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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不成不成，你别瞎逞能啊？”方莹连忙拉住桐子的胳膊。林老板却把一脸的小弹簧拉开了，大声儿冲方莹说：“诶，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来！让他和我干一杯！”
桐子甩开方莹的手，一仰脖子，半杯威士忌已经下肚。
林老板大声叫好，一仰脖把一杯都干了。桐子也不甘示弱，把杯子里剩下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桐子顿时满脸通红，腮帮子里好像憋着气，那样子像是要咳嗽，可喉结使劲儿鼓了鼓，终于把咳嗽憋回肚子里。
林老板眉飞色舞，随即又给桐子满上一杯。方莹真的起了急，嗓子又尖了几度：“林叔叔他真的不能喝，喝一点儿就醉了！”
可桐子只当她不存在，转眼又把酒杯举起来了。
方莹突然用可怜巴巴的目光看着我。她没喝酒，可小脸蛋儿比喝了的还红。
我知道桐子的酒量有多大，我也知道他这是跟方莹赌气呢。没想到这家伙还真有种，在林老板面前，死活也不愿意跌份儿。可惜他的酒量决不是林老板的对手，再硬撑着多灌一杯，说不定就得背过气去。
我一把夺过桐子手里的酒杯：“林叔儿，这杯我来跟您干！”
蒋文韬又在不动声色地拉我衣服角儿，有人这么关心我我突然有点儿感动。这感动让我提高了嗓门儿：
“林叔一看就是好人！我觉得跟您特投缘，今儿就是你们都拦着我，我也得陪林叔干一杯”！
我边说边在桌子底下轻轻捏了蒋文韬的手一下，我本想让她放心，可没想到她就跟触电似的浑身一抖。
方莹立刻眉开眼笑，用唱歌儿似的语调说：“高飞你怎么还没喝就跟醉了似的？什么时候你跟好人也投起缘来了？”
我也笑着说我跟这儿在座的每一位都很投缘，你没觉得其实咱俩就特投缘吗？
桐子一侧的嘴角儿微微提了提，不知是觉得好笑还是无聊。
方莹说你快喝吧，省得嘴巴闲着净胡说！
林老板好像压根儿没注意我和方莹在说话，他站起来打断我们：“我也觉得你很豪爽，和我很投缘，来，干杯！”
我一仰头，嗓子眼儿一阵火辣，胸口紧接着一热。蒋文韬在我身边儿轻轻咳了一声儿，仿佛那酒都灌进她嗓子里了。
放下酒杯，我瞥一眼桐子，他也正看着我，眼睛直呆呆的，不知他在想什么。
一瞬间，我觉得这屋里其实只有我和桐子，我们正在对饮，我们面前有一盒插着蜡烛的冰激淋，他正满十八岁。窗外是飘飞的雪花，他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我知道这是错觉，因为方莹清脆的声音正传进我耳朵里。她正谈到千禧年，说全世界的计算机系统也许会出什么问题。林老板听得目瞪口呆，最后长出一口气说：幸亏我这里没有计算机！
桐子用鼻子哼了一声儿，然后扭头对着窗户打哈欠，令我怀疑在片刻前他到底有没有看过我。他比十八岁时个子高了肩膀也宽了，虽说还很瘦，可他的确已经长成大人了。
我随着他的目光看向窗外。窗外是沉浸在浓雾中的城市，阑珊的灯火安静而朦胧，好像北京冬天骑车的少女用纱巾蒙着的脸。
那天晚上我又跟林老板干了几杯，后来发生了什么就不大记得了。只记得第二天一早我醒过来，发现自己盖着毛毯和衣躺在林老板家客厅的沙发上。旁边儿的沙发上也有一条毛毯，桐子正站在沙发背后，看着窗外的花园儿出神儿。
这时林老板乐呵呵地跑出来，招呼我们到卫生间去洗漱。卫生间的大理石台面上并排摆着两杯水，和两把挤好了牙膏的牙刷。桐子伸手拿牙刷的时候有点儿迟疑，林老板在他背后说：“左边是热水，右边是冷水，不要只用冷水刷牙，混一点热水对牙齿好的！”
桐子的手在两个开关之间迟疑了片刻。
