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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老了
母亲从乡下来，来了就唠叨我的婚姻问题。如果是两三年前，我肯定会有一堆道理和她讲，例如婚姻的质量，人与人的和谐，家庭的完整不在于形式而在每个成员的认同程度，直到她觉得我的观点正确而不再说话。但是今天，当她再谈起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只静静的听，因为母亲老了，她喜欢唠叨，唠叨已经是一种需要，也许根本没什么目的，她的目的只希望我过得好。我婚姻的失败对母亲是个巨大的打击，她为此流过很多泪，这是我对她的愧疚，她虽然也表示对我的决定很理解，但最终她还是伤心过，很伤心。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也没有风云变幻的生活，直到如今爬满一头华发，她仍然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百姓的一员，倘若她走在人群里，你肯定不能把她和别人区分开来。但是当她平静的养育了七个儿女后，在我心里她已经成了最不平凡的人。她一辈子奋斗的目的全在于为儿女的安定幸福的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母亲一辈子没有自己，只有儿女。母亲没文化，至今写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她的心里没有任何豪壮的社会理想，只有心中写满做本分人的道理，还有一片最朴实的爱。
我曾经是母亲最大的骄傲，因为自己唯一的儿子成了公家人端了铁饭碗。尽管如今这社会吃公家饭的人像羊群一般的多，吃得比我瓷实的人多的是，母亲还是很因为我有了公家的差使而在村里骄傲。但是我却没能给她以应有的回报，母亲不需要我给她物质的享受，只要她有活干，那就是她的幸福。她勤劳了一辈子，从不觉得苦，粗茶淡饭吃得，补丁衣服穿得，地里每样活做得，家务也看成自己理所应当的，所以她每天在忙，有时也忙的没有什么效果，但她还是忙，没什么可忙心里就发慌，所以父亲在世时半玩笑的骂她是穷奔波的命。后来我婚姻的失败使她的忙碌没了方向，灰了她的心，我没有能给母亲回报应有的。我很无奈，也很惭愧。
母亲来了，来了就整理我的家，整理完就问我那些穿破的衣服鞋袜都放在哪。当我说都送给别人了时，她沉下脸来，因为她知道送是扔了的借口。她曾安顿过我，穿破的东西不要随便扔，补补自己不穿送邻居亲戚，他们里还有穷人，但是我却常常不记得收集这些，新时代的人，很难懂得那些过来人对贫穷的认识多么深刻。其实现在农村人也未必见的还会穿打了补丁的衣服鞋袜，只是因母亲觉得我们穿旧的那些衣物都是好料子，丢了可惜，缝补好了总有它的用处。得不到我的答案，于是她自己去找了，不大工夫就从某个角落找到一堆，这都是被我忘记了的。她高兴了自己的收获，摊了满床做起来，一做就是两三天，等做好后拿来在我面前，说你看看哪件是不能穿的。的确，在母亲的亲手缝补下，这些曾经破旧的东西委实没有不能穿的，尤其是那些旧鞋旧袜，洗过水后几乎和新的没什么区别，母亲将了我，自己高兴的露出笑来，这是我近年难得见的她的笑容。
母亲是三十年代生人，出身一个大家族。据母亲讲，他们家在那时有三四十口人，光是做饭的佣人就四五个，女人们每天起来所做的事无非是梳洗打扮，男人们则在外收租放贷，一年里收的粮食金银堆在库房里如小山一般多。但是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土匪闹得凶，还有地方军阀敲诈勒索，所以不久整个家族就败落了，于是母亲跟随她的父亲——我的外公一起迁来本地，母亲有着极好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她仍然能清楚讲到四五岁时全家迁移的经历，记得她所经过的村庄和给过她救济的那些好心人。
按我的习惯想法，出身于大富之家的孩子，富家小姐，好吃懒做是自然的，但是我的母亲却是第一的勤快人。
