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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先生有一枚闲章“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加盖在五代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上。如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这幅名画，正是当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带出故宫流入民间的那幅价值连成的稀世珍宝。张大千用准备购房的五百两黄金，挽救的代表一个时代艺术巅峰的名画，恰是南唐后主李煜柔弱内心的一次豪放，不经意间成就的中国艺术史上一段传奇。
李煜做梦也没想到帝位这块烫手的“山芋”会阴差阳错地因哥哥李璟的谢世落到他的书桌上。本来安静的书桌权利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学的力量显得严重不足。能够写出虞美人那样哀婉凄绝名篇的作家，柔弱内心哪里还保存得住血腥杀戮的“豪放”？对父兄基业的忠诚捍卫和对文学事业的虔诚追求，萌发了对时任南唐高官韩熙载忠贞的质疑。政治高手韩熙载铺张奢华的夜宴带有浓厚的“韬晦”性质，宫廷画家顾宏中、周文矩暗地里描摹韩府的“夜宴”再现，谁能想到竟是交到李煜手中的一份有关韩府的情况汇报。韩熙载夜宴图能流传千载，想来并非李煜本人的初衷，就连他自己词作的突飞猛进，也是在被大宋朝灭了南唐，自己作了亡国之君的时候。末代皇帝溥仪把韩熙载夜宴图带出故宫，准备在东北做日本人的傀儡皇帝时，作为镇国之宝。谁知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日本人自身都难以自保，溥仪的皇帝梦很快就灰飞烟灭，带在身边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逐流入民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得知韩熙载夜宴图的下落，花巨资阻止国宝的遗失，也算是画家张大千先生对民族瑰宝的保护所尽的一份绵薄之力。
在这一点上，同为九五至尊的宋徽宗赵佶跟南唐后主李煜确有一比。宋徽宗的“瘦金体”为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题写落款“清明上河图”这样赵佶就成了这幅名画的第一位收藏者。在失了江山之后，被侵入中原的金统治者押往东北的路上，听到大宋的珠宝被掠无动于衷，听到书画被抢才大放悲声，可见书画在赵佶柔弱的心中占据的位置有多重。金统治者给他穿上孝服拜金世祖阿骨打家庙，金将强行霸占了他的爱妃婉容，真是“国仇家恨蓄心底，热血凝碧到笔端”宋徽宗赵佶在“生不如死”的精神煎熬中，潜心研究“苏黄”的书法，终于成就了书界独树一帜的“瘦金体”名列书界大家之列。假使宋神宗没有遭遇精神摧残，很可能中国书法史上就在也找不到“瘦金体”！如果李煜不作亡国之君，怎会发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哀叹？司马迁报任安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写给好友任安的这封信，是想现身说法人在厄运面前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皇帝刘禅作了阶下囚，遭了厄运之后，就彻底颠覆了太史公的这一论断。既没有激发出对故国的情感而赋诗，也没有把仇恨凝于笔端而习书。当晋朝的皇帝册封刘禅为“安乐公”蜀人皆垂泪，唯刘禅嬉笑自若，问他可曾想起自己的国家？刘禅的回答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间乐，不思蜀也”！看来内心的柔弱并不是成就艺术大师的源泉，同为亡国之君也不都是艺术家，对权力驾驭的渴望却是导致豪放夭折的根本原因。
人有时候就是为常识所困，以为选择就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毛泽东当年赴重庆谈判，在国统区大报上发表词作沁园春？雪，国民党几位元老级人物读后为之瞠目，被毛泽东词中意境瑰丽和用典的奇绝所折服。毛泽东的书法，在中国书坛已有定评。毛泽东在诗书方面的造诣，即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更是无人出其左右。“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历数的中国历代领导人中，都是具有可圈可点的丰功伟绩的一代明君。按毛泽东的标准衡量，仅仅把国家治理好还不够，还要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和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就一个人来讲，柔弱与豪放并不能截然分开，很可能就非常巧妙的聚合在一起，哪一方面占的比重较大，要看历史给他布置的舞台和所扮演角色的安排。
由此可见，不管柔弱还是豪放的内心，都是时代在一个人内心外化的结果。正像恩格斯所说，一个人在选择世界之前，早被世界所选择。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人有充分选择的机会，任何权利意志都不能左右个人的选择。也许，这正是人们内心深处追求的终极。不管你是政治家、艺术家还是平民百姓，精神都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