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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鲍鸿笑道，“那些名士、清流虽然对于功名、利禄都不在意，但是对于声名、身后名这个东西，可谓是极度苛刻的追求。完全是把文名看得比生命都要重要。”
“好个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霍光笑道，“这个事情探究起来，其实就是因为察举制度的关系。正是因为对于举孝廉制度的偏执追求，使得整个时代士人对名声的追求也变得如此偏执。”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汉朝选举制度是举孝廉制度，特别注重名士对个人的评价，有时候名人的一句评价，就能立刻抬高一个人的身价。如名士桥玄评价曹操为“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曹操“由是声名益重”;许子将也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名气就大震了。
在这种品评人物风气盛行的同时，东汉的正统儒家又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清流派，一个是浊流派。浊者当然是污浊的意思，浊流派主要指那些阉臣、佞臣。清流派主要是那些自我标榜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文人之士，其坚决不与浊流派来往。东汉宦官专权，清流与浊流的斗争激烈。所以，谁要是和阉臣、佞臣扯上了关系，就会从清流派下降为浊流派。像孔融、杨修、祢衡就属于纯正的清流派领袖人物，这一派的特点是绝对拥护汉朝的统治，时刻都想着光复汉室，但是由于是文化人士，又标榜清高，不免落入“好名成癖”的深渊。
就汉末而言，早一批刷出名声来的还好一点，毕竟没到这么疯狂的地步，可是派出一大堆的清流名单，也可见那个时候的风气到什么程度了。
在恒灵交替时期，党锢灾祸，中原大地上清流士人共相标榜，弄出了一个天下名士的排名，最高的号称是“三君”，其次是“八俊”，再次是“八顾”，还次是“八及”，最次是“八厨”。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所谓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条的士人。汉末清流主将范滂与中常侍王甫辩诘，引孔子的话，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自己“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这就点明了清浊流泾渭之分的意义。他慨然叹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显然，他以善恶之分表明了清流理想：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所以清流诸公，居庙堂，则勤勉朝政，提携直士，用儒家大义，督促天子循道行事；处江湖，则指拨朝政，品评公卿，用自身的人品为世人树立楷模。这种理想一时间应者云集，“婞直之风，于斯行矣”，竟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从这个规范要求之中，我们提取出一句话来说明，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容易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标榜风节，不畏强御，臧否朝政，指斥当权者而深负清望的士大夫。
可以说似乎每一个朝代走入衰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知识分子自发的集合起来，欲挽狂澜于既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扮演的是怎样的政治角色，也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客观上推进历史进程，总是有能够代表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儒出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所在，这句话并非虚言，然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野心家、权宦甚至是起义军首领都明白的，无论想要做成什么事情，都必然演变成，阻止其他人做其他事的强制行动。
清流人的内部总是划分成，开通务实、勇于担当的一代名臣和不切实际的慷慨之徒，当然也是有投机取巧的机会分子的。而结局每次都是大规模的屠杀和冤狱。
但是问题来了，对于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士人来说，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以及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都是属于自我主动能够达成的目标。
然而，这两条不过是表现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所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如果仅仅是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也还不至于祸国，糟糕的是一边用高标准要求他人，一边沽名钓誉。
其实我认为道德标准这东西，定得太高反而无益，就像子贡赎人不取酬反而被孔子责备，认为阻人向善之路。脱离现实的标准只会让大多数人达不到甚至放弃，而这样一来，就能显得“清流”之人高出众人之上了。他们举着这套标准去死谏皇帝，去弹劾同僚，同时又呼朋结党，自我标榜，造成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和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这个终极目标背道而驰。
一般的说法叫舍本逐末，更有甚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确，表面上看起来，你的确是在驾车的，实际上来说，你特么驾着车朝反方向前进，还美其名曰驾车非常努力，甚至可以为了努力驾车而舍弃生命。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你努力了半天其实就是把整个国家往火坑里推而已。