等我们刷完牙洗完脸，客厅里正弥漫着煎鸡蛋的香味儿。林老板站在厨房门口儿大声招呼大伙儿吃早饭，他边喊边用围裙擦着手，表情慈祥得好像一手把孩子们拉扯大的父亲。
那天早上桐子没怎么说话。他脸上的表情始终很复杂。他刷牙的时候动作很仔细，吃早餐的时候咀嚼得也很慢，他原本不是慢性子的人，从五岁起的集体生活把他训练的多少有几分像军人。
吃完早饭，我开车把桐子和方莹送回U大，然后又把蒋文韬送回家。在车上我问蒋文韬昨晚后来怎么了，她说桐子和我都有点儿醉，所以早早就睡到沙发上了，她和方莹倒是和林老板聊了很久。我说你们有什么好聊的？她抿嘴一笑说：林老板给我们讲故事来着。
如果车子没开到蒋文韬的宿舍，我可能会问问林老板讲了什么故事，可偏巧车子开到了，而我又有点儿犯困，很想回家去补一觉。我和蒋文韬都是办事利落的人，谁也不会因为一个无聊的故事而在一起多耗时间。
3
离开林老板家时还是早晨，到家已是中午了。厨房里正在闹蚂蚁。我自顾自地去浴室冲澡，只当没看见。每年雨季这旧房子里都要闹蚂蚁，没什么稀奇，反正今晚蚂蚁还爬不到我卧室里来。美国本来就时兴人与动物和平共处，这里白天松鼠到处乱跑，夜里马路上能看见鹿，清晨还能听见夜猫子叫。
我很快入睡并且做了个梦，梦里我手捏板儿砖沿着护城河飞奔，有个矮个儿小胖子在我眼前拼命逃，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可就认准了往死里追。突然居委会王大妈凭空冒出来挡在我面前，用她又短又粗的手指头指着我鼻子说：高飞你小子以后迟早要进局子！我绕开她继续追，终于把那小子给追上了。我一把拉住他后脖领子，这才看清楚原来他是炳湖，我高高举起手里的砖头，可还没来得及往下砸呢就听见一声惨叫……
我真的听见一声惨叫，像公鸡打鸣儿——不，像鸭子学着公鸡打鸣。我清醒过来，知道那是Ebby，因为我又听见他在厨房里骂SHIT。
我躺在床上得意，心想这下儿厨房的蚂蚁用不着我操心了。
然而事情没我想象得那么简单。雨一连下了好几周，没一点儿要停的意思。紧跟着圣诞和新年临近的步伐，蚂蚁大军也大举入侵。好像它们也急着在千禧来临之前找好安身的地方似的。
Ebby从超市买回强力灭蚁药，说是喷过的地方三周之内决不会再出现蚂蚁。但S大的蚂蚁与众不同，借着百年老校的风水，多少修炼出些道行来，强力灭蚁药只灭得了一时，过不了两三天，蚂蚁大军随即顽强反扑，Ebby再去买灭蚁药，如此反复两三回，Ebby大叫着财力不支，我不得不进行经济援助。又过几个回合，蚁患未除，我和Ebby却双双被灭蚁药熏得头昏眼花，只好打电话向校方求助。校方连日接到急电无数，连忙许诺尽快和专业灭蚁机构联系，尽快拿出有效彻底的解决办法。
就在我们奋战在抗蚁第一线的时候，桐子依旧奋战在铣床车间的毒气里。
桐子家其实也是蚂蚁泛滥，但这与他基本没什么关系——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教室，实验室和车间。午饭由我给他带，晚饭到我家速战速决。眼看期末考试临近了，他也开始采纳炳湖的“四小时睡眠法”，那间仅供他睡觉的宿舍，跟他的关系好像结发二十年却丝毫没共同语言的夫妻。我猜他那神神叨叨的政治系同宿也不大会关心蚂蚁的问题，所以我常怀疑，桐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说不定就有蚂蚁在他身上爬。只不过他最近实在太累，就算有他也压根儿感觉不到。
期末考试结束了，连炳湖都回韩国过节去了。我以为桐子终于要歇口气儿了，可没想到他反倒更是加班加点儿地往实验室里钻。
桐子说，要趁着炳湖不在多出点儿结果。
