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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我正盘算着一天的日程该如何安排，手机忽然响起，熟悉的那西班牙斗牛舞曲狂热地召唤着我。
我拿起那放在床上的手机，打开一看：0432——我知道这是吉林市的区号，我搜寻着脑海中的存储，只记起在吉林市我有两个熟人，她们都是我的老师，又是亲姐妹，一个是孙老师洪兰，一个是孙老师洪英；除此之外，没有想起吉林市还有我的熟人。
出于礼貌，我把接收键按下，放到耳边，一个洪亮而又磁性的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好，是x先生吗？”我赶紧回答，并顺便问道：“是，你好，请问你是哪位？”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却仍继续问：“某先生，起床了吗？在忙什么呢？”我答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饭都早吃完了。”我不甘心，接着问他道：“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他说：“不用问，唠一会儿你一定会知道的。”
声音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遥远。
他继续着，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很是想念。从老屯走出来的人很多，只有我一个人像远飞的大雁一样背井离乡呀。”我惊呆了：一定是他！听听这话语！我从床上跳了起来，马上喊道：“你是杨老千岁？！”他大笑起来，我也大笑。
我询问了他的近况，他也打听了我的所为。我像当年向他汇报工作一样，汇报了我的情况，也汇报了我所知道的我们昔日的同仁们的情况。他依然像过去那样鼓励我，调门调得高高的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我担心你退下来之后沉湎于酒桌、麻坛，你不应该像有些同志那样谪居赋闲呀，你有一个好功底，这功底是别人不具备的，你要努力，要开辟一个新领域，发挥自己的才干，利用自己的长处，干点事，千万不能干呆呀。”
我听懂了杨老千岁的意思，知道他讲的功底是什么。便不自觉地说道：“老千岁，今非昔比呀，我已经老了，不是当年你手下那个年轻、能冲锋陷阵的兵了，笔都提不动了。”
没等我说完，他打断了我的话，显然有些激动：“你老什么老了，你才过五十呀，如今五十岁不算老，算中年；我都七十多了，照样东跑西颠的，都不觉得老呢。”
杨老千岁说他不老我真的不相信，屈指算来他已经七十五岁了，便信口道：“你能不老吗？我都感到力不从心了。”他说道：“我说不老就是不老。”紧接着他证明道：“你知道我能喝多少酒吧？”我说“知道。”“我现在是酒量大增，一顿，高度白酒我能喝二两，低度的我能喝四两，之后还可以喝一瓶啤酒，每天晚饭没酒我是不动筷的。”他继续说。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跟杨老千岁在一个单位一起共事十三年，从来没看见他在单位饮酒，即便是去他家吃饭，他也照样拿酒瓶盖跟你喝。上好的四十二度德惠大曲，他至多能喝一瓶盖。就这样，酒后他也一定要睡上三五个小时，现出醉态。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跟他去吉林出差，回来时到他家，他让夫人给我弄了几个菜，说喝酒。论亲属我叫他姐夫，酒桌上便不知深浅，逼着他喝了两瓶盖，结果他真的不自私，来个现场直播，把吃下去的东西原样给吐了出来。吓了我一跳。
听他这样说，我说道：“你说的我不信。我原来是一斤的量，现在喝四两也难，你能喝四两？”他说：“你知道，我不是吹牛的人，再说吹啥都比吹喝酒强。你别着急，我知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道理，等咱们再见面时，我撂手撂干地跟你试吧试吧，你就知道我的道行了。”
我知道杨老千岁是从来不说诳话的，便祝贺道：“你有这样的身体，是你的幸福，也是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幸福。”我顺便说道：“前几天我见到延忠了，跟他打听了你的情况，还跟他约定，把你们这些老同志请回来，到老家玩几天，让我侄子好好请请这些对我们家族有过贡献的老领导。”杨老千岁朗声笑道：“我听延忠说了，我一定要回去的，会会大家，延忠、延章、官田、成宇。”杨老千岁敛了一堆人，我没有一一的记住。
又接连道了几声问候后，我们撂下电话。
躺在床上，我心潮起伏起来，想起杨老千岁的过去。
