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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的冬天是冷的，这还用说吗？可是在我没来东北以前，在南京火车站买去东北的车票的时候，一个家居东北、随丈夫来杭州的家属却对我诉苦说：
“不行，杭州那死地方呆不了，这一冬把我快冻死了。”
虽然她给我做了多方解释，我还是迷惑不解。按地理位置来说，南京比杭州要靠北的多，冬天肯定比杭州还要冷，但在南京，冬天也没有把我要冻死的感觉。我只穿一件毛衣，外套一件薄棉袄，下身穿一件秋裤就满可以了，这就是我过冬的全部衣服，脚下穿的仍然是夏天穿的胶鞋，帽子也无需戴，觉得不冷。
“怎么不冷？我的手脸全给冻伤了，在我们东北就不这样。”她坚持地告诉我说。
东北不是很冷吗？她怎么这样说呢？我半信半疑。
实地到了东北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东北的冬天，在农村，室内有热炕，在城市，室内有暖气，外面再冷也无所谓，冬天没人在外面。所以，东北人在南方呆不惯，感到冷。
东北，室外当然是要冷了。
记得有人说，东北在室外小便要带小棍子，因为一边尿，一边结成了冰，不用小棍子砸不行。其实，这纯粹是胡扯，是戏弄不了解情况的外地人和吓唬无知的小孩们的。刚来东北的那些年，冬天是很冷，漫天的大雪，铺天盖地。一旦下了，整个冬天也不化。在城里，你看吧，大街小巷、大一堆小一堆，到处堆的都是雪；在农村，那白茫茫的雪原，一望无边无际，有的时候积雪齐膝盖深，路是没有的，人走不了，进城下乡要坐雪爬犁。这和关里很不同。记得，在我山东家，雪下了，随下着随就化了，雪是存不住的。
比较起来，关内和关外，城市，除了有供暖不供暖的不同外，其他差不多。在农村可就不同了。因此，我讲塞北的冬天，主要就是讲塞北的农村。
塞北的冬天冷，采暖供热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在农村，供暖的设备主要就是火炕。农村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南北大炕，书桌摆上。”真的，在一个屋子里，几乎家家都搭着南北大炕。全家人都要睡在一个屋的这两铺大炕上。来了亲戚也不例外，也睡在上面。这使我想起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他们也是全家大大小小几代人睡在同一个帐幕下。帐幕和屋子虽有不同，但生活方式基本一样，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记得有一年我们下乡劳动，我睡在生产队的队长家里，就睡在这样的大炕上。队长的大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了，我们就睡在同一铺炕上，她和我之间就隔了队长一个人。晚上要睡觉了，灯照样点着，她大大方方地脱衣服，几乎旁若无人。这在一个关内人看了，简直不可思议，真叫人大开眼界。在关里，女儿即使和父母也不能在同一个屋住，更别说和外人睡在同一铺炕上了。东北人就很不一样，在一个屋子里的两铺大炕上睡很多人，包括客人和陌生人，没人在意这个，大家习以为常。
有一年去沈阳故宫参观，看到满族人刚兴起的时候也是这个样。故宫有一栋四五间长的大筒子屋，南北相对搭的两铺大炕很长，能同时睡四五十人。炕的一头搭着灶台，上面放着一口特大号的大锅，用来做饭，在灶下烧火，烟通过大炕从另一头的烟筒里冒出去，就这样，既给炕供了暖，同时锅里又做了饭，一举两得。这两铺炕和老百姓的火炕相比起来，虽然是大，但也只是大小的不同，其他没什么两样。
炕是东北人平时工作、休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吃饭的时候摆上炕桌，一家之长要上炕里，晚辈们只能坐在炕边上，这是规矩。来了客人了，就得喊一声：
“上炕”
这是礼貌。炕热乎，这是对客人的最好招待。平时家人干活干累了，也是到热乎的炕上休息。赵本山不是有个小品吗？说：“坐在炕头上，嗑着瓜子，喝口茶水，多得。”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东北人对美好生活的理想。
冬天，最热闹也是最让人兴奋的还是过大年。人们往往早在过年的头一个多月就忙开了：家家户户淘大黄米（一种粘性很大的米）、轧黄米面、蒸粘饽饽、杀年猪，包年饺子。年饺子没日没夜的包，包完，用大木柜装起来，放在雪地里冻上，冻的饺子很多，一个月也吃不完。记得，有一次记者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就曾回忆说，张作霖的大帅府，过年也是要包很多的饺子，一包就是几屋子。农民家当然就比不上了。不过，大家都是一个风俗，这一点还是一样的。在农村，冬季储存白菜的办法是跟满族人学的，把白菜放在大缸里，用水浸泡，发酵变酸，做成酸菜。过年的时候用酸菜炖猪肉，或者炖粉条子。于是，猪肉炖粉条子便成了东北农家的上等好菜，一炖一大缸，放在雪地里存起来，随吃随舀。
