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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回到二十世纪末年
咚咚的踢门声，惊醒了晨梦。
昨晚一直熬到凌晨两点才入睡，门响了很久才听到，因为我听到外面有人在说:“里面的人死了？他妈的！”
我迷迷糊糊地摸下床来。门栓差一丁点就要移开了，门便被撞开。走在前头的一个小青年把我一推：“有暂住证吗？拿出来！”
我立刻就醒了--我没有暂住证啊。
我没有立即回答，睁开眼睛看看哪位是带头的。其实我在寻找来人中哪个肚皮更大和更挺一点--大概当点官的肚皮是不同“凡人”的。在我右边的那个人就挺得与众不同，我尽量温和地对他说:“对不起，我刚从厂里出来，还没时间办理，明天一定去办暂住证。”他用肚皮顶得我一屁股坐在床上，可能他最近工作太忙了，连刷牙的时间都没有“口气”很重--“说什么？明天？今天就要，你有吗？”
我终于看清了“来客”共有四位之多。这位有着不同于“凡人”肚皮的大个子生得肥头大耳，手臂上全是粗毛，据分析可能是他祖先进化到人类比一般人的祖先慢了若干年，或者是说他祖先太懒了一点，懒得少用劳动去改造上肢，懒得用脚去直立行走。至少是他现在懒得多说，在我回答说“没有”后，只用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不知是因为最近书看得多了，想象力变得过于丰富，想起了小时候放的那头大公牛来，它吃饱草的时候，肚皮也是这样圆鼓鼓的。“大肚皮”的后面一个小伙子一定是一个意志力相当坚强的人，他总是翻着眼向上看，仿佛上天随时会有钞票掉下来一样，连眼睛都很少眨一下的，(不知道我今天会不会成为他们眼中的“钞票”呢？)我想:即使真有钞票从天而降，也未必让他先接到，因为他个子太矮小。这位“朝天眼”的左边是个白面帅哥，样子斯文得像个书生。鼻梁上有一副眼镜，只是眼镜戴得太低了，有点像解放初期的时候那些酒店的掌柜正在打算盘核算收入的模样，他眼睛偶尔向上瞟一下，可能已经发现了灯管上那只大蜘蛛吧，先前只是偶尔瞟一下，到后来终于把眼光定在它身上了，他脸上抑制不住的怒气从每个毛孔里渗出来，渗得太急了，脸皮都涨红了，他可能在想这只丑陋的动物只能挂在屋檐下、树枝上，或者在其它地方流浪，绝没有资格呆在房间里的，他眼中全是研究的神色。忽然他眼里一亮，脸上怒气顿无，居然显现一丝不安和恭敬来，恰如一头狗正欲张口咬人，却发现那个人原来是他的主人。我猜想这个“书生”一定是读了不少的书，脑袋瓜转得不慢--他一定悟出了这只大蜘蛛应该是本地的，绝不是和我这样的外省人处于同样的地位的。他手中居然还拿着一本书，书名是强盗的来源。也不知道这本书是从哪个床上“牵”来的？我真为这本书的主人伤心:可能还没琢磨透强盗是怎么出现的，书却被强行“盗”去了。我之所以把“强盗”二字加引号，是因为这些行为对这伙人来说太正常不过了。
他们没有停留多久，当那个书生模样的人用警棍把我的席子掀开后，看到一张美女裸体图时，脖子伸得长长的，眼镜差点掉下来了。于是那个大肚皮的壮汉就不耐烦地说：“你把重要东西带在身上，到楼下集合！”
我裤子已穿好，边穿衣服边说：“好，好！我马上下去，队长！”
没想到他听到这句话很快转过身来，企鹅般的身材差点被卡在门口了。他睁圆双眼，非常客气地说：“小伙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们打过麻将吗？”
他突然变得这样有礼貌，我真的不知所措了，更是一头雾水。他旁边的那个“书生”走过来说：“你胆子真够大的啊，我们老大的名字就叫‘队长’呢！”
我连忙道歉：“真对不起，这样直呼您的大名。”心里在寻思：他妈妈(我不想说他爸爸，因为“养不教父之过”嘛)大概是个算命的内行，知道她这个宝贝儿子将来一定能混出个一官半职来，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以光宗耀祖。只是，这官职也太小了一点吧？要么他妈妈当年还在学堂念书之时就曾经暗恋过学校的一个中国少年先锋队之队长吧？要么爱恋未果，给他儿子取这样的名字以作永久的怀念。但为什么不直接取那个“队长”的真实名字呢？我又想这可能会太露骨了，少了一些暧昧的味道，少了一些“雾里看花”的意境吧？
楼下已经有十多个人聚在一起了。旁边有几个穿制服的治安队员在看守。在一面斑驳的墙壁角落下，一个衣着破烂的老头子用擅抖的双手在卷草烟。他身边一个穿制服的青年走过来用警棍有节奏地敲打他弯曲的背：“起来，别蹲着！听到没有！”
