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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这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提起吃饭这个话题，我对往事，有着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近日，利用休息时的闲暇，陆续把它们细细的梳理了一下，并以文字的形式，简略的记录了下来，算是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忆苦思甜”的自我反思和灵魂洗礼吧。我觉得，这种来之灵魂深处的自觉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念，对于身处物欲横流、红尘万丈、喧嚣浮躁的商品社会中的自己保持头脑的清醒、心绪的宁静、生命的激情和奋发的斗志，是有益而无害的；贴出来晒在网上，对人、特别对未经过过去艰难岁月生活的年轻人，更深地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过去、更好地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在、更加勤奋努力地去开创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认为，也应该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在忙忙碌碌的工作、生活之余，我挤出一些时间，整理了下面这些回忆，并把它记录于此。
我出生于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诞生的上世纪50代中期。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早年把我们这批“50后”称为最倒霉的人。并编出顺口溜来形容我们是：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刚一毕业就下乡、回城几年没工作、结婚没有窝、生活最窘迫。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企业改制、破产下岗、当然还有计划生育等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动，都让我们给赶上了。有人因此而指责苍天、扣问大地：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但是，拐回头来再想想，其实，我们比起自己的长辈们，已不知要幸运多少倍了！
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家庭也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毫不例外地分担着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肩上的沉重负担。其中最直接、记忆最清楚、和自己关系最紧密、对自己生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成长时期的饥饿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我记事以后，到1968-1969随我母亲干部下放劳动、全家里搬迁到农村止，这我人生发育最重要的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很少吃过饱饭。全家数口在吃饭问题上，始终是定时定量。每当回想起这个年代，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个晃晃悠悠高悬在房梁上的、装着几个馒头的带盖的俗称“气死猫”的竹篮。这是我们家里的主食，每人每餐一个小馒头，大约不足二两重。我们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开饭的时间。毫无油水可言的、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永远都饱含着期盼。我、我们从没有、也从不敢放开肚子真正痛痛快快的吃过一顿饱饭。我们的碗里从来没有留过剩下的米粒，盘里也从来没有留下过剩下的菜渣甚至菜汤。任何时候，锅里、碗里、盘里，都是干干净净、光可鉴人。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在不自觉地保持着这个习惯：无论在哪里吃饭，碗里从不会留下一颗米粒或菜渣。
我们是市民户口，粮食都是定量的。母亲好像是每月26-28斤，我和兄、妹、弟是学生，口粮标准从年龄的递增计算，逐渐的从21、23、长到26斤。副食少得可怜，肉蛋更是可望而难及。父亲老家有我爷奶、一个上学的姑姑、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母亲老家有实质是母亲养母的姑姥，和大姨的遗孤--我唯一的一个比我大不几岁的表兄。父亲在新乡市工作，每月50余元工资，按月回家住几天，带回来10元钱和几斤粮票，其余的主要是自己留用和汇给老家或供养我上学的姑姑。母亲每月45元工资，按月给我姑姥汇5元钱，当然也需要偶尔寄些粮票。余下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等，平均每人月均不足8元钱。常常接不上气。是真正的月月工资月月光，名副其实的“月光族”为了节约开支，母亲可谓费尽了苦心。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母亲常去离家10多里的县城开会，从来都是背着水壶步行前往。为的就是节省一角钱的汽车费和二分钱一碗的茶水钱。而且，母亲极自重、自尊、自爱，任何时候都从来不搭乘任何男同事的自行车。所以无论是开会、下乡，瘦弱的母亲永远都靠一副铁脚板，风里来、雨里走，尽可能为我们省下几个养命钱。尽管如此，经济上却永远都难以摆脱终身缠绕的窘迫。时至今日，80岁高龄的母亲依然常说：这一辈子，都在为钱打饥荒！
