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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菘的态度异常的爽朗，没有犹豫，就答应拿出来一百万两白银，至于苏天成说到的，三年之后归还，朱由菘倒不是很着急。
福王的富裕，在朝廷里面是比较出名的，可尽管富裕，拿出来一百万两银子，也不是小事情，朱由菘如此的支持，苏天成还是很高兴的。
朱审烜封地在山西太原，福王的封地在河南府洛阳，两地距离陕西都不远，所以说，朱审烜和朱由菘表态之后，苏天成立刻派出江宁营精锐将士，赶赴太原和洛阳，押解黄金，因为白银不好携带，折算成黄金，就是十万两，体积不大，也不会引人注目。
朱审烜和朱由菘两人，共同去给秦王、瑞王和韩王做工作去了，秦王在西安府，瑞王在汉中府，韩王在平凉府，汉中府和平凉府都不是很安全，所以说，苏天成派出五千江宁营将士，而且是亲兵营和斥候营的将士，沿路护送，带队的是斥候营卫指挥使刘铁汉。
一路上流寇的影子都看不见。
五天之后，朱审烜和朱由菘带回来了十五万两黄金。
筹集银子如此的顺利，令苏天成大为高兴。
最为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分配的方案，早就明确了，陕西所辖的八个知府衙门，没有衙门拨付三十万两白银，这些白银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二十万两，用于解决种子和耕地的问题，包括救济百姓，剩余的十万两白银，用于解决官府的困难，剩余的银子作为储备金，巡抚衙门掌握。随时救济地方。
银子肯定是不够的，知府衙门下辖的县很多，但巡抚衙门不可能完全解决，府州县自己也要想办法，至于说想什么办法，每个人都长着脑袋。总是要想办法的。
江宁营一分为三，西安府驻扎三万余人，汉中府驻扎两万人，凤翔府驻扎一万人。
江宁营的职责也是很明确的，驻扎在西安府的将士，具体负责延安府、庆阳府、临洮府的安全护卫事宜，驻扎在凤翔府的江宁营将士，负责平凉府、巩昌府的安全护卫，驻扎在汉中府的江宁营将士。仅仅负责汉中府的安全护卫事宜。
洪承畴驻扎在西安府，全面负责，孙传庭驻扎在汉中府，毕懋康驻扎在凤翔府。
办理好这些事情，已经到了十一月上旬了。
第一步顺利走好了，接下来，就是关键的改革了。
驻扎在陕西的卫所部队，也是不少的。大部分都是由都指挥使司管辖的，这些卫所军士的战斗力。是在是令人不能够恭维，除开驻扎在边关的边军，承担的任务不同，面前有着一些战斗力，其余的卫所，名存实亡。卫所的军官，就是在混日子，依靠着吃空饷维持生机。
陕西的卫所，臭名昭著，这里的卫所军士。逃亡的情况，非常普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流寇的精锐力量，大部分都是原来陕西卫所的军士，军士哗变之后，大都投靠了流寇，壮大了流寇的实力，也令朝廷头疼不已。
苏天成来到陕西之后，第一步需要改革的就是卫所军队的事宜了。
裁撤卫所军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江宁营来到陕西之后，除开驻扎在边关的卫所军队，其余的都不需要了。
苏天成的想法，裁撤卫所之后，一些军士安排到府州县的巡检司，成为地方民团，重点是维持地方上面的治安，这部分军士的开支，府州县直接负责，剩余的军士，悉数回家种田，陕西严重缺乏劳动力，多年的征战，青壮不多了。
一直滞留在军营的三万投降的流寇，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教育的差不多了，这些人，也要遣散回家，都回去种田，如此能够最大限度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这样的想法是很美好的，但执行起来，是凶险无比的。
军户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延续了几百年，想要轻易的废除这样的制度，可能要冒着砍头的风险。
再说了，卫所的设立，虽然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需求，但养活了一批军官，这些军官依靠着喝兵血、吃空饷富裕起来，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朝廷划拨给卫所的土地也是不少的，这些官田，也成为了卫所军官的主要收入来源。
如此的改革，稍微不注意，可能引发陕西最大的骚乱，要是陕西卫所的军官，都主动去投靠流寇，反对朝廷了，形成的影响，是致命的。
但这样的改革，必须要进行。
苏天成面临的最大两个难题，一是银子短缺的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加的致命。
陕西的土地兼并，无非是两大块，一是士绅富户兼并的土地，其次就是官田了，包括卫所占据的耕地，统计的数据已经在苏天成的手里了。
