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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商报连载。回想十多年前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心头甚感辛酸。
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曾拍过粤语电影，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曾译成了暹罗文、越南文、马来文（印尼）；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等种类也颇不少。但我自己，却觉得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射雕有了些进步。
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当时只想，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
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如小红鸟、蛙蛤大战、铁掌帮行凶等等，除去了秦南琴这个人物，将她与穆念慈合而为一。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曲灵风盗画、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黄裳撰作九阴真经的经过等等。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一共九个汉字。全书共十二卷，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十二卷中，从头至尾完全是这些叽哩咕噜的汉字，你与我每个字都识得，但一句也读不懂，当真是“有字天书”这部书全世界有许许多多学者穷毕生之力钻研攻读，发表了无数论文、专书、音释，出版了专为这部书而编的字典，每个汉字怪文的词语，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义。任何一个研究过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学者，非读此书不可。
原来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话，写成于一二四年七月。
“忙豁仑”就是“蒙古”“纽察”在蒙古话中是“秘密”“脱必赤颜”是“总籍”九个汉字联在一起，就是蒙古秘史。此书最初极可能就是用汉文注音直接写的，因为那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这部书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绝不外传，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元朝亡后，给明朝的皇帝得了去，于明洪武十五年译成汉文，将叽哩咕噜的汉字注音怪文译为有意义的汉文，书名元朝秘史，译者不明，极可能是当时在明朝任翰林的两个外国人，翰林院侍讲火原洁、修撰马懿亦黑。怪文本（汉字蒙语）与可读本（汉文译本）都收在明成祖时所编的永乐大典中，由此而流传下来。明清两代中版本繁多，多数删去了怪文原文不刊。
元朝秘史的第一行，仍是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起初治元史的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甚么意思，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欧阳锋不懂九阴真经中的怪文“哈虎文钵英，呼吐克尔”等等，那也难怪了。
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怪文本”流传到了外国，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海涅士、苏联人郭增、日本人那河通世等致力最勤。
我所参考的蒙古秘史，是外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隆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相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被人毒死、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术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图（大陆版未收一编注）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
“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g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另有一个证据，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利贞皇帝就是一灯大师段智兴（一灯大师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他在位时共有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亨时（据罗振王重校订纪元编。南诏野史中无“亨时”年号）六个年号。宋濂所说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段智兴的孙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将来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命他续修，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国正史中质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从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历六十年而始成书，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无怪后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