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一点都不惊慌。昨天来租房子时，房东就说：“这两天会有治安查房，你记住不要开门就行了，没事的。”只因为我对那扇咚咚直响的门动了怜惜之情才没加思索地把它打开了。
我真的不想在外面租房子，厂里可能更安全。只是厂里没有了我的立足之地。中山市麦氏皮具有限公司规模很大，三个月前想进这个公司就是因为看到它的壮观。就在前天，我和主管为一个问题在办公室吵了起来。我始终认为我没错，但他始终能找出理由证明我有错，哪怕是一丁点的错。最后，我一巴掌拍在桌面上，气冲云霄：“不要说了，我要走人！”
他气得脸都紧了，像一块死血的猪肝：“好啊你？我没有拍巴掌，你倒先发起威来了！你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上司？想走？随便！今天下午就给你出粮！”
这位主管大人的工作能力我不敢说，只知道总经理是他的小舅子。但他的“繁殖能力”却让人刮目相看，目前育有三儿两女，最小的一个儿子不幸是个痴呆儿，就为这个最小的儿子，老婆差点和他离了婚，他死活要去做亲子鉴定，结果证明还是他的种。这些传闻是我手下一个在此公司做了将近五年的杂工悄悄对我说的。
我甩门而去，不小心撞上新来的副主管。
这位副主管乃广东人氏，皮肤弹指可破，只不过口红抹得太艳了。据说有湖南妹的灵气，四川妹的大胆，河南妹的高佻，苏州妹的温柔，甚至还有东北妹的豪爽呢。身材惹火得让一头老公牛都能发情，更不要说我们那个主管大人了。就在上一个星期三，我送一份报表到他的办公室，员工们都刚刚下班了。我诧异房间里怎么没有灯光呢？当我推开门(真是巧，就是那天没有敲门)，可爱的副主管正红着脸慌慌张张地从主管大人粗壮的大腿上移下来。说实话，我并不明白副主管的脸为什么会红。要红的话，早红了。我经常看到主管的大手搭在她的肩上，并偶尔装作无意识地往下滑，间或带点揉的动作，真像乐器二胡中的某些演奏手法。现在红脸的应该是我才对，可惜我的脸没有红，而是白了，我真恨自己的运气太差了，昨天打牌输了三十元零五角，今天
我的脸能不白吗？我料到了主管一定会说：“你什么意思？门都不敲？把报表放这儿，快点出去！”
果然是这样一句话，我不以为然，转身欲走。副主管拦住我:“记得把仓库的灯关了，知道吗？”
我有些犯迷糊：她可从来没有向我打过这样的招呼呀？不过，我的嘴巴是先关紧了，不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的心情无比轻松的，可以再也不要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一直担心主管圆圆的肚皮下那根小小的皮带会随时掉下来，车间里大多数是女工啊。我想是杞人忧天了，没有看到它掉下来一次。
保安监视我在宿舍里收拾行李。他可真负责，眼睛盯得我眨都没眨一下，仿佛想从我某种不明朗的细微动作中看出我有偷拿宿舍工友的东西的嫌疑。我想：如果我的判断能力还是那样不让人失望的话，用不了多久他应该有资格升为保安队长的。因为他认真得连指间的烟灰掉在别人的床垫上都没觉察到。他悠然地抽着烟，牙签被舌头卷进卷出的，我不小心看见他悄悄地把贴在身后墙上一张写有“禁止吸烟”的字条撕了下来。
快到下班了，保安才通知我马上有工资领了。厂外面连棵乘凉的树都没有，我在保安室外一直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财务室来了一位小姐。她款款而来，在保安室的窗边坐定后，面无表情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恭敬地说：“悲月客。”
她趴在桌子上，从袋子里掏东西，把几张纸递给我：“写上名字。”
我不安份的双眼因为她趴在桌子上而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我的目光居高临下，从她敞开的衣领中侵占了她的私人地盘。她的领口太低了，低得让我心惊肉跳。
好不容易把名字画完，她把工资袋递过来：“把工资点下，走开了我可不管了啊。数慢点。”我听了，心里嘀咕：就这么点工资，还要数慢点？
她突然大叫起来：“你把名字写到哪里去了呀？”
我赶紧把钱放在口袋里，往保安室里一看，原来把名字写在反面了。