陕西省卫所有些特殊，占据的耕地，与南方是完全不能够比较的，特别是靠近宁夏卫一带，以及靠近榆林卫一带，卫所占据的土地，是天文数字，附近府州县的所有耕地，几乎都属于都司和卫所，这种情况，在靠近边关的地方，是普遍的情况，这些地方，在明初的时候，主要是用来驻扎边军的，用于抵御蒙古的入侵，府州县也主要是为都司、卫所服务的。
这种体制，延续了几百年，到了万历年间，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朝廷曾经准备进行改革，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最终作罢了，加上这些地方，属于贫苦之地，粮食产量不高，也没有谁特别注意，慢慢的就拖到现在了。
陕西全省共有耕地六十四万顷，折合六千四百万亩，其中有官田二十一万顷，占据了耕地总是的三分之一了，真正的民田，不过三十万顷，不到二分之一，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放在南方，这样的耕地情况，府州县衙门早就崩溃了。
就算是在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候，南方的耕地，民田还是占据六成左右的，也就是说，六成左右的土地，承担了所有的田赋，就是如此，南方的百姓都感觉到赋税太重了。
可在陕西，民田数量，仅仅占据四成左右，也就是这四成左右的耕地，承担了所有的赋税，百姓头上的田赋，增加了一倍多。
考虑到陕西粮食产量不高，每亩耕地平均收割粮食，不过是1。2到1。4石，每亩少了南方一石以上，可以想象，这里的老百姓，承担的赋税有多重，不客气的说，就算是风调雨顺，老百姓也是举步维艰，更不要说遭遇灾荒了。
官府的态度一样值得玩味，官吏想到的就是盘剥百姓，不仅仅是正常的赋税，还在此基础上，征收了很多其他的赋税，比如说什么剿饷、练饷、战马税等等，上缴朝廷的赋税，收不起来关系不大，反正拖欠着，可加征的其他赋税，必须要收起来，不能够有丝毫的拖欠，因为这些银子，是官府和官吏的小金库。
贫穷是恶性循环，官府穷了，就在老百姓的身上盘剥，老百姓没有活路了，就起来造反，如此的情况下，陕西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几乎走进了死胡同了。
这也难怪陕西会有那么多的人造反。
这也难怪朝廷里面的官员，打死不愿意到陕西来。
苏天成必须要破除掉这个怪圈，破除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原来的制度，另起炉灶，修修补补是没有丝毫作用的，投入再多的银子也没有效果。
几百年思想的积累，加之对历史情况的熟悉，令苏天成知道经济杆杠的作用，他必须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改革是要命的事情，特别是牵涉到权贵阶层的利益了，那更是难上加难，古往今来的改革，很多都是通过流血才能够推行或者是实施的。
在陕西省改革，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事情放到整个大明来考虑，放到朝廷里面讨论，那就会掀起轩然大波，这牵动了权贵的利益，可能遭遇到疯狂的反扑。
苏天成第一次犹豫了。
他不想触动根本，想着通过大致温柔的手段，来发展经济，进而增强朝廷的实力，让大明朝变得强大起来，以前在府州县这样做，问题还不大，因为牵涉到的人不多，地方也不大，不会引起朝廷的特别注意，加之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朝廷也充实的府库，所以能够得到支持，能够得到大家的赞誉。
但在陕西省动手，地盘大了，形成的影响也不一般了，甚至有可能触动权贵的根本利益了，这样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考虑到影响了。
办法无非是两种，第一是通过募集银子的方式，制造表面的繁荣，甚至是放纵走私等等，来筹集到大量的银子，这样的局面，可以糊弄一时，大家皆大欢喜，这样的办法，不会触动到税的利益，但最终吃亏的，还是百姓，而且这种虚假的繁荣，造成的危害是长期的，甚至是致命的。
第二是进行改革，开始的时候，不需要那么的彻底，但最终的出路，还是要建立起来成熟的制度，用经济杆杠来撬动市场，也就是几百年之后的市场经济，要做到这一点，可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苏天成感觉到，自己陷入到两难的选择之中，究竟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做一个纯粹的政客，这个抉择，是很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