母亲十三四岁时就嫁给父亲，父亲那时也不过十几岁。他们夫妻结婚后就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所有重担。在那个时代，十几岁的孩子成家立业担负家庭重担的现象很常见，只是我的父母亲比别人格外的勤劳。后来全国大解放，共产党当政了，要实行土改，建立合作社，成立生产队，原来的自由生产方式被抹掉了，农民比原来更加忙碌。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现这种集体的忙碌生产效率并不高。人都有惰性，既然大家同上山同下地秋后的收成按比例分配，懒的思想是难免的，人们也就创造出种种偷懒的方法。我的母亲却因勤快得到生产队的信任，于是队长将最需要苦力的活计分配给她——帮生产队养猪。
队长下了任务，却拨给极少的粮食，二十多头猪的喂养全靠母亲每天下地打草。秋天快来的时候母亲更是格外的忙，需要积蓄冬季的猪饲料。每到秋季，几乎整天见不到母亲在家了。我的五姐是这项事业的最大受害者，母亲要下地打草了，五姐没人看管，但是五姐已经学会在地上爬了，不能任她随便乱爬，母亲央邻居的李姓老婆婆帮忙照看，可是时间长了那婆婆就不愿意了，母亲只好将五姐用带子拴在炕上。母亲一下地上山就是大半天，五姐看不到母亲就哭啊哭，爬啊爬，嗓子都哭哑了，挣不脱那根绳。等母亲回来的时候五姐滚了满身的土，哭累后自己睡着了，眼泪把衣服都打湿了，母亲抱着五姐流泪，但是第二天还得照样去地里山上，这喂猪的活儿一干就是十几年。我小的时候，常常见母亲早起晚睡，并不明白就里。后来慢慢知道了母亲辛劳的原因，便也和姐姐们一起下地打猪草，但我们的帮忙没有减轻母亲的重担，她又给自己找了别的活干。
那时候如果做的好，生产队允许喂一头自己的私家猪，于是母亲在院子的角落另建圈落。那时家穷，做圈的木料要四处找，盖顶的石板要去石场打，父亲为生产队放羊没时间来帮忙，我们孩子们都还小，打草还多少能帮个手，找木料背石头母亲不放心，况且几个姐姐都上学，只有放学后的一点时间，所以建圈养猪的事全靠母亲一人做。猪圈做成后，母亲害了一场大病，睡过四五天，就又开始忙活了。母亲在新建的圈里另喂了两头猪，这事招来别人的非议，说母亲占公家便宜，肯定是用集体的粮食喂自己的猪，其实那点粮食是有限的，喂生产队的二三十头猪就垫不起牙，哪还有多余的养自家的私猪呢。别人有议论，母亲不说什么，只是起早贪黑的做，下地采草，上山捋榆树杏树叶，一背一背的往回背，一筐一筐的往回提，常常见她两把绿手站在猪圈前看猪吃食，满面的笑色。那些猪吃的欢实，长得肥壮，倒是我家的猪并不见得比生产队的好。秋收结束，生产队要赶猪去完任务，母亲站在离去队伍后面掉眼泪。她是看着那些猪长大肥壮的，自然不舍。等到生产队送任务猪的人回来后，母亲叫来队长，指着自家圈里那头较大的猪对队长说，那头是我为队里喂的，杀了各家分点吧，另外那头我卖了给孩子们做件衣裳。队长就愣在当地了，别的社员也知道了这消息，曾经议论是非的那些人呲牙裂嘴的表示尴尬。最终大家也就接受了这建议，心里感激之后秘密的杀了猪分了肉。在今天看来，吃顿猪肉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那时，过年买点肉都是要有票的，最多一家也就三两斤，少的甚至要用两来衡计，所以买肉时即使差一两半两都很计较，私自杀猪吃肉那是根本不允许的，好象当时有很严的法律一样。母亲送给队里的猪算作好饲养员的奖励，是她付出了额外劳动换来的，并不违反当时的规定，但也须秘密进行，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没人愿意惹事上身。母亲的努力使我村的社员们就比别的生产队多了一段时间的好伙食，不但过年菜里多了些须肉，连正月的饺子也能做成带肉馅的。这也使母亲受到村民的尊重，她不需要社员们什么回报，只希望大家都过得好点，她的心在任何人跟前都是最公的。至于剩下的那头猪，母亲会卖掉，那时不允许私自交易，都是卖给公社了，价钱很便宜。我家孩子多，各种用度也多于别家，虽然母亲的辛劳能喂得肥猪，确实是吃不起，但是终归我们姐妹可以比别家的孩子多一件花色衣服，也就抵消了没有美食的遗憾。接着的另一年，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辛劳，再不会有人怀疑她的私心，所以母亲劳动的愉快也多了，似乎她从不知道疲倦一样。
