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可为与不可为

赤裸裸的真理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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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为中国文人制定行业法令,规定什么是可为的,什么不可为。知识分子文人内心的道德杠杆各自有一套,标准不统一。

    从什么时候起,那么多人争着往“钱”看。中国文人,作为有良知、有血性、有理性的代表,也把拯救灵魂的重担丢开不顾,一味以追求低级趣味为乐,被世俗眼光牵着走,往金字塔顶拼命地爬。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没有人会愿意回头牵一把,没有人会愿意回头呼唤一声。“中国文人”一词,不再带有为民请命的色彩,不再与民间有任何牵连,它最后的象征是一张与底层人民绝缘的纸。原本依附着八亿中国农民命运的时候,它是那么高贵;一旦逐渐走向背叛的道路,就成了张爱玲笔下的那一袭“爬满虱子的华美的裙子”虽然还很光鲜,却早让人厌恶。

    “御用文人”成为中国文人的代名词是令人特别心痛的现实。为自由写作、为正义写作、为真理写作不知何时已变得那么奢侈,仿佛一提这几个名词都会让人笑话。充斥于文坛,流行于社会,吃香于生活的是为领导写作,为政绩写作,为前途写作,为掩饰写作,为钞票写作。

    如果说封建中国文人的“学而优则仕”是逼不得已,还情有可原,那么当代中国文人处于多样化选择的社会中,还视仕途经济之路为唯一出路,则是不可救药了。当一个文人的精神层面不再保存有为真理写作的基本准则,那么所有堂而皇之的写作目的,都是可怕的和丑陋的。缺乏最高尚的原始创作精神,最终我们还能拿什么向留下万千灿烂文化的祖先交代?在我们经济越来越赶上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却离别人越来越生疏,离一流越来越远。当一个个带有浓重的官僚色彩的文化艺术协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团体写作、实用写作、无意识写作更加兴旺发达,随之消亡的是自由写作,良知写作。我们的思维在僵化,我们的反思在滑坡,我们的怜悯在衰退,我们的警惕在沉睡。作为思想的前沿者,中国文人由一个个牛虻演变为一只只只会表演的蝴蝶,这种变异,是知识界整体的沦陷,是民主化进程的自我封闭!我们完全丧失拯救的能力,我们要等待谁来拯救?

    一提到“中国文人”许多人就会想到一个词来形容:软体动物。的确,已经没有什么比这个比喻更贴切的了。就像螺蛳那样,身患深度的软骨症,只知整天呆在那个硬壳里,完全丧失独立行走的能力,何谈战斗性与批判性?中国文人,你们的骨气哪里去了?

    著名思想家黎鸣先生,在余杰新作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出版座谈会上,发出了“中国的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呐喊声。一语揭破了无数伪君子文质彬彬的假面具!

    有人耐不住做学问的清寒和辛苦,独钟情速成法和终南捷径,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改装后投入应用。于是出现了高校教师学术剽窃的新鲜事。有人看不惯知识与金钱不等价的现实,纷纷吊高价来买。于是各级刊物便大肆腾出版面寻租,趁火打劫那些急着发表论文来评职称的老师。有人心里浮躁得很,根本没有心思在文学的大山里寻宝,而是把文学事业用作问鼎官场的助跑器。于是许多人一夜之间由民间走入了机关后,便迫不及待放下纯文学写作的笔,拿起笔写官样文章,乐此不彼。有人不管尊严的有无,使劲张扬奴性,作变态的枪手胡说八道不算,还要亲自披挂当“吹鼓手”多大的牛皮也吹得出口。于是昔日笔锋所向的对象,纷纷旧貌换新颜,在极端美化和吹捧下,已经与日月同高了。有人践行文学即人学的理念,要倡导人性回归,一切文字都要扯上性器官,隐私公开化,情感大众化,为冲动写作,为私生活写作,为感官写作。于是性日记、有了快感你就喊、不得不说的故事、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女人等等,一下子从黑暗的床底下端上了桌面,哪怕晚节不保也要公诸于众。

    自称“农民的儿子”的作家摩罗,喊出了“中国文人不懂得耻辱”的晴天霹雳。这个发现,比五十年代全国大放卫星时候的勇士敢于惊叫“米缸没有米了”还要有价值。

    这是一群把耻辱当光荣,把卑鄙当通行证,把无知当伟大的短视者!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也许就是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气概。

    我们一旦发觉笔下的情感不再是为心灵而写,一旦发觉纸上的呐喊只是流于形式,一旦发觉字里行间注入了过多的商品气息,我们就应警惕,这种味道还属不属于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的本性?

    当中国文人不再只是一个文字的贩夫走卒,中国文人的价值观不再脱离传统的人文精神制约,那时候,大概就会知道什么是可为的和什么是不可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