粮食永远是紧缺的，钱永远是紧缺的，而政策更是严格甚至是严峻的。母亲娘家成分不好，8岁丧母。姥爷续弦后，把我母亲和我大姨送给她们的姑姑抚养。姑姥婆家里也有几亩地，姑姥爷病逝后，二十多岁年轻的姑姥一辈子守寡，把我大姨和我母亲两个学生拉扯成人。田间的劳务主要靠雇工打理。因此，土改化成份时，理所当然地被定为了地主。母亲解放前毕业于汝南女师，一直以教书为生。因我父亲是47年入伍、建国后任汝南市（县级）教育局长、后又调任信阳军区司令员的文化教员和秘书，我母亲也就随我父一起入伍。虽此前即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终因家庭出身方面的因素和频繁的政治运动的洗礼，母亲一生都极其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养成了一丝不苟、过于严谨、从不高声说话、树叶落下怕砸头的性格特点。同时，对我们的教育和管束，也显得格外正统、格外严格！为防止被人攻击为对国家配发粮食标准的政策不满，从小就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永远不在人前唤饥；任何时候，都永远不伸手向他人、向组织求援助、要救济！更从来不敢去黑市购买高价粮，多以购买南瓜、萝卜、白菜等最便宜的蔬菜替代。因当时是统购统销，黑市买卖粮食是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即便疼爱我们如母亲者，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群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的小儿女默默流泪，绝不敢越雷池半步去触高压线。所以为了活命，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另辟蹊径、自力更生、设法自救。
生命是顽强的，人的潜能、忍耐性和适应能力也是空前的。亏了母亲所在机关在农村驻扎，我们在母亲和周围同学和他们家长们的言传身教下，逐渐学会了识别各种野菜，学会了去农田里捡拾农民收获后遗落在地里的零星农作物——我们称之为“遛庄稼”记得我们兄妹三人、多数时候是我和大哥，常常闻鸡起身，顶着漫天的星星、弥朦的晨雾或清冽的朝露，步行数里、甚至数十里，到周边农民收获后的田间，去小心翼翼的搜寻遗落下来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小麦、玉米。一颗颗地找、一粒粒地捡，一穗穗地收集。偶有大的斩获，必如获至宝、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我们也曾经背负着铁锹、锄头、或镰刀，游荡于寂寥的旷野，挖地三尺，去寻觅同样是农民收获后遗留在地下的红薯、花生；曾经去农民收获以后的地里，挖掘余下的萝卜疙瘩、白菜根茎；曾经在农田里、野地边、河渠中，四处查找，去采挖可以食用的陆生、水生的各种野菜、树头菜；曾经大年三十除夕日，端着黄黄的大铁磁碗，奔走在各个豆腐作坊，五分钱买一大碗豆腐渣；曾经像铁道游击队的飞虎队员一样，扒火车到深山中去割荆条、拔山韭菜；曾经在农村各家各户的炉渣堆上，东挖西刨，找寻没有充分燃烧的煤核；曾经到处收集废水泥袋、大字报去卖给废品收购站。我至今依然能够十分准确地识别出多种野菜的特征、特性和口感；能明白在农田里，如何发现遗落在地面和地下的各种农作物；我会各种水、陆生野菜、树头菜、白菜根茎、西瓜皮的诸多烹饪方法；我知道豆腐渣的蒸、馏、煎、炒的各种做法和吃法。
在那个岁月里，我们的节假日很少开心的呼朋唤友到处游玩，总是三五成群、合伙结伴，背着锄头、铁锹，挎着竹篮、镰刀，匆忙地奔走于离家几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陌生村庄之间的阡陌纵横的田间地头或深山野岭，像一群群饥饿的小兽，四处游荡，嗅闻，警觉地搜寻赖以裹腹的、或可以交换裹腹的猎物。披星戴月、沐风栉雨、辛勤劳作，而且数年如一日。每年农作物收获的季节，都是我们最繁忙、也最快乐的季节。每次的早出晚归，带给我们的都是出发时的无尽希望和归来时的丰厚回报。我们每次外出，总会有三、五斤，甚至十多斤、更多时还可能更多的收获。特别是遛红薯的时候，遇到运气好，我们甚至可以在地下挖出数十斤重的大大小小被农民疏忽遗漏的红薯。那时的心情，其快乐程度只能用无以复加来形容。我们渴盼每一次都有不菲的战果，但是，我们又始终牢记母亲的教诲，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保持自己灵魂的无暇、手脚的干净，绝对不允许偷窃！无论有人还是没人，哪怕是在硕果累累的庄稼地里穿行，我们都严格地铭记着母亲的教诲，严格履行着对母亲的承诺，毫不动心、绝不违规！始终牢记：盗窃他人的劳动成果，永远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一种极端可耻的下流行为。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千金都毫不足惜、绝不允许动心！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母亲以一贯之的教诲，她让我从小就明白了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同时也从小就养成了慎独的习惯。一直在昨天，我在陪父母看“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故事”电视剧里罗瑞卿含泪处理老部下时，母亲还在苦口婆心的唠叨：无论社会处于什么条件下，做人保持清廉正直永远是最重要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一到，一定会报。任何人、任何时代，欺心、昧心的人，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早晚的事。我永远会铭记母亲的教诲，永远会记住这些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并且多年以来，我也同样是在以这样的标准和道理，坚持不懈地教育和要求着自己的孩子。是的，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无论商品社会何等地浊浪滔天，无论人们变得如何唯利是图，我们都绝对要保持自己的良知。这样的家规，永远不允许改变！
生活是贫穷的、粮食是短缺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衣服也永远是旧的、破的、补丁摞补丁的。我拾我哥哥的，我哥哥拾我父母的。弟、妹也以此类推。在记忆中，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我12岁那年的春节，父母开恩，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在我的记忆里终于拥有了一件真正的、完全的、永远属于自己的新衣服——那是一件细斜纹华达呢布料的、黑色的、三个兜的、漂亮的学生服，（可能和我抑郁的气质相吻合，黑色是我自幼最爱的颜色，所以在母亲征求我们各自意愿的时候，哥哥挑了蓝色，我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黑色。）这件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让我为之兴奋了远不止一年。