前面说的那批清流还算靠谱，三君那群人下野跑去颍川弄了个学堂，差点就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要不是曹老板自己懵逼了，急着要做什么魏王，顺便还坑死了荀彧，最终如何还不一定呢。
但是越是到了汉末最终阶段，可以说是社会越来越浮夸，清流也越来越不靠谱。
就说最耳熟能详的清流代表‘孔融让梨’吧。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介绍了孔融出名的3件事情:一，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门第高，是文化大族;二，孔融幼有奇才，“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而孔融偏偏要去“欲观其人”，他就对门人说是李膺的“通家”，并且一语惊人，被名士李膺评价为“高明必为伟器”;第三，他是个大孝子，救了张俭被官员察觉，与哥哥、母亲争着承担死刑，赢得了清名。这3件事后，孔融就出名了。
孔融是清流派的领袖人物，所以，他始终要保持自己的清名，不愿与浊流派为伍。他认为黄巾军起义，主要是没有做好教育工作，于是就“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但在那个天下分崩离析的年代，他的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滞后。为了保持清名，孔融在领兵打仗时就显得过分拘谨，往往不能标新立异、打破常规，所以不能取得胜利。
时袁绍、曹操势力逐渐强大，而孔融知道二人终究是要篡夺汉室的，所以不愿意投靠他们。其幕僚左承祖劝孔融要结纳袁绍或者曹操，孔融怒而及其杀害。孔融自负于才气秉性，立志平定国家的危难，因为才器粗略，思想空乏，所以没有成功。
袁谭攻北海，双方战斗自春至夏，战士仅剩数百人，流矢像雨一样射来，城内已经短兵相接。孔融仍然凭几读书，谈笑自若。晚上城陷，才逃奔山东，妻儿都被袁谭所掳。
范晔说孔融“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虽然孔融被袁谭围攻时显得很“大度”，“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是“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终究有点讽刺意味。
司马彪也说孔融“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政也”，说孔融虽然标榜儒家正统，可是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建树，没有什么妙计良谋，只是爱虚名而已。
唯一的政绩就是北海为相时期，孔融到北海后召集士民，聚兵讲武，下发檄文，又亲写书札，与各州郡通声气，共同谋划。因讨伐黄巾军张饶战败，而转保朱虚县。慢慢集结官吏百姓被黄巾所蛊惑的男女四万多人，再设置城邑，设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对待国人，就算只有一点微小的善行，也都以礼对待。国人没有后代及四方游士有去世的，都帮助安葬他们。因颇有政声，被时人称为“孔北海”。
这纯粹就是靠各种乱七八糟的‘礼贤下士’刷出来的，真要说什么民生，恐怕很多地方官都能够做到。当然，搞学校这个，就要考他的名声带起来了。但是，总的来说，说他没有太多真材实料实在是没说错他。
后来同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后，征召孔融为将作大匠，又升任少府。每逢朝会访问召对之时，孔融常引证定议，公卿大夫都不过挂名而已。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融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为其所杀。
真要说起来，毕竟他作为清流名士，一心忠于汉室，所以在各个方面和曹老板唱反调。
但是，即便是政治斗争也是要看头脑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唱反调就能够有用的。
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战败，一下子感到自己的人才还是紧缺，在陆地作战还可以，在水上作战根本不行，离收复江南、统一天下还比较远，于是就一方面整治水军，“作轻舟，治水军”，另一方面招揽人才。由于曹操出生寒门地主，属于浊流派，因此，要想招收像孔融之类的清流派人物比较困难，况且清流派已陷入了有其言无其功的境地，所以，曹操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
建安十七年，天子拜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八年，天子策命曹操为魏公，至此，曹操代汉的心情更加剧烈，可这个时候，马超在关西作乱影响曹操的统一大业一时又制止不了，于是又归根到人才的匮乏上，这才又发布了第二道求贤令。这两道求贤令的一个中心就是打破儒家道德取士的规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不管是品德好的还是品德坏的，都予以录用。
而在曹操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下，以孔融、杨修、祢衡为领袖的清流派仍然我行我素，空论朝政，建立不出功勋，提不出良策妙计，当然为曹操看不起，而且他们还经常侮辱曹操，为曹操所杀，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说，孔融之死不光是纯粹的恶心曹操，和曹操不合作、和曹操有私怨，孔融之死，反映了汉末的品评人物已经落入了不能务实的深渊，好名成癖，通过品评人物已不能为朝廷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也表明了汉末清流派正统儒生，已经陷入了僵化的境地，不能权变，不能紧跟形势发展，已经不合时宜。
而现在汉末的局势，十常侍或者外戚相对来说比曹老板要好上不少。而那些士人虽然经历王莽的挫折和丞相不断被杀的遭遇，依然没有停止对于人间政治的美好理想的追求。当此宦官横行不轨，天下怨声载道的东汉晚期，他们奋起抗争，诛杀并严惩不法的宦官子弟、亲族，以此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纯洁，为生民伸张正义。
然而，即便是如此，连续两次党锢之祸，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果决的愤然而起，不顾个人‘骂名’，直接拿下这一切的根源，拨乱反正，荡涤污秽，靖平天下，也不能说霍光骂错了他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