她居然没有叫我重写，只是说：“你刚才是不是心不在焉啊？眼睛看哪去了？色鬼一个。”
旁边的那个保安便哈哈大笑起来。我落荒而逃。这能怪我吗？你自己小心点，我能看到吗？如果你是故意的，我还不欣赏呢，又让她在办公室的同事面前多了几句骄傲的谈资，便宜她了。
只有提着行李慌慌张张地租房子找工作了。房东是个看起来很善良的妇女，笑起来和颜悦色的。她当时正在吃饭，谈完价钱后一脸真诚地问我吃过了没有？不介意的话，锅里还有饭呢。
我被那些治安队员像赶鸭子一样夹在他们中间往治保会走去。我刚来这里并不知道有个“治保会”在进厂的第三天，食堂里有人打架，有人就报警了，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后来打架的罚了款。被罚款的人不服气，到处在厂里说罚得太多了，就是每天加班到通宵做满一星期也不够罚的。我于是便知道有这个所在了。
我夹在人行中还东张西望的，想看看街边有没有招工启事。后来快到治保会的时候，看到一张鲜红的招工启事，上面说是不押身份证，做满一年就可以辞工，而且每天加班才6个小时，全天才上14个小时的班，一月还有半天假呢！还有一点让我非常高兴的是：厂里只有一个小澡堂，女生洗完就让男生洗，我这个人很懒，一直找不到洗澡的理由，看来此厂真会体贴我这种人。看到最后，尤其让我激动的一项出现了：厂里不提供早餐。看来能进这个厂，减肥计划应该很快就能实现了。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厂的地址。
我们聚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的最里边有一栋三层高的楼房，装饰得金碧辉煌，在朦胧的晨光中，像一座小宫殿。它最下面的一楼是办公室。没多久，从一个门里探出一个圆圆的脑袋来，我还以为有谁在他屁股后踢他呢，只见他粗着嗓子大叫：“有工作的先进办公室来！”
我听到这句话非常迷惑。更让我迷惑的是，一个工作人员用夹着烟头的手亲切有力地拍着我的肩，烟灰全落到我肩上去了，他的举动显示我仿佛就是他失散多年而今才相聚的至亲一样。他眼里是那样的温柔，口气是那样的热情，要不是听到最后一句，我以为可以离开这里了--“靓仔，看起来蛮强壮的嘛！来广东有多久了？请你到那边的墙角边，把那个桶提过来，再到那边的水龙头下接点水，喏，水龙头就在那里，看到没有？然后请你顺便把那个厕所冲下好吗？做个好事吧，去吧！”
我不但很快看到了厕所，也看到了桶，还有水龙头。他说得这么详细，说得这样客气，我想我不拿点雷锋精神出来，真是对不住别人一番耐心的托付了。
当我意犹未尽地学完雷锋精神从厕所里出来，看到院子里的人已不多了。就在我正在张望的时候，一辆贷车样式的车子开过来。它后面的车厢上只看到两个小小的窗口。
“有工作的交50块钱就可以走了，没钱的，就上车吧！”办公室又伸出一个脑袋来，我真恨不得拿手中的桶砸烂他的脑袋瓜。
我慌了。
我知道面对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从来没有犯法，准确地说，从来没有想过要犯法。如果我这时强行走出这个院子，算不算犯法呢？
我悄悄地向院子外移去。但没动几步，就被人追上来赏赐了一脚：“他妈的！想走！想走哪去啊？快上车！”
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要受到这样的待遇。气忽地一下就冲了上来：“我说过，我明天去办暂住证，我凭什么要上车？”
那个工作人员没想到有人会顶撞他，立刻对远处的几个穿制服的人招了招手：“过来！”
我真的很害怕。亲爱朋友们啊，要记住那一年我可是初出家门，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一个人在中山市这边讨饭吃。他们的凶神恶煞吓得我迅速地窜进车厢里。我当时还有一丝幻想，认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顶多在收容所里关押几天就会放出来让我重见天日的。我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当然会让我很快重获自由的。
车里有十多个人，太挤了。那时候没有学会抽烟，别人吐出来的烟雾熏得我咳个不停。今天早上在出租屋楼下抽草烟的老头也在此列。
