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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歌唱而博得的羞辱全属于我
我因梦想而失去的黄金全归你们
——埃德温。罗宾逊
1，作为朝圣者的“诗在”
时间是惟一的存在。“我在”包含其间，却决定了作为前提与先领的存在。没有“我在”存在就真正抵达佛境。消除“我在”是终极的引领。而这个领航者，就是“诗在”
“诗在”就是诗歌精神的存在。无论耶稣、佛祖、真主还是道家，也无论西方大哲苏格拉底乃至海德格尔，教义法门不同，力道不等，追究的却都是诗意的居住，即让心境超越外在的寒富窘达，超越肉体对适宜的非想，入定到无我无在的化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诗歌精神是文学甚至万法的核心精神。当我们按下云头，收住乱马，凝神回望，看见历史源头从来没有退让半分的诗歌精神“诗在”就是一种度量而不是问题。
2“诗在”就是非诗主义的存在
非诗主义是哲学意义上诗歌精神的惟一命名。
诗歌精神是生命极致下迸发的闪电、喷发的火山。危及诗人性命的魏晋时代“诗在”显示了桀骜不驯的风骨，这是“诗在”在艰险尘世凌越的再现。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唏嘘，到身临“夜半时代”的慨叹；从就义前“杀头不要紧”的豪迈，到“生命诚可贵”的唱吟巨大的激情凝缩成铀，成为诗歌精神统驻心灵最好的注释。
中国诗史乃至历史中，赝品太多，欺世盗名者太多，徒有虚名者太多。权利下被成全的名者太多，事件造就的名不副实者太多既然陶渊明的诗歌在诗品里没有被列为上品，他杰出意义在几百年后才被苏轼慧眼看见；既然荷尔德林生前贫困潦倒，死后百年才被海德格尔再现他的伟大品质；既然生前没有卖出一幅画、依靠弟弟微薄救济度日的凡高，死后的遗画却飙升为天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任时代局限和世人短视所成立的尺度？
我更理解卡夫卡那份销毁自己所有作品的遗嘱，他比中国儒学更彻底的是：儒学除了积极入世外，还有成就身后名的思维定式。而卡夫卡放弃了对尘世最后的期待。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对现实绝望和控诉的决绝姿态。
诗歌无时无刻不在变易。他的本身不存在异议，所谓异议，只是人的非议曲解。从古诗源到唐朝的鼎盛，再从唐诗到宋词和元曲的巨裂，直到新文化运动的白话诗歌，彻底打碎了过去旧诗词曲的平仄、对仗，押韵等律条，解除桎梏，让新诗得到空前的开放。这些都是中国诗史上几次成功的颠覆和建设事件。
新文化运动得益于1910年前后在英国出现的以意象主义运动为标志的英语新诗或现代诗，意象主义运动也是世界诗史上成功革命的范例之一。
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悟的非诗主义。
3，什么是非诗主义？
当后工业时代的尘嚣潮汐一样漫过人类良知的堤坝，当苍白心灵下僵化的诗体不再有能力承载诗歌精神，惟有非诗主义理所当然地肩负起诗歌精神的道义。
尼采说：“世界没有心灵，为此埋怨他实在愚蠢。”世界是有心脏的，这就是“诗在”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大地上中断过跳动。无论在盛夏的正午还是寒冬的夜半，他的存在不是以可见的方式，他甚至愿意以隐秘的方式，以虚杳的避免被更大附和和盲从的空灵状态，他甚至让世人怀疑、诋毁、遗弃，选择了一种比诗人更韧忍的存在形式。他宁缺毋滥。值得欣慰的是，无论多么黑暗的年代，从没有缺失伟大的殉道者，那些相对等的光辉诗篇一直与诗歌精神共持共存。
历史的诟病是新生之后漫长的衰落，其间的守旧衍生了腐朽的根由。非诗主义看见了理想在历史上无数次遭遇的悲剧：自身向荣誉的妥协。荣誉一再地敲响“创造”的丧钟。对荣誉的无法拒绝来源于人性根深蒂固的虚荣和归宿感。非诗的贡献在于让创作态永远处于荣誉到来之前，永远注定“在路上”的命运。他蔑视荣誉，阅世越深，对政治集团制造的所谓“荣誉”标准就越保持警醒。
前一首诗就是旧诗。每一首诗就是一个历史的开始和终结。在艺术中，没有二的雷同。非诗主义将诗歌精神安置在一种“在非”的状态，请注意这句话里面的两点：一是并非“非在”；二是诗歌精神而非“诗歌”非诗主义生活在持续的原生状态而不会结束。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代替：非诗即非此诗。
非诗主义区别于诗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因为他要求的不再是单纯的形式革新，关键在于他要求诗歌从低迷中还原为神圣的歌唱，让诗人成长为真正的修行者而不是语言的傀儡和语法的设障。非诗主义解放的是心灵，那些蝇营狗苟，心怀叵测，企图以诗歌换取虚名和权势的人，将永远被摒弃在非诗主义的国土之外，也终将无法理解非诗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非诗主义无视并打破诗的默守规则，让诗还原为真正的心灵牧歌而不是重新沦落为游戏竞技、伪善和交易。他集结所有理想主义朝圣者，充满了对纯粹的渴望和对圣洁的虔诚。这些人是世界的夜行者，怀着信徒一样永无竭尽的激情，不知妥协，忠于良知。非诗主义归还了诗歌原本的洁净，而这最简单的洁净，却用了最艰难的跋涉和最漫长的期待，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