母亲的勤劳不光在她为集体的无私，还有在家的操劳。很多个夜晚，在我从梦中朦胧睁眼的时候，看到她还在煤油灯下做活，到底她做些什么，现在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多的时候是在为儿女们缝补，或者是驱赶着饥饿的蚊子还儿女们一个好觉，也许是她就愿意静静看孩子们熟睡的样子，她是个忙不完的人。母亲也因此熬坏了身子，落下了不少病，虽然现在也想了些办法看过不少回医生，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她的病根在几十年前就种下了。
母亲的勤劳多少影响了我们这些儿女，我的姐妹们都是农家做活的能手，没有一个因为懒而受人指责，尤其是我的五姐，家里家外全靠她打拼操磨，偏她的丈夫是个懒散人，基本算是游手好闲，在现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他宁愿破衣烂衫也不想出去做活。但母亲从不在人前说道五女婿的不是，只在和我们这些家人说话时略略的提一提，这是母亲的好脾性决定的。我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勤劳做事的法则，但对于她的容忍的脾性却是如何都学不来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和人争过嘴，更别说吵嚷打闹的现象了。做学生的时候我以为是自己太年轻，压不住火，每逢事有不公就难免火性大作，所以闲了的时候就问母亲说你老人家年轻时也没脾气吗？母亲笑着说去问你爸爸吧，他应该最清楚。爸爸说母亲这辈子只和人吵过一回，但也算不上真吵嘴。
事情是因我的三姐引起的，我家邻居的李姓老婆婆在喂鸡时发现我家一只鸡混进她的鸡群里了，就用棍子赶，结果失手将鸡打死了，她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别的原因将这事隐藏了。我的三姐是个细心人，而且那只鸡关系到她上学的学费问题，一只母鸡春夏秋三季下的蛋总有一百多颗能卖近十块钱，而她一学期的所有费用大体也就是二十块钱左右。在她细心追寻下，从另一邻居那知道了事情原委，就去责问李家老婆婆，她自然是不肯认，三姐叫了知情的邻居来对质，那老婆婆臊了，就开嘴骂三姐，我三姐也不是个受人的人，和她对骂。老婆婆觉得被个娃娃辱骂失了面子，跑去村对面的红石崖，长嚎着说她不活了，要跳崖。大人们都上山做活了，留下的老老小小不经事，没人敢担干系，好在那老婆婆也没勇气真跳下去，只使力的干嚎叫，惊得村里大小的鸡狗跟她一起叫。母亲从地里回来知道了情况，没有责骂三姐，就爬上山崖劝拉李家老婆婆，但是那老婆婆身体肥大，加之母亲刚干完活，累得也没什么力气，怎么都拉不动。最后母亲说老婶子，该做的我都做了，娃娃有不对，你该给大人说让我们管教，再说你就全是对的？跟个小娃娃见高低，你也不是聪明人，既然你觉得受不了气了想死，我也管不了了，不是我把你拉上山也不是我把你推下去的，死了咱再了吧，母亲说完就下了山。那老婆婆继续嚎了半天也没人理，天快黑的时候自己悄悄蹴回了家。
这是母亲唯一和别人发生的纷争，后来我也问她不怕那老婆婆真跳下去吗？母亲说她要真跳早跳了，她没那个胆子。母亲的好脾性不光是在外人跟前，家里也一样。俗话说居家过日子，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但在我母亲，一辈子还真就没碰过，这实在算得是个奇迹，她不但和别人零摩擦，就是和我父亲，也没见吵过嘴。我是个脾性不好的，但凡有不公的地方就气愤难当，所以很想知道母亲处世的秘诀，她只笑笑告诉我，宽人就是宽自己，让人就是让自己，也许这是世间最朴素的道理，我却学不来。虽然自己已被社会磨砺了棱角不那么犀利了，虽然已不至于因为些不平和他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容不下阴暗，常常被一些看来不相干的事气到吃不香睡不着。曾经因为知道了某个贪官的恶行又觉得无处诉说就被气得想要杀人了，及至事过后自己觉得很好笑，这大概算得是杞人忧天的另一解了吧。