杨老千岁，叫杨国光。“老千岁”是他任人大主席时同志们不约而同对他的称呼，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杨老千岁自幼聪颖，好学上进，但因家庭贫困，一九四七年解放了才上学读书，后被政府送去师资班深造。他二十岁参加工作，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后农中成立，去农中任了校长。
一九五九年反右时，杨老千岁响应号召，实实惠惠地鸣放了一阵子，被划到另类。只因为他出身好，又值年轻，才没被划成正式“右派”而是“中右”被组织规定控制使用。
我认识杨老千岁是一九六三年。当时大青嘴公社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杨老千岁当讲解员。因为这阶级教育展览的首篇是介绍家父在旧社会被地主剥削的情况，所以，我在哥哥的引领下前去观看，并且格外用心，也从此认识了杨老千岁，但他这时不认识我。后来我听人说，这展览的文字材料都出自杨老千岁一人之手。这让我惊讶，要知道这材料中光七言诗就有三百多首。
此后，杨老千岁任过茨梅林子中学校长，任过大青嘴公社文教助理。
杨老千岁认识我是我在德惠七中读书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是杨老千岁去学校专业班搞观摩教学，我朗诵了自己所写的长篇叙事诗春，他做了点评。后来，一九七五年我回乡劳动，任大青嘴大队理论总辅导员，继而去公社材料组帮忙与杨老千岁接触就多了起来。那时我一口叫他一声“杨老师”他叫我“小某”或者叫我名字的后两个字。我们像亲师生一样处得亲密。此次，他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政治仕途的导航标，官场升迁的鼓吹者。我有什么毛病他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不留片言，让我受益匪浅。
杨老千岁因为“反右”时的那点儿污点，在入党上费尽了周折，从一九六零年算起，光入党申请书就写了五十四份，思想汇报不计其数；只正式党员登记表就填了五次。值到一九七七年他才解决了组织问题。解决组织问题的那天，杨老千岁喝了两瓶盖德惠大曲，痛哭了一场。——这事，我是后来听同事延章兄说的。
此后，杨老千岁在老家大青嘴，先后任过公社党委秘书，党委宣传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管委会副主任，镇经委副主任，人大主席。从一九八零年开始，直到一九九二年我离开老家，杨老千岁一直是我的领导。
杨老千岁为政清廉，一直是我的楷模。一九八三年，他盖房子，很多同志都劝他去社办砖厂赊砖赊瓦，换言之是想让他占便宜，因为时间一长，谁能抹得开去杨老千岁那要钱？这便宜就算占定了。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做的。当跟杨老千岁说了这事，他死活不干。他说：“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影响不好。再说，碗边子饭是吃不饱人的，一辈子不去占人家的便宜，不理亏，活着安生。”
杨老千岁生活简朴，从不奢侈。一九八九年，我们党委一行人去吉化招商，当大家在吉化研究院坐定的时候，发现杨老千岁没有跟进来。我到门卫室一看，发现杨老千岁正跟门卫交涉呢，原来门卫把他当成了不相干的外人拦到了门外。我一生气，让企业办主任去给杨老千岁买一套西服，杨老千岁听说，说什么也不让，只好作罢。
杨老千岁不但自己上进，他也要求子女上进。他有两双儿女，都是大学毕业。为了培养孩子，他经常利用节假日把孩子领在身边，给孩子们讲解景物的描写，讲解知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离老家，他光荣退休，我们再没有相见。
这期间，在一九九五年我接到过他的一封长信，信中他鼓励我要好好的工作。可此时的我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不但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信他的话。后来我兵败滑铁卢，走了麦城，也是他给我打来安慰的电话——记得那是二零零三年春。
人说“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此间的我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昔日的同学、下属、朋友，能想起我的人恐怕聊若星辰了，但，七十五岁的他却能记起我，给我打来电话，真让我无话可说，无地自容，不能不感慨一番。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说世间冷漠，不要说人情纸薄，还是有真情存在的。只不过这真情太沉重，太诚实，太朴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