车子不知行驶了多久。我一直在猜测：他们会把我送到哪去呢？真的会去收容所吗？我的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我想家了。我的心伴着车的摇晃点点在下沉。初入社会，就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儿。家里的爸爸妈妈还以为我在厂里上班呢，谁知道我正坐在一辆不知要开到哪儿去的货车上。我记得爸妈把我送到村口，在车门要关上的一刹那，妈妈还紧追上客车，用力地拍打车门，说的最后一句话还在耳边回响：“悲月客，（请恕我不便我说出真实姓名，后面同样）在外面要注意冷暖，要注意安全，多打电话回家！”等我在车里站稳后，透过模糊的车窗，还看见妈妈站在马路边最高的土堆上伸长脖子张望着。
我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我慌乱地揩了揩，但怎么也止不住，出来也有几个月了，没料到想家想得最心乱的时候，竟然是在此时！莫非人在这种境况下才会从想家中得到安全感？
车终于停下来了。听到打开车门的声音。
原来车子开到一个院子里来了，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直到今天写作的时候，也不能回想起。我只记得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左右的光景。
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命令我们站一排。让我不解的是，这个官员没有大肚皮，但说话的声音很大：“大家站好！请把身上所有的金属取下来，放在自己的脚下！”
于是有人带头把自己的皮带都脱下来了，我看到那个曾抽草烟的老头把打火机也拿出来了。
然后，我们被分开到几个房间里。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说：“开饭了！”真没想到，菜里还有一块肉。没到十分钟，就有人来收碗了。我们把碗从铁门的栏杆间隙里像刚才领饭一样递出去。
这个房间有点像工厂里的宿舍，分上下铺。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帮我们找好了工作？这顿饭要不要钱呢？只可惜没有水喝，或者没有汤喝，看来也不是一个正规的工厂呢。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一阵，就想上厕所。就在我把拉链刚刚拉上去时，两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对我说：“朋友，你是哪里的？”
我见他很友好的样子，就说：“湖南的。”
他笑了，说：“哟，老乡啊。我也是湖南的，湖南张家界的。”张家界这么出名，我当然知道这个地方，于是也笑了。
他笑完，皱了一下眉头，装作很痛苦的样子说：“老乡，帮个忙吧，借几个钱抽烟怎么样啊？”
既然是老乡，借几个小钱又有何难？我问：“要多少？给你五块钱吧！”
没想到他立刻生气了：“你说什么啊？五块钱？把身上的钱全拿出来！”
他一说完，旁边那个胖子立刻在我的额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快点！”
我怀疑刚才把四百块钱藏在内裤里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但我仍然说：“不好意思，身上没钱！”
瘦个子一巴掌扫向我的脸，指甲划得脸上火辣辣地痛。他恶狠狠地说：“要我搜吗？搜到了你今后可没好日子过！”
不知道在这个肮脏的房间里呆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去，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心虚了，头上开始冒汗。
因为没有皮带，胖子的手以极快的速度伸到我的内裤里，那四百块钱就这样显形露迹了。
瘦高个子一拳击在我的脸上，踢了我一脚：“听话点，有你好处，还说没钱，这是什么？他妈的！”