他总算多了心眼儿，可炳湖不在也不等于大胡子会出现。一个多月以来，他都很少在学校出现，出现了也只是风风火火地来讲课，下课立即走人，那帮韩国人都望眼欲穿，根本轮不到桐子到他面前表现。
当然桐子也未必需要大胡子的赞许。凡是他认定要做的事，多半要一条路走到黑，就算磁悬浮也甭想把他拉回来。
桐子一直忙到圣诞前夜，才又让我把他送去U大，在此之前他和方莹差不多有一个月没见，不过每晚照旧情侣热线，坚持给电话公司无私奉献电话费无数。
然而情侣电话正如同恋爱中的许多消费，经常落得花钱找罪受的结果。林老板家的晚宴，方莹对桐子的表现自然是心怀怨言，再加上一连几周不见面，少不了给他小气儿受。特别是圣诞节前的两个礼拜，桐子常在通话后忧心忡忡。问他缘由，才知是林老板又给方莹打电话，想要再次邀请大家去他家吃饭，顺便庆祝千禧之夜。方莹迫于桐子的压力，好歹以期末功课忙为由推掉了。
以桐子的口气，林老板狡猾奸诈如童话故事里的大灰狼，而方莹虽比天真无邪的小红帽多点儿心眼儿，但未必就十分安全。
我问：“你就觉得林老板这么有心机？”
桐子摇摇头，却冷笑一声儿说：“他要是心机再多点，那我就趁早放弃吧。”
我问：“就算他有心机，方莹能为了他甩了你？”
“甩了就甩了，有什么了不起？”他用鼻子哼了一声儿，然后又补上一句，“我就受不了她整天拿我跟姓林的比。”
他就喜欢在我面前嘴硬，说得好像方莹在他心里无足重轻。可谁能把他的话当真呢？不是几万里宽的太平洋也一起拉着手过来了？我笑着和稀泥：
“那不是督促你吗？”
“我不需要她督促！我自己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有目标！不需要别人给我建议！”桐子瓮声瓮气地说。没想到我这句话倒让他急了。看来林老板够不够男人味儿还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方莹到底更看得起谁。桐子的争强好胜是我早领教过的，所以我决定换个话题。我问：
“你说千禧夜咱们怎么庆祝？毕竟一千年才一次。”
他耸耸肩，脸上的表情好像这件事跟他根本没关系。
我说：“跟你大哥去城里看礼花吧？听说千禧夜有礼花激光表演。规模空前！”
其实我也想不出千禧夜还能如何庆祝。有人预料千禧之夜就是世界末日，要真是那样——我偷偷看看桐子——我倒是知道我该怎么过了。
不过没多少人相信世界末日的预言，倒是许多人都在担心Y2K。大家排队把超市的矿泉水一车一车往家推，好像一旦日历从1999往2000这么一翻，满天的飞机都会跟熟透的果子一样往下掉；而满地资本主义的电灯泡都会一起憋掉；移民局的档案恐怕会彻底乱成一锅粥；而2000年出生的孩子弄不好会因为1900年的案子去坐牢。其实大伙儿一股脑儿的瞎起哄未必是因为担心，这就好比去电影院儿里看恐怖电影，明知道是假的，可是还要一起抱着脑袋尖叫。
方莹在电话里跟桐子生小气儿的同时，没忘了让他也买上两箱水，一箱给自己一箱给我。我问桐子你老婆干吗那么关心我？他说想养着你呗我反正没意见。我说肯定是怕Y2K真的出了事你还得把水分给我，所以不如一次就都买够了。他说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呢？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好人以前没人告诉过你？他摇摇头说你真没救了。
这Y2K让我想起唐山地震。唐山地震那年我三岁。记得我家墙上裂了个大缝。住地震棚我也记得一点儿，那些日子老下雨，雨水漫进棚子里，板凳拖鞋四处乱漂……
那是重大的灾难，几十万生命一夜之间消失。可我的记忆里竟然觉得好玩儿。我知道我真的没救了。这话其实不只一个人说过。
第五章孤独的焰火
一声声巨响，礼花上了夜空。