人到了这个时候也最是活跃，大人小孩头戴着狗皮帽子，脚穿着牛皮做的乌拉靴，手上戴着厚厚棉手闷子，出出进进，天再冷也不在乎。狗皮帽子的狗毛很长，上面结满了白花花的霜，把鼻子眼睛都挡的严严的，什么也看不着。因为身上穿的的棉衣很厚，人显得圆滚滚的。女人也是圆胖胖的，一点也显不出女性特有的线条美。
人们平时不出屋，最喜欢呆的地方就是炕上。
南北的大炕，晚上一睡就是十多人，有时祖孙好几代都睡在一个屋里的南北大炕上。姑娘，儿子，大媳妇，二媳妇，乃至三媳妇，再加上她们各自的女婿，还可能有各自的孩子们，大大小小，十几号人，多则几十号人，都要挤挤插插睡在这南北大炕上。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长辈、老婆婆和老爷子。你能想象得出会有多热闹吗？在关里，小夫妻过惯了独屋独户的生活，两人要睡在一张床上。晚上把门一关，有什么悄悄话就敞开说吧，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是，在东北行吗？告诉你们吧，小夫妻，不管有多少悄悄话也不能说，全得憋在肚子里。要说？休想！那是绝对说不得的。如果真的说了，那就不再是说悄悄话了，就等于用高音喇叭向全家老少几辈子人做高分贝的大声广播。想想，多可怕，你还敢说吗？
在这里我还是讲讲我的切身感受吧。
我媳妇是东北人，家在农村。结婚后的头二年，她的工作还未能及时调到城里。我们俩两地分居。新婚的夫妇，能理解吧？黏糊的如胶似漆。春节到了，难得的机会呀，我能不去找她吗？是的，我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扛着，背着，带着，冒着塞北的严寒，抱着满腔的期待去了。进屋一看，还用说吗？南北大炕呀，满屋子的人，闹闹嚷嚷，这第一感觉就是很不习惯。接下来的事就更感到难堪了。看着自己久别的媳妇，满肚子的悄悄话要说，可是，能说吗？瞧瞧吧：老岳父、老岳母、她的哥哥、弟弟、嫂子以及她那些小侄儿、小侄女，一大堆人，能向她们全家人做高分贝的广播吗？不能，有话就只好憋在肚子里，什么也不说了。晚上睡觉，还不错，老岳母挺有人情味，除了他们两个老人外，把全家其他的人都打发到别家另找住宿的地方，把我们两个安排在一个北炕上，还能挨着睡。这够意思了吧？可是，老岳父、老岳母，就睡在南炕上，两铺炕相距不到二尺远，而且，两位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我们一举一动都难以逃过他们机灵的耳朵和敏锐的眼睛。更可恨的是，东北还有个规矩，过年的时候，要点着明晃晃的灯睡觉，表示长明，有好运。可我这时是什么命运呀？唉，谁考虑我的命运做什么！
睡觉的时候到了，我们都相继躺下了。可是，我朝思暮想的媳妇就在我身旁，虽然各睡各的被窝，但我伸手就可摸到她，真是应了那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我翻来覆去，虽然是小声，但也不断地叹着气。我的媳妇还是知道我的心思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估摸着老人们大概睡着了，其实，他们根本不可能睡着，就权当他们睡着了吧。她便悄悄地、慢慢地下了炕，把那盏灯的明晃晃的大火苗儿尽量调的小一点，让室内的轮廓尽量变得模糊一点。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什么行动，即使被人看到了，轮廓也是比较模糊的。你想，还能做什么？把灯熄掉是万万不行的，别的实在也无法可想了，就只能寄希望于这一点模糊了。唉，做贼是什么感觉？我没偷过东西，没有这种体验，我想，大概和这时的感觉差不多吧？就这样，第一夜就在这种狼狈相中过来了。写到这里，我忽然动了怜悯之心了，我这一夜做贼的感觉都受不了，可是，他们家那一房房的媳妇和儿子，这种感觉不得天天晚上要体验吗？噢，好可怜哟！
第二天我执意要走，说什么也不想再体验那份做贼的感觉了。当然，大年初一就走，也不太好看，于是，我强忍着又呆了一天，第二天就打道回府了。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便是我第一次到东北农村的感觉。
塞北农村的冬日，就给我留下了这些印象。对于一个关内人，总的来说，一切都好像很新鲜，但有些事也显得很别扭。现在，媳妇已经调到一起工作了，没必要再去了，我也就不想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