4，什么是非诗主义者？
非诗主义者是“诗在”、诗人、现实三位一体的杰出典范。诗人是“诗在”在大地的代行者，现实就是路途。
非诗主义者首先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倾向不仅没有随世事有所减免，不是这样。相反，非诗者在世事中磨砺了理想的剑刃，让它锋利无比。非诗者还是一个坚定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他对世态洞若观火。非诗者同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掌握着生存的秘密，知道万法的和谐共生与俱灭，因非在而心生敬畏。他像热爱真理一样热爱这片土地、阳光和身边善良的人们。
在当时看来，惠特曼的诗歌是非诗的，他无视当时美国默认的诗歌语境，因为离人群太远，所以在很长的一段人生历程中，得不到承认。他颠覆了当时美国守旧的诗歌堡垒，带领诗歌抵达了精神的辽阔疆域。
惠特曼以他近乎野蛮的力量，坚定地踏破一切阻碍。而同时代的狄金森面对集结着所有尘世媚俗的诗歌界的冷遇，采取的是向内。她一生修女一样的纯静，缔造了又一个非诗主义者的神话。
是默守陈规，还是寻求自由的精神；是一味追究诗歌的形式，还是探索人性的歌吟；是成为诗歌的教条匠人，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突围铜墙铁壁似的诗歌暗障，来到开阔的空间，让诗歌焕发它应有的力量和光芒？
当我沉浸于里尔克曼妙的诗歌时，却无法忘记他青年时代面对黑暗的诗坛势力，为了追求成名而做出的妥协和献媚，我知道，他不是本质意义上的非诗主义者，他成年后的忏悔依然无法改变这种结构。
非诗主义者是天生的精神洁癖者，他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对媚俗的拒绝、反讽与批判。“诗在”是人性尊严的体现，是诗人走向神性的惟一法门而非尘俗理解的工具，是人类内心最温柔透明的部分，是肉体被赋予意义的惟一理由。
在历史上，非诗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有：释迦牟尼、庄子、陶渊明、嵇康、苏轼、曹雪芹、李叔同、毛泽东、海子，耶稣、苏格拉底、但丁、惠特曼、狄金森、埃德温。罗宾逊、康德、叶芝、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博尔赫斯、凡高、卡夫卡 5，非诗主义不是“写作”
谢林在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中论述道：感性个体（此在）可以在瞬间遭遇永恒，而这只能通过艺术瞬间的表达来接通平时对我们关闭着的本质，把本质从时间里抽取出来。这就是艺术的起源、不朽的魅力及存在的价值。
海子说：“一切源于爱情”在诗经里，我们得到更多的是朴素的文字与技巧之外的真挚情感。可以推论，世界第一首诗歌生成的过程，蕴涵了诗歌的全部要素。技巧只是随情感而附加的，由它完成对情感的最后表述。在诗经里，编著者也对诗歌创作手法做了相应的总结和概括，即赋、比、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这是讲求技巧的开始。随着诗歌体裁的大兴其道，人们不断以对技巧的讲究、推崇和炫耀为能事，逐渐疏离了诗歌精神的宗旨，成为一种文字游戏。
每个时代积垢已久的语义场，都为诗歌的一种外在形式掘下坟墓。当诗歌不再拥有他高蹈的精神实质，就会沦为文字的奴隶；当技巧而不是诗歌精神成为诗与非诗的度量衡，诗歌就已经被限定了，被封闭了，被精致，被模式化。
诗歌死了。
毋庸讳言，诗歌需要技巧，在本体意义上，怎么写与写什么同样不可或缺。但构成伟大诗篇的核心部分却不是技巧，而这里所论及的“技巧”也不是被圈子化所默认的创作手法。甚至无技巧也被我们视之为技巧之一种。问题是：当一首诗里只剩下技巧，当一个诗人只剩下匠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如何去领悟属于精神层面里的诗歌真义？
直到今天，人们谈论诗的时候，其标准已经无形中被套上了枷锁。他们越相信自己所掌握的诗歌技巧所幻化出的语境，就越深信自己是一名合格的诗人。
当“写作”这个词被扭曲异化，当内质的神圣部分被剥离掉而变得庸俗化与批量化，非诗主义选择的将不再是写作。非诗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当下诗歌的教条主义框框和越来越“个体化”的政治任务，让自己回到世界第一首诗歌诞生时的原创状态。他对诗歌生成的全部要求是回到呐喊之前，回到第一次心跳之前，回到寂静之前，回到诗歌精神本源的中心。