耳边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各色的激光光束交织在一起，把黑夜笼罩的三十三号码头弄得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满街的人都像喝多了劣质的二锅头——疯得有点儿离谱了。
那是二零零零年一月一号的凌晨。
我有生以来从没在街上见过那么多人，而且还是在美国。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马路上也挤满了人，只要能落脚的地方都站着人，就连红绿灯上也坐着人，人们好像地里待收的高粱，又好像葡萄架上熟透的葡萄，更好像重金属摇滚乐里拥挤不堪的音符。大街热闹得好比DISCO的舞池，可没有哪家DISCO的舞池能比这里更热闹。
连转身儿都困难的人群里，挤着我，桐子，方莹，蒋文韬和一位远道来看望蒋文韬的大学同学。这位同学衣着光鲜，一脸艳妇气质，还真看不出是蒋文韬的贴心知己。
我们下午五点开车进城，把车停在中国城里，找了家小店吃了越南粉，之后就一直在城里瞎转悠，一直转悠到晚上九点多，开始向着码头的方向蹓跶。
越靠近码头人就越多。警察早把主要马路都变作临时步行街，但最后几个街区仍挤得几乎迈不开步子。
我们拿出在中国挤公车的架势，拼了命地往前钻。我打头儿——打头的当然是脸皮最厚的。也多亏了我脸皮厚，得以在午夜之前挤到了三十三号码头。
倒计时开始了，码头前的广场连只老鼠都钻不进去。
其实人贴着人的，谁跟谁靠一起并没什么稀奇。我右边是桐子，前边后边左边都是不认识的人。我知道方莹和桐子手拉着手，我记得蒋文韬和她同学也手拉着手。我曾想要不要提醒蒋文韬，在美国即便是俩女士也不能手拉着手。一转念，就算给人误解又有何妨？今儿晚上这样的不是看见好多对儿了？不光手拉着手还当众抱在一起接吻呢！不但没人指手画脚，就连多看两眼的也没有，好像这很平常，根本就没什么可稀奇的。
午夜十二点，焰火轰轰隆隆地升了天。我们开始大声喊新年快乐，可惜周围太吵，只能看见口形，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超大功率的音响正在播放摇滚乐，满街的人都跟着音乐扭动，我们也跟着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挤伤或者踩伤。蒋文韬那位同学的鞋跟儿太高重心不稳，鼻子上蝴蝶翅膀式的金边儿眼镜被挤掉了两回。我手忙脚乱地给她捡，在亢奋的人群里弯腰低头，感觉自己好像抗洪抢险的麻袋包。蒋文韬也戴着眼镜，而且显然比她同学的牢靠。方莹没戴眼镜但我猜她戴着隐形，桐子也没戴眼镜可我知道他有点儿近视。可惜了夜空里的焰火，这场面也算百年一遇，错过了这次下次估计就看不上了。
桐子突然弯腰剧烈地咳嗽，我听不见声音，只能看见他肩膀在剧烈地抖动。我想帮他捶背，可方莹已然伸出手。桐子没多久便恢复了正常，他站直了，方莹伸手过去帮他理顺头发，他似乎要躲却又没躲开，小女生顺势把头靠在他肩上，他的手犹豫了一下儿，终于落在方莹小巧的肩头。这个小片段在一片轰鸣声中悄然地进行，我却好像在观看一幕短小的无声电影。
桐子突然扭头向着我。他干吗突然看我？我不知道。我立马把头抬起来，眼睛看向夜空。焰火一团团争先恐后地爆裂，仿佛小时候往护城河里扔一大把石头，激出大大小小牵套在一起的水花儿。焰火稍纵即逝，就像是我宿舍里那台电脑在关闭时屏幕上瞬间闪过的白光。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按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不该觉得冷。