除下这件衣服，第二次添置，是14岁我上初中时做了一件崭新的涤卡捷克式青年装，除此，我不记得15岁前还添置过别的什么衣服。夏天，我除下一个裤头，几乎没穿过什么衣服，每天都像个小野人一样，光着脚丫子到处乱跑。脚掌中扎入碎玻璃、破瓷片和荆棘、苍耳之类的，是习以为常的、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寻常事。因为在农村学校上学、因为大家都很贫穷、因为上层建筑的完善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发展。所以当时的学校，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和琐碎的、令人动辄获咎的各种条条框框。以致于文革前，我的脚掌完全不需要现在那么多花样翻新的按摩、保健。所有的穴位，天天都在进行着足够的刺激。非但不怕石子、土块之类的硬物，即便是铁钉、玻璃、荆棘、苍耳之类，也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早已磨出了厚厚的、硬硬的老茧。十个脚趾也很少受各种鞋类的束缚，张扬的天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一直到现在为止，只要是处于一个人的自由空间，我总喜欢把鞋袜统统祛除，任其自由放纵地素面朝天。所以我的十个脚趾和大多数人不尽相同、而却和惯于赤脚的渔民们十分相像——不是痛苦地挤在一起，而是是舒心地、枝枝杈杈地、张扬地舒展着。
不仅如此，哪怕是再冷的冬天，我们也只有一身空荡荡的、薄薄的棉衣、棉裤和母亲手做的棉鞋。没有罩衣、没有袜子、没有内衣、裤，更没有什么手套之类的。裸露的手脚常常被冻得像胖胖的红萝卜，红里透着紫色。并常常会冻出一个个凸起于皮肤很高的血包、水疱。溃烂、流水后结痂自愈、尔后则会年年复发。至今我的双手，除下拇指外的所有手指的指根节中段，依然有隐隐可辨的八个榆钱般大小的淡淡的印记。
贫穷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是贯穿于我们生活的各个环节的。所以，我们的学校、文具及使用的铅笔、作业本等，都是能省就省，铅笔是用到捏不住为止，更多的是用树枝和沙土。为了省出几分钱，我们的作业本都是买来整大张的白纸自己裁剪、装订。且利用价值极高，正面用完用反面，全部用完后练大字。整个家庭可以说是彻底的无产者。家里一无所有、一贫如洗。除下两个网篮和一个衣包，没什么多余的东西。桌、椅、床、水缸等都是公家的。房子是租单位的，后来又改租群众家的民房。十多年之间，几乎每年都在搬家家。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就是这样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的。而这样走过来的孩子，又何止我一个？！这一路上的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虽然身子骨是单薄、瘦弱的。但精神是充实的、眼睛是深邃的、意志是坚韧的、性格也是坚强的。我相信，任何挫折和磨难都难以使我们真正屈服！任何困难也难以真正打垮我们、压碎我们！经过艰难痛苦生磨练的人们，心永远是坚强的、精神永远是自由的、灵魂永远会向往着蓝天的高傲！
在这里，我还想插一句题外话：当时，我父亲曾任多年地区公路总段工区长，直接领导着焦作市周边几个县的公路段，手里很有一些人、财、物方面的权利。我母亲在单位担任过多年的会计，在很多方面，也应该是近水楼台。但是，凭心而论，他们从来没占过公家一点点便宜。甚至我们兄妹几人上学，连公家的一张稿纸都没有用过。得到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课余时间，把母亲单位图书室的书读了不少。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一位同学的父亲因贪污公款被追究而自杀身亡时，父母谈起此事时的那种既悯其妻女之不幸、又怒其本人之不正的忿忿之情溢于言表的情景。那时的社会风气之积极、向上、正气，干部作风之朴实、廉洁、严谨，可谓举世瞩目、世所公认。连当时西方的媒体都屡屡赞叹不已！
在这样的困境中挣扎着，我并不知道愁苦。也许正如前人所言：少年不知愁滋味。在懵懵懂懂之中，我、我的家庭和全国人民一道，最终度过了共和国最艰难的那一段岁月。1968年我母亲被疏散到农村，当了一年多的驻队干部，我们全家随母亲迁居到丹河东岸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博爱县磨头公社（原一机部农场所在地，江泽民主席当时大概正在该场工作）西西庄村。这一年多的时间，是我人生中记忆最深、也最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此，我不再饿肚子了、从此我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了、从此我开始正常的生长发育了！也就是来到这里几个月后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乳房中开始出现了硬结，又疼又痒。并且浑身骨节常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酸疼。作为男孩子的我，自然备感困惑、尴尬、恐慌。而村里的爷儿们，听到我的诉说后，却乐呵呵的告诉我说：你该发了！我真的开始“发”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身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身高一下子窜出许多，并且最终长到了现在的高度——174厘米。那年我13岁！
从此我摆脱了饥饿的困扰！我、我的家庭和我们民族一道、和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一道，逐渐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贫困和举步维艰的窘迫，不断地在走向温饱、走向小康、走向富足。尽管生命的旅程依然是那么的曲折、坎坷甚至有时依然还会很艰难，但我从来没有畏惧过什么！我明白，最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了，生活总是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再难也难不到哪儿去了！
但是，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们是从饥饿中走来的！只有很好的保持对过去的记忆，我们才不会迷失自我、才会真正知道珍惜现在、也才会真正懂得如何去更好地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