我眼冒金星，酸泪直流，蹲在地上，狠命地用手扯着头发。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当时真的太幼稚了，不知道大声叫喊，听说收容所对这样的事处理得很认真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床上不到五分钟，就有人来开门了。我真想对那个开门的人说出刚才被抢的事。可是胆怯战胜了理智。原来他来开门，又要叫我们上车了。我们停留的这个地方只是一个中转站。我到现在还感谢他们的那一碗饭，它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也不能随便饿死的。我们身上还有油水可捞的。
我忽然感到的自己命原来并不怎么珍贵，可以让他们随便放到什么地方。我们宿舍的人上了同一辆车。上车前，前途的迷茫逼我问了一句：“请问我们还要到哪里去？”
先回答我的只有飞向我的一脚，这一脚是闪过了，但他嘴里的话却无法闪避：“问那么多干嘛？到某某(不便说出来)收容所的，离这里有几百里。”我脑海一片空白，瘫坐在车上像一个活死人，任凭车子怎样晃荡。我的心就像狂浪中任凭风雨摆布的一叶小舟。我该怎样面对那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收容生涯啊？
晕晕沉沉的不知道坐了多久。暮春的风从车窗吹进淡淡的青草香味，伴着些许的微寒渗进来。我居然听到了牛叫和犬吠，大概车子正穿过某个村庄。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看，只能看到明媚春光的一角，于是更显珍贵。那一晃而过的葱郁绿树，零星的红花，在风中摇摆。就在车子上坡要加油的一刹那间，一个牵着牛绳的小娃娃用沾满泥水的小手擦拭眼眶，茫然地看着贴近车窗的我。
车厢里渐渐昏暗起来，大约到黄昏的时候，车子驶进了一片山林，颠簸得有些厉害。山路很静，偶尔几声鸟鸣，混乱了我的错觉。先前总以为这辆车正向黑暗的地狱滑去，自由和快乐将会成了犹如车外逝去的风景。窗外擦过车身的树叶触手可及，可感到它们却远在天边。恐惧强烈地弥漫车厢。我忽然听到车厢里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黑皮肤女孩开始在低泣了，压抑的低泣声动摇了车厢里令人窒息的安静。她头发散乱，紧咬下唇，十指牢牢地扣在一起，上衣最下面的一粒钮扣摇摇欲坠。我无数次试过用手去摇晃车窗上的铁栏杆，试图在半路中逃跑。但没过一阵子，就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我再次睁开疲倦的双眼，看见很多剃光头的年轻人在砌房子，不远处，荷枪实弹的守卫员立得笔直。
我怎么会到这里？我犯了什么法了？委屈渐渐变成了绝望。
大家下了车。被几个持着枪的公安人员押着全部蹲在平地上，我们的双手放在背后。
平地上，我们前面三米远的地方有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杯茶。桌子后面站着一个人。他点了一支烟，皱着眉头把我们扫了一眼，围着凳子慢慢地转了一圈，然后才四平八稳地落座。他弹了弹烟灰，把自己光亮的皮鞋审视了一番，抬起头，优雅地喝了一口茶。最后，还是把眼睛盯在皮鞋上，嘴里在动着：“大家听好，既然大家来了，就要老实点。我们给你们一个机会。有钱的，可以拿两百块钱自保。自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拿钱，我放人，就这么简单。现在有钱的可以先走出来。”他说出的每一个字我听得很清楚，可能是因为他“财大气粗”的缘故。他说完，又对着皮鞋轻轻地吹了一口气，也许是刚才不小心把烟灰弹到上面去了。我一看到当他说出“有钱的”三个字的时候，脸上突然泛出的光彩比他脚上的皮鞋要亮得多，就连他帽子上的国徽发出的光辉都要失色三分。
我的肠子悔得要发青了。我看见抢我四百块钱的两个人走了出来，交上钱，由工作人员护送出去了。就在他们交钱的一刹那间，我真想冲向前，向那个说话的人“报案”但细想一下：我没有证据，又能怎么样呢？这个人应该代表着正义，但是正义会因为我的证据不足而成了帮凶也说不定。
在我绝望的时候，那个人继续说话了：“等下你们分配到各个房间的时候，有人会问你们家里或朋友的电话号码，我们会要他们拿钱来保人。在五天之内没有人来保你出去，只有去干活了。好了，工作人员把他们押进房间！”
他闭着眼皮缓缓地站起身来。我发现他帽子上的国徽怎么看都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币。