6， 非诗主义是流派吗？
关于流派，叶君健先生在“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一书的序中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写到：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上（流派）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不值得。至于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上来考虑或争论，那就似乎更令人感到惋惜了。流派这个东西，我想是些思想懒惰的文学批评家的发明或某些处于青春期的作家的创造，把自己一伙志同道合的人归纳为某一派。”
“一个艺术家或者作家，每完成一件创作，就是一次新的经验。他下一次的创作不一定与上次的相同，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甚至他的文艺观也在不断地发展——也只有这样，文学艺术事业才能不断地前进。一个流派的某些艺术原则、思想框框，怎么能概括得了生动、复杂的创作实践呢？他所写的作品，在他的一生中，也有各个阶段的不同。此外，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是一个创造者，他有什么理由要把自己归附在某个派里？”
非诗主义不仅仅不是流派，他诞生的目的是终结流派的历史，还诗歌本来的丰盈与圣洁，让诗坛还原为没有帮会与肮脏交易的传说中的圣者殿堂。
7，非诗主义的时代背景
我们置身的时代，道德的缺席、价值观的颠倒、审美的丧失等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腐败、木子美、美女写作、美男写作、下半身理想主义荡然无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肉欲化世界的地狱景象。
我曾在这是一个无耻的时代的结尾写到：“当无耻成为一种获利的有效工具而被接二连三的使用和效仿，这个时代不是无耻的，又是什么呢？”无耻作为卑鄙者的通行证正被这个时代大肆复制并信奉着。
当代诗人刘歌面对当下诗坛的种种怪状，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中，把其病因归结到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这是值得商榷的。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和贡献是解构。它的主要理论旨趣就是“从中心化走向边缘、消解宏大叙事，建立小叙事，力图通过片段化来解构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理性主义。”（李侠语）。作为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依然没有脱离“手法”范畴的荒诞特质，也就是说，后现代的意义在于表现方式的新变。所解构的事物本身不会因为“解构”的出现而发生质变。
比如香港的无厘头文化演绎了后现代主义游戏的、狂欢的、喜剧的一面，对一切看似没心没肺，玩世不恭，其核心却没有变，即最终的良知裁判依旧是传统的是非观。无厘头是香港人也是现代文明下的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无奈表现。后现代之所以在全世界大行其道，道理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其他严肃的诗人们也作出了积极的思考。世宾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理念，他指出，在这个诗人缺失的人文荒漠时代，需要诗歌精神（即完整性）的再度君临。
非诗主义不是一种写作，也不是一种解构，他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惯性写作，即不为写作而写作，不为荣誉或某个政治集团而写作。他思想在非诗的状态中。
早在1986年出版的比较诗学诗化哲学和1988年出版的拯救与逍遥（作者同为刘小枫）里，作者写到：“真正的诗人，应该在神性离去之时，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中，在众人冥冥于追名逐利、贪欲求欢之时，踏遍异国的大地，去追寻隐去的路径，追寻人失掉的灵性。”“诗应是人的本性他必须无畏地伫立在神的面前，孤独一身，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灵魂都必须时刻承受沉重的愁绪”（诗化哲学）
刘小枫先生在拯救与逍遥里继续对诗人寄以厚望：“诗人是何许人也？诗人是懂得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的。”