焰火结束后大家从没门儿没界的露天DISCO陆续退场。
桐子跟随方莹一起坐地铁回了U大。桐子临走有点儿犹豫，看着我说：“要不我跟你回学校吧？都一礼拜没回去了……”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好像他是幼儿园的孩子，我是家长，方莹是老师。这眼神让我心里有点儿发痒。我何尝不想跟他一起过大年夜呢？毕竟千禧年一千年才一次，今晚在一起厮守，估计不要一千也要几百年的缘分。可我到底算老几呢？谁知道他急着回S大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那些散发毒气的试管儿？再说方莹这会儿的眼神比幼儿园老师吓人。于是我说：“你丫甭假积极了，还是跟你老婆回家吧！”
方莹顺势挎起桐子的胳膊，好像要把他抓牢了，根本不给选择的机会。小女生照例骂我胡说八道，然而目光里毕竟增添了感激的意思，好像桐子能顺利地跟她回家，确需我来行方便似的。
桐子突然又弯腰咳了两声儿，音色多少有点儿像老矿工的咳嗽。方莹尖声儿说：看你还忙，忙死你算了！
说归说，她却把胳膊夹得更紧，好像便衣警察扭住刚刚擒获的小偷，生怕一不留神儿给他逃了。
蒋文韬也跟她同学回了饭店。像她这般少言寡语的人，居然也能和谁钻一个被窝聊通宵，看来她身上并非一点儿小女生的习性都没有。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不着开车送她回家了。这还真让我一下子觉得轻松了不少。
我独自一人往中国城走，穿过一团团余兴未尽的人群，当我走到停车的地方，已经凌晨两点了。
和码头相比，中国城要冷清许多。路边的店铺早已打烊，街角冒尖儿的垃圾散发着和这喜庆日子不大配套的怪味儿。街上还有些稀稀落落的行人，都在匆匆地赶路。
大概是码头太热闹，而中国城又太冷清，当我把汽车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刹那，我竟然想到了KissFire——那家Ebby每个周末都要光临的酒吧。
Ebby说过KissFire距离中国城不远，礼花表演散场了，那儿也许正热闹。我心里忽地冒起一个念头——要不要开车转转看能不能找到那地方？我把钥匙插进车门的锁眼儿，同时试图镇压住这很有点儿邪恶的念头。可它正拼命地茁壮成长，好像春雨后的笋尖儿，大有破土推石的势能。
正在这时，我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
“高辉？高辉？”
我吃了一惊，心跳突然加速，好像考试打小抄儿被老师当场擒获。我猛回头，距我三五米远的街灯下站着一个瘦瘦的身影，上身是皱巴巴的白衬衫，下身是黑色长裤，袖子挽到胳膊肘，小臂纠结着腱子肉，脸上堆满谦恭的笑容。
他这身儿打扮，倒让我想起那次在中国店里看他抬冰袋的样子。
“林老板，您新年好啊！”我也连忙笑脸儿相迎。
“新联（年）好新联好！”林老板忙着上前要跟我握手，手都伸出来了，又缩回去在屁股上使劲儿抹了抹。昏黄的路灯下，他的目光疲惫极了，脊背似乎也比以往更弯了些。如果现在给他牵头牛，肯定像极了刚从地里回来的老农，典型的革命电影里受压迫的佃户。
“来庆祝美兰连（年）夜？他们啦？也来了吗？”
林老板嗓门儿依然洪亮，和脸上的疲惫表情不大相符。他使劲儿握住我的手，满手的茧子硬邦邦的像正在风化的石头。一股淡淡的酒气跟着他的话一起扑面而来。
我还是头一次听人把millenniasnight（千禧夜）直接不中不洋地说成是“美兰年夜”。我答：“他们都来了，不过刚才都撤了，现就我一人儿，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