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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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天,坐在计算机前整理各个学校通过电子信箱发过来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小学生作文大奖赛”征文,心中感慨万千。

    从教27年了,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础教育发展路程,曾经以8000字的散文三十年的情节记录我对教师的情结,也曾经用7000字的散文予人玫瑰,手留余香记录我乐教的足迹。两篇散文发表后,用一位陌生读者送我的贺年卡上的话说:“赚足了读者的泪。”原因是我写的东西虽然文笔不行,但多是源于现实,源于内心世界,才偶尔拨动读者共鸣的心弦。然而,我内心里还一直藏着一个与教育有关的心结,不敢说出来。这个心结一直压抑我,今天在征文截稿的最后一天,鼓足勇气,想写出来。

    这是一个羞于开口的故事。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正直的孩子,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的家距离村集体果树园20米,那年月孩子们整天围在园子边与“看园人”斗勇斗法,不时就在刺槐树篱笆上掏个洞。苹果桃子香味,的确诱人,我做到了“岿然不动”从来就没有靠近果园。后来,看园人看我诚实,就特许我一个人进园子挖猪草。得到信任我很自豪,里面的猪草很多,在挖猪草时,快熟的果子有一些掉在地上,甚至掉在头上,我都经受得住考验。

    从小学到中学,包括后来的中师,专科、本科以及研究生函授学习,我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学生。但在做民办教师的岁月里我曾经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小偷。

    事情应该从头说起。

    我是县一中79级高中生(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在高一下学期开始,学校成立了日语班。当时改革春风刚刚席卷祖国大地,日照石臼港开始建设,当时的说法石臼港主要对日本服务,需要大量会日语的人才。学校“审时度势”成立日语班,动员我们去学习,于是便走进了日语班,高中物理、化学课停止,数学课一周四节。

    学习了一年,不知为什么“日本三级翻译官冯老师”突然走了,学校宣布该班级解散。学校“照顾”说,几个学习好的可以到师范复习班去学习,其他的插到高一,高二去。我们几个人来到教师进修学校新址的工棚,跟着当时文科班学习,最后情况可想而知---根本跟不上。

    老师建议我们回去复习初中课程,考“小中专”回到城阳初中复习半年,到报名的时候,来了政策:凡是读过高中的一律不许考“小中专”学校不给报名。我们几个一起怒火冲天地来到一中讨说法。学校领导当时给两条路走:一是交上照片按正常毕业生发高中毕业证书;二是一中的高、初中所有班级任我们挑选,插班。

    父亲是建国后的师范毕业生,在“大跃进”时代走下讲台回家务农的,那是他第二次以民办教师的身份重返讲台。1981年,家乡还是“大锅饭”正酝酿“承包责任制”父亲在县一中王老师托人叫我复习时,作出决定:拿着高中毕业证,来接替他教学,三年后就可以考师范。

    就这样,1981年我回到家,先后在生产队、大队干了半年,因为做事较好被调公社干了半年。1982年“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我接替父亲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月19元工资。

    1982年,我十八岁,那是个多梦的季节。上学时经常写出班里的范文,拼凑的小诗在地区报刊见了次面,这,似乎成为我喜欢做梦的基础。文学梦是改革初期所有青年的梦,就连刚刚兴起的报刊“征婚启事”上,都统一有“爱好文学”一条。还有,眼前似乎看到自己三年后在师范中专的校园“驰骋”。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19元的工资问题。

    在期盼中过了三年,突然,上级规定教龄必须四年。好的,再等一年,上级文件教龄必须五年。终于到五年了,上级政策不再从民办教师中招收中专师范生。

    五年了,梦散了。这五年我并没有把民办教师当做跳板,而是在中师函授,文学刊授中度过。我也是教学成绩最好的,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农村身为长子,无力帮家里挣钱,只好遵从父母的意愿:早成家,为七口之家减轻一点负担。

    1987年结婚了,所谓工资还是每月19元钱,半年地方政府发一次补贴,每月40元。自己耕种着几分农田,课余时间侍弄几分菜园,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换几个钱。我是个勤快人,种地不偷懒,粮食、蔬菜长的不比别人的差,但是,每年还要缴纳各种集资,公粮,所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的。第二年儿子出生了,负担更重了。结婚后的几年里,每年都要去全家种地的伯父二哥家借粮食吃。

    1988年初秋,春玉米快下来了。家里借的粮食又吃完了,我到自己家的玉米地里看看,玉米还嫩着,再过三四天才可以磨糊子烙煎饼。

    回家后,妻子问:“明天吃什么?再去借点吧。”

    我在回家路上,看到邻村早熟品种已经熟了,就对她说:“有办法,你不用着急明天早晨尽管去磨糊子就是。”

    夜深人静了,我骑自行车来到邻村玉米地,心快跳出口。镇定一会,忐忑不安的对着袋子掰下二三十个玉米,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刺耳又刺心。回到家,在极度不安中剥了半桶鲜玉米。第二天,让妻子去外村磨成煎饼糊子,度过了几天。

    做民办教师,妻子有时在民办厂打工,的确感到养家糊口很难。我曾经到岚山考察水产,计划贷款购买三轮车,建小低温室,拉鱼卖鱼;这一年,大连一位亲戚承包了商场二楼,因为他知道我在卖菜的时候很会卖,要我去帮助经营管理。但是,从心理上离不开天天到我门口等我一起上班的学生。还有,经常听说马上取消“民办教师”的消息,这也是一种诱惑。所以,守着讲台在迟疑中又送走一个毕业班。

    1989年,村里管理混乱。镇党委蹲点干部老陈,知道我经常为村里写点东西,涂抹标语,还有几次惩处痞子的故事。三次找我,二次找我母亲(母亲是老党员)做工作,要我辞掉民办教师,主持村里工作,说一年后入党,再公布支部书记。这时候,民办教师的春天又来了,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沂蒙山区教育的时候提出:“每年从初中中专招生计划中,划拨一部分名额给民办教师,给民办教师一个盼头、一份动力。”教龄满十年的民办教师,从1990年开始又可以考师范了。

    1992年我的教龄终于够了十年,正好政策放宽:“凡是在编民办教师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一年,全县960多名民办教师在县二中、三中参加了预选考试,我有幸夺得全县第一名。

    阳光总在风雨后。按照当时地方政策我已经有专科函授毕业证,就在师范学习了三个多月,返回原单位。由于在1990年我就在国家级刊物少先队活动,省级刊物红蕾等发表东西,有很多课外活动获全国少工委等奖励,学校领导把我从村小直接调镇中心校工作。

    1994年8月,按月领到了380元工资。1995年,年底我有了存款三千元。1996年全国基础教育“双基”验收,成为我国教育最灿烂的春天。中心校搬迁到全新大楼的新校,我随着部分骨干教师调动至此。

    校舍搬迁,设备更新。工资也一路改革,一路攀升,今天每月2600元的工资也许在全国不算高,可2003年搬到学校一百多平米的家属楼,就花了12万。或许,可以说是乡镇小学教师的满足与骄傲。

    现在,坐在阳光充足的副校长办公室,调度六处全部网络化教室,网络化办公室小学的教学情况,很满足哦。

    楼下三辆车旁边刚刚泊下五辆轿车,马上要开六处村小校长会了。八辆私家车都不属于我,但我看了很舒服。

    20年前的心结似乎清晰中,有些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