诗人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是“诗在”在大地的神圣祭司 ，是诗神的代言人，他见证和建构着人类的梦想，时代越黑暗，就越清晰地显现出他伟大的人格与力量。
8， 诗歌精神与被流放的命运
中国新诗的历史，是一部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新诗的童年，那么三十年代前后的戴望舒、徐志摩就是“当时年少春衫薄”的少年创作，而七十年代北岛的出现，则表示新诗青春期叛逆的开始。
如果北岛没有因为政治倾向等原因出国，从主流的中国诗坛隐退，而是担任着中国诗坛牧羊人的角色，中国新诗的命运会是怎样？历史没有假设，假设的本质意义是对理想的质问与对现实的反诘。北岛的出国是诗歌精神在中国被流放的标志，这个观点是我1996年10月在谢冕先生家提出来的。我认为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流放者回归的吁请，尽管直到现在，这种呼声依然单薄。
国内诗歌随后几十年道德的沉沦，标准的丧失，加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非诗因素的炒作，下半身直到垃圾派精神向度的持续沦下，诗歌精神的全盘否定，都是中国诗歌精神被流放的必然结果。在于坚、韩东提出的民间“口语”写作的幌子下，年轻一代的诗人们无遏制地吐着口水和浓痰。
其实“口语”诗歌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中国新诗的渊源，就提倡自觉地使用“白话”即“当代口语写作”这是中国新诗在当时与其旧诗或传统诗最明显的区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新的口语写作，不过是炒旧饭而已。而这代人灵魂的萎靡与狭隘，与“白话”时期的诗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随后诗歌迎来了浮夸的网络时代。
与非非主义一样，严肃的诗人们一直关注在不自由状态下如何才能坚守艺术立场。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们发现，在自由层面下坚守艺术立场似乎更难，更值得警惕。国人得到自由的历史太短暂，一旦拥有一点自由，就开始妄所欲为，继而有成为暴徒的可能。这些人不配享有自由的权利，他们不懂得对自由的敬畏和克制，不了解自由的权限。
道德在网络时代，已经成为迂腐的代名词。先从下半身，再到垃圾派，他们遵循着同一种理论：向下，崇低。从性，到屎，卖身求“荣”、颠覆神性，巧取豪夺，厚颜无耻。
沈浩波以下半身博得“色”名后，开始了他以致马雅可夫斯基、国家机器的粉饰，企图换一个标签，像黑道起家的人摇身一变成为慈善家那样，渴望招安和人们的尊敬。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尾随其后的垃圾派只见其成“名”捷径，却无视下半身的悲凉下场，把一项本来也许可以完成的对下半身的批判继而在诗歌废墟上迎接诗歌精神回归的使命，演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屎”的盛宴和招安的闹剧。
艺术源于约束，而终于纵欲。没有一种德行（诗歌精神）的支持，这些反叛演绎得多么畸形，消解得多么触目惊心。其性质也从反叛走向反动。
9，非诗主义的诞生与归来
非诗主义不是现在才诞生的，没有被命名之前，他一直与诗歌精神同在。在历史的黄昏，当世界灯红酒绿众人昏昏睡去，惟有非诗主义聆听诗神幽秘的召唤，孤身独行，走遍黑夜大地，追寻她隐去的踪迹。而在上路之时，但丁道出了当时的困惑与恐惧：
“指引我的诗人啊！
在你让我从事这次艰险的旅行之前
请看一看我的能力是否足够强大。”
（神曲黄文捷译）
但前路无论面临怎样苦难的命运，非诗主义别无选择，他必须战胜孤独、迟疑和怯懦，义无返顾地踏上通往真理的求索道路。
这种永恒的遭遇在我早期诗作里也有所描述：
“十九岁是黄昏
十九岁要夜行
十九岁去找太阳”
（拙作十九岁 1986年）
“夜行者，遥远年代的浪子
已放进某页古老的书里。或许有一天
会被谁读出这样的诗句：
感谢上苍让我坚韧地活着
与永恒的黎明，同返故里。”
（拙作夜行者之歌之黎明篇 1995年）
如今，诗歌迎来了澄澈祥和的黎明，流放者归来了。我的耳边依然萦绕着子夜里诗人沉重的追问：
“阿尔卑斯山峦鬼斧神工
那些远古传说中天使的城寨
但何处是人类高深莫测的归宿？”
（荷尔德林莱茵颂）
荷尔德林，饱阅人世、历尽苦难的兄长，身为一个非诗主义诗人，就是此生全部的幸福与幸运。
被流放的诗歌精神——那种镇定自若、温暖祥和、正义凛然、顺应大道的宏伟诗篇，来自神性的博大胸怀，被天地精华哺育的饱满语言，在大地遭受蹂躏之后，在冬季倦怠的空田之上，已经随着春天的雷鸣和历史的车轮轰然到来。
非诗主义的归来就是诗歌精神再现大地的明证。
2005年2月10，大年初一，于石家庄齐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