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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人，多少会对“乡村理发师”留下些许记忆吧。乡村理发师是书面称呼，乡下叫“剃头师傅”或“剃头匠”
近日，到老家办事，从村中老街走过，其中一间房屋屋顶已经倒塌，地面长满了杂草，记得这里曾是大家称呼为“小四子”师傅的剃头店。
七十年代，故乡臧林老街上有两位剃头师傅，一位叫“老把子”的师傅在街东“小四子”的店在街西。其实“小四子”师傅年纪不小了，当时就有四十开外了，大概是比老把子师傅年龄小，所以人们以一“老”一“小”来称呼吧。
那时候，全村两千多号人及附近一些村庄的人的头全是由两位师傅来打理，所以常常要等座排队。两位师傅的手艺各有特色，年纪大的好像更喜欢到“老把子”师傅那里理发，几次陪爷爷去理发，只见他麻利地给爷爷披上已经洗得发白的长围兜，把脖子和身体严严实实地遮住。小小的弹簧剃刀在他手中“恰恰恰恰”地发出有韵律的节奏，刮胡须、掏耳朵程序一道一道进行。最为绝处是剃须刮面，手捂面颊剃刀丝丝发声，手到之处必平滑光洁，即刻容光焕发。那手艺可谓娴熟精湛，炉火炖青，无可挑剔，而爷爷则躺在理发椅上，微闭着眼睛，无限享受的样子。每当这时，爷爷像变了个人似的，那张沧桑而棱角分明的脸上少了一点凌厉的锐气，更加多了一份慈祥和温和。
与大人的享受相比，我年少时，总觉得理发是一种折磨，坐在凳上，身体一动也不能动，脑袋要任理发师按住或拨动，而发屑刺得脖子痒痒的，遇到夏天，更是满头大汗。可是没有办法，母亲会经常催着我去理发，实在逃不过，只能硬着头皮去。记忆中妹妹好像从来没有去过理发店，每一次都是妈妈帮着修剪头发，外婆讲女儿家去理发店“不干净”至今不理解什么原因。
一开始我是在“老把子”师傅处剃头的，一来我家在村东，离他的店近些，二来他跟我家是同一个生产队的，妈妈总领我去他店里。也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吧，即便少年的我也不例外，由于“老把子”给我剃的头老是不是“锅铲头”就是“马桶箍头”这种发型头发短，两次理发之间间隔时间长，自然也节约钱，父母亲当然欢迎，而我则认为太难看了，也因此给小伙伴们嗤笑了好几次，所以再也不想去那里理发了。相比而言“小四子”师傅擅长剃一种叫“西装头”的发型，我感觉好看多了，甚至有点时髦，所以后来每一次路过“老把子”店时都是一跑而过，来到西街的理发店理发。从此“小四子”师傅成为我的“御用”理发师。
记得西街理发店里的长台上有一个小木箱，小木箱里整齐地摆着剃头用的弹簧剃刀、围兜、毛刷，刮胡子的刀片，耳扒子，镜子旁的墙上挂着油光发亮的帆布带子。我曾好奇那黑乎乎的帆布圈子用来做什么，后来，看见师傅给别人刮胡子的那管小长柄刮刀看起来似乎不够锋利，就一头把它挂在板凳上，一头自己绷紧“蹭蹭蹭”刀子就磨快了，我睁大惊奇的眼睛，若有所悟。“小四子”师傅不仅技术好，服务态度也好，他每次给人理发，不单单打理头发，还会刮脸、掏耳朵、铰鼻毛，把你的头和脸弄得清清楚楚，舒舒服服。在一丝不苟地剃头的同时，师傅还会和理发人搭些话茬，谈谁家娶妻添丁了，谈谁家少鸡掉鸭了，谈张家田肥李家庄稼丰收啦
理发，不仅考验理发者的技艺，更考验理发师的耐心。尤其给一两岁的婴儿理发，更要耐心细致。有一天，我看隔壁傅婶抱着刚满1岁的小孩请“小四子”师傅理发，傅婶人还未坐稳，小孩就开始哭闹。当师傅把推子往小孩头上一放，小孩边哭头就边扭动起来，弄得师傅无法下手。傅婶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手把小孩的头按住，师傅才勉强开工，随着推子的走动，小孩哭声越来越大，声嘶力竭，像杀猪一样嚎叫。一个头理下来，傅婶和理发师两个人都汗流浃背。
两位乡村理发师给村里的孩子、青年人、中年人、老人理发，凭手艺，吃的是百家饭，有时一天要剃十几个头，每一个头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小孩收费一毛钱，大人一毛二分。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还常在店门口放上一篮鸡蛋代卖。两位师傅细致周到的服务令村里人感动，村里男女老少都很尊敬他们。
四年级我随父亲去了镇上读书，从那时起就很少在老家理发了。再后来考取大学，到城里工作，很少回家乡，再也没有见过两位村里的剃头匠。前段时间听村上人说，两位师傅前几年已经先后去世了，我听后有些伤感。
如今在乡下“剃头匠”已很少见，而发廊、发屋如雨后春笋般长出来，且理发师大部分是女的。那些传统的乡村理发师已与乡村的岁月一起老去。他们渐行渐远，只留下背影，让远离乡村的人，永远地怀念。（201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