，他便应负其咎。他感到奇怪——为什么要等到一九四八年，于是在那个四三年的秋天他就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告俄国人民的宣言，并念给了石油人民委员部汽车队的四名工作人员听我们从早上起就把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围了起来，他态度谦和地告诉了我们一切。我们过分被不平常的故事所吸引，没有留意他那幼稚的轻信态度，因此——出于我们的过错！-一没有来得及防备“耳目”而且我们脑子里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对我们做的朴质的陈述，还会包含着一些侦查员不完全知道的材料！故事讲完以后，克拉马连科不知是要“上典狱长那里去拿烟叶”还是要去看病，要求出去，总之很快就把他传去了。他到上头去把石油人民委员部的这四个人给兜了出来，这本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第二天，别洛夫提审回来，表示奇怪，侦查员是从哪里得知了这些人的。这才把我们惊醒了）石油人民委员都这几个人读了宣言，都表示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告发皇上！但他自己感到，这——过早了！过早了！于是就把宣言烧了。
过了一年。维克多在汽车场车库当机修工。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又写了一个宣言，给十个人——司机和钳工读了。大家都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出卖！（十个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告密盛行的时代——真是罕见的现象！法斯坚科关于“工人阶级的情绪”的结论没有错。）诚然，皇上同时也耍了一些天真的花招：暗示他在政府里有得力的靠山；答应给自己的拥护者们出差的机会，以便去团结地方上的保皇势力。
过了几个月。皇上把机密又透露给车库里的两个姑娘。这可就走了火——姑娘们原来都是有高度觉悟的！维克多的心马上像被揪住了，感到灾祸临头。在报喜节“后的星期天，他在市场上走，身上带着宣言。一个同谋的老工人碰到他，对他说：“维克多！你最好先烧了那张纸吧！怎么样？”维克多也尖锐地感到：是呀，写早了！该烧掉！“不错，现在就去烧掉。”于是他便回家去烧。但是，市场上立刻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叫住了他：“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跟我们坐车走一趟吧！”他们用小汽车把他带到了卢宾卡。这里是那么紧张忙乱，以至忘了按常规搜身，因而提供了一个时机——皇上差点儿没有把自己的宣言在厕所里销毁，但一想，他们会更加纠缠：藏到哪里去了？藏到哪儿去了？便作罢了。直接带他乘电梯上楼到了将军和上校那里，将军亲手从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了宣言书。
然而，大卢宾卡只作了一次审讯就放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汽车场车库里抓了十个。石油人民委员部里抓了四个。接着就把侦查任务交给了一个中校，这个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着号召书的内容：
“陛下：您这里写着：‘我将谕令我的农业大臣开春以前解散集体农庄’——但是怎样分配农具呢？您在这里没有明确规定然后您写道：‘我要加强住宅建设，让每个人住到他工作地点附近，提高工人工资’陛下，您哪儿来的本钱？票子全靠在机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债废除了！还有：‘把克里姆林宫全部平毁。’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顿在什么地方呢？譬如说，大卢宾卡的房子您还满意吗？想不想去瞧瞧？”
年轻的侦查员们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们除了可笑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们在监室里也不是总能克制住微笑。泽一夫向我们挤眉弄眼说：“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会忘记我们吧？”
大家取笑他
白眉毛的、傻里傻气的、双手长满老茧的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收到他那倒霉的母亲佩拉格哑送来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请我们吃：“吃吧，吃吧，同志们”
他腼腆地微笑。他很清楚，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和可笑——当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上帝的选择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就把他从我们的监室里带走了严
快到五一的时候，从窗上取下了灯火伪装。战争眼见得要结束了。
那天傍晚，卢宾卡是从未有过的宁静。正好碰上是复活节的第二天，节日交错在一起了。侦查员们都在莫斯科游逛，谁也没有被叫去受侦查。在寂静中听得见有一个什么人在抗议什么事情。把他从监室里拉出来送进了隔离室（我们凭听觉可以感觉到所有门的位置），隔离室的门开着，在那里打了他很长时间。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打在身上和急得说不出话来的嘴巴上的每一击。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拿下了欧洲的一个首都。还没拿下的首都只剩下两个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从这两个中间去猜测。
五月九日，午饭与晚饭一起送来，在卢宾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这样做。
只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猜到战争已经结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响的礼炮。没有拿下的首都一个也不剩了。当晚又放了一次礼炮——好像是四十响的——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