我糊里糊涂地被推进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中间有一个陷进去的地板，两边高点的地面就是两张特大的水泥床板。我腿一软，就倒在床上，好像睡了半个小时左右，房间里有些热闹起来。原来是送饭的来了。我领了一份。刚动筷子，一个浑身雕龙画虎的大块头来到面前，说：“兄弟我今天的菜不够啊，饭也不够！”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转过身不看他。他也转过身来，说：“你是个聪明人，要我动手吗？”他说完，蹲下来把自己的碗往我面前一放。我终于明白了，忍痛把自己的菜和饭的大多半都分给他。他笑了一下，站起身，突然抬起脚向我的肚皮袭来。我没料到他有这么一着，反应迟了一点，重重挨了一下，痛得眦牙裂嘴却不敢出声。
进去没到一个小时，就有人来抄电话号码了。和我同进来的一共有五个人。前面四个报完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轮到我了。我几次试着爬起来都倒下了，最后终于站起来稳住了。门外是两个年轻人。一个拿着警棍，另一个拿着笔和本子。拿警棍的那个帽子好像歪得太厉害了，几乎看不见他的右眼，但从帽子下射来的两道寒光让我不寒而栗。
幸运的是，就在当天，我被调换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分为两派：湖南和四川两派。我被推进去没站稳，一个非常高大的猛男向我走来：“你是哪里人？”我老实回答：“湖南的。”
他又问：“湖南哪里的？”我猜想他也是湖南的，不然不会问这么详细。
“衡阳的。”我怯怯地说。
“好！又来了一个老乡，告诉你，我是耒阳的，我们是真正的老乡，身份证有吗？我要看看！”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拿出来了。因为他又用家乡话问：“吗理进来咯？”
他把身份证还给我，拍了拍我的肩，说：“不要怕，我们这个房间湖南人多！”
而和我一起进这个房间的一个湖北男孩就没有我的运气了。一个四川人问他：“你是哪里人？”
他倒有一些聪明，听出了是四川口音，忙说：“四川的。”
“哦？是吗？拿身份证出来看看！”
接着，我听到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个问话的四川人大怒：“他妈的，你不是湖北的吗？说啥子四川的？！”
那一夜睡得真香，只不过厕所也在房间里，它周围只用将近30厘米高的砖头围住一个小正方形。蚊子肆无忌惮地吻遍所有人的皮肤。
第二天，一直到下午才听到喇叭里传来我的名字。我便对着铁门大声呼喊。我先前看到有几个人，当喇叭里传来自己的名字时，都会尽力大叫，好让工作人员听到。
我边叫边兴奋地推门。
门打开了。一个戴帽子的人抽着烟，眯着眼问我：“黄秀苹是你什么人？”
我知道他们打电话给我姐姐了，连忙说：“是我堂姐。”
我便放了出来。
当我心有余悸地回头望，看见那些老乡在门的格子里伸出长长的手向我示别。我向他们点了点头，并沉重地挥了挥手，酸楚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洒落下来。我不知道他们还要关多久？心中的委屈还要憋到什么时候？在那个房间里，那些老乡对我真的很好，鼓励我不要怕，没有犯罪，迟早会出去的。
我加快步伐走出最后那个好大的一个院子时，发现自己对'院子'模样的建筑有了恐惧症，人的尊严和人格在里面不值一钱，只有铜臭至尊为上。当走出大门没几步，便听到身后一阵轰隆隆的关门声。我叹息了一下，门是关上了，却永远关不住曾经进去的人对收容所的黑色回忆。
大门口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小伙子走上来，非常有礼貌地问我：“请问你叫悲月客吗”
我想都没想就说：“是的，请问你是？”
他原来是我堂姐的朋友，本地人，和我堂姐曾经是同事。他今天受我堂姐所托带钱来保我出去的。
他友好的伸出手来，我快步向前，把他的右手抓得紧紧的，很久都没有放开。
他没有推开我的手，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的手背，轻轻地说：“好了，没事了。累了吧？应该是累了，不要怕，出来了。等下我们去吃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