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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并不是因为太闲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也并不是因为神叨叨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他是因为做创业投资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走着走着失去梦想、失去目标，最后团队走散的例子。
创业开公司是为了赚钱，但是把赚钱当作梦想、靠赚钱来吸引人才，迟早有一天会碰壁。因为永远都有比现在做得更赚钱的好项目、永远都有比现在的公司更赚钱的好平台。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
愿景是虚的，但是也可以做实。是实是虚并不在于愿景本身，而在于人们对愿景的认识与看法。
当然，也有一些愿景看起来似乎有很强的逻辑性，似乎很伟大，然而实际落实下来就会导致偏差。而其上所附的伟大也最终变为一地鸡毛。
这里面不乏许多令人唏嘘的例子。
有一种创业公司，它的愿景比赚钱要伟大一些。这个愿景就是：要帮助我的亲戚、朋友过上好日子。
这种想法自然是无比自然的，这种逻辑自然是无比正确的，然而这一种愿景有时候甚至比赚钱这种愿景还可怕。
可怕在哪里呢？
哪里都可怕。
首先，什么是好日子？你所认为的好日子，是不是别人所认为的好日子？你所坚信的好日子，是不是别人一贯坚信的好日子？
其次，用来鼓舞合伙人、员工的公司愿景，为什么服务的对象是一些与他们无关的人。
再次，为什么要帮助你的亲戚、朋友过好日子，而不是帮助你的创业合伙人、公司的员工过上好日子？
安康就碰到过这种活生生的例子。一个农村出身的苦孩子，跟着老乡们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打工。在建筑工地上搬砖的时候，苦孩子偶然听一个工友讲他老乡怎么做工地的沙石生意发迹的故事。于是这个苦孩子跑去那个工友的老乡的公司打工，慢慢了解了沙石生意中的门道。
最后，这个苦孩子自己拉了一帮人单干。他自己负责联系买家，其他人负责四处找沙源、挖沙。
事业越做越大，苦孩子慢慢地变成了甜孩子。当他终于有一天过上了他所谓的好日子之后，便把他的亲戚、朋友们安排进了公司，给予高官、给予厚禄，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亲戚和朋友们也过上好日子。
这个甜孩子也从来不掩饰自己把亲戚、朋友弄进公司的初衷。在几次利益纷争中，早期创业的伙伴们离开了他，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而这个发现身居高位的亲戚和朋友根本就没有能力接管早期创业伙伴的职位时，甜孩子就被自己当初许下的愿景绑架了。
在原创业伙伴的竞争之下，甜孩子的事业日益凋零。然而，这还并不是最令他痛苦的。最痛苦的在于，他所谓的好日子，却并不是他的亲戚、朋友们认为的好日子。
甜孩子也许把在大城市有一套70、80平的房子，有一辆十万块钱的车就算是好日子了。可是他的那些当初仅仅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亲戚、朋友们却把千万级的别墅、百万级的跑车当作了好日子。
没有过上好日子的亲戚、朋友们心有不甘，于是利用自己的职权从公司攫取自己的利益。
最后甜孩子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并迅速关掉他创业的公司，以免债务窟窿越来越大。
甜孩子的亲戚、朋友们从此过上了甜孩子所认为的好日子，而甜孩子又一次变成了苦孩子。妻离子散的他重新回到了打工者的行列。
在苦孩子打工的期间，并非没有创业的机会，也并非没有邀请他一同创业的志同道合者，但是苦孩子摇摇头拒绝了。
安康在这个苦孩子打工的期间，曾经请他一起吃过饭。一瓶酒下肚，安康以为他会有什么要向自己倾诉的，但是没有。他就和所有刚刚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农民工一样，脸上写满了无知，脸上写满了无畏。
安康知道，他不是无畏，他是把那些令他畏惧的环境的事物全都屏蔽在他的生活之外了。如今的他优哉游哉地独行在一个一个工地上。既没有事业的野心，也没有妻儿的牵绊。
这算出世吗？这算超脱吗？
安康不知道。
但从此之后，安康就明白了愿景的重要性，明白了一个务实的愿景的重要性。
这一次去安徽调研，安康主要想了解的是当地各级政府对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理解以及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举措，对于未来会发生的产业链转移他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具体的政策，他们打算吸引什么样的产业和创业者，他们会欢迎什么样类型的投资人和资金。
在事业的空档期做这样的调研，对安康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安康虽然说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投资人，无需亲力亲为，然而他还秉承着当年在投资公司做实习的时候亲赴一线进行数据收集、信息收集的习惯。他认为只有第一手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才能确定信息的真实性。
康墨司投资公司的日常运营完全甩手让吴墨来管理，而安康自己开着车，就像自驾游的游客一样四处逛。为此，安康还特地新买了一辆宝马X5越野车。
安康也希望就这个机会去安徽体验一下徽派文化和徽派建筑。关于徽派文化和徽派建筑，安康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受过林沐霜的诸多感染。
林沐霜曾经邀请安康和她一起去安徽采风写生。这个计划不是因为林沐霜自己备考，就是因为安康的课程实习，拖了好几年。一直拖到林沐霜去世也没有成行。
这一次安康也算是为了了却一桩二十年前的心愿，替林沐霜去她心仪的地方看一看。对于安康自己而言，则是有一种去圣地朝圣的心态。
因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徽商和晋商一样，是左右中国经济命脉的两大主要势力。他们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中国的金融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安徽的那些白墙黑瓦的高墙大院之内，不知道曾经诞生过多少藏龙多少卧虎，不知道有过多少对北京的政治家、上海的金融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过眼云烟，那些人那些事都已经尘封在了历史中，只有徽派建筑和徽派文化残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