母亲的好脾性也是有原则的，在教育子女上决不拖泥带水装糊涂。姐姐们都很乖静，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被母亲呵斥过，但我就不同了。我小时候算比较淘气，这是一般男孩子的特点。有一次，我看邻居小朋友的自制玩具不错，就跟他要来玩，玩着玩着还不想放手了，正是叫做ài不释手。那小朋友见我不还，竟然滚地哇哇大哭，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也太没出息，你看我脸上写了无赖字样了吗？玩好了自然会还你。他的妈妈来了，边拉自己孩子边嘴里嘟囔，我是个犟脾气，还就想看看这小朋友到底要怎样。母亲听到哭声赶出来，问明原因，没等我说话就倒提起地上的扫帚直奔我来，我是第一次见这般阵势，醒悟后拔腿就飞，飞过半里路才敢回头，兀自见母亲提着扫帚站在硷畔上指点江山骂小儿。那个下午，我就在流浪中度过，心里是无比的矛盾和复杂。开始是痛恨，痛恨那没出息的孩子，要不是他满地打滚我也不至于落荒而逃，后来多的是后悔，若知道拿人玩具要付出如此的代价，那我宁愿寂寞点也不招这腥膻，再后来是羞惭，遭遇了如此尴尬的局面，我该怎样厚着脸皮回家呢？我是第一次见识母亲威严的一面，想不出一个回家的妥善方法完全正常。
暮色笼罩村头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姐来呼唤我的名字，那时我早饿的饥肠辘辘，也就不必装什么腔做什么势，悄悄跟在她后面回了家，心里的忐忑如兔子饮水，惊忧不定。但母亲早已忘记生气，或者已忘记曾发生过的事。在我回家的时候，仍然忙活她的营生，晚间我睡去的时候，仍然来拉严实我掀开的被角。那时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也许母亲是因为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去生别人的气吧，所以极少见她发脾气。
我的母亲也有令她不愉快的的记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城镇不消说，就连农村也搞到草木皆兵人人自卫的程度了。我的二爷，也就是我父亲的二叔，他是个见过世面的，走南闯北，赶牲口贩过私盐，算是土改前的财主。其实他只是有个名号罢了，虽然贩运私盐的确赚了银子，但是他抽大烟，搞坏了身体不说，家里的一点积蓄也被消耗殆尽。他在红运时有着很强的个性，得罪过不少乡亲，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那时农民白天上山劳动，晚上搞政治学习，都是每天必修的课业。我的二爷在这非常时期仍然不肯改掉他的坏毛病，嘴上不饶人，于是有人就揭发了他，说他曾经吸大烟，还勾引了某某良家妇女，还是地富反坏右的一分子。本来这都是历史，成分问题早在土改时就被定过论的，至于勾引妇女，谁人可知，揭发者连那妇女任何情况都说不上，但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就一定要有揪斗对象，村里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他既有黑历史，又得罪了人，被拉上台很自然。农民们当时都有一种想法：推出别人，安全自己，朴实真诚在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大家都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有了替罪羊，自己才安全。一般讲如果有了某个揪斗对象，这人就要在一月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担任主角，每天的政治学习中大家都拿他开刀，别人站在台下当看客是良民是安全的。我的二爷被批斗，每晚登台亮相，被挂了牌子站在高脚的板凳上，低头认罪，腰角必须保持九十度以下，一站就是两三小时。如果某一天是大批斗日，类似现在农村五天一个集日，那么二爷就得站台六到八小时不定。
二爷从批斗场下来，已经疲惫不堪，回家倒头就睡。我的二奶奶不是个聪明人，早年也被二爷的不良行为气过，见二爷被揪，并不同情，也不管他的死活。母亲知道情况，做了饭给二爷送过去。二爷是要面子的人，以前他得势时对我们这家人看不在眼里，讥讽嘲弄都有过，所以母亲知道叫他来家吃是没可能的，况且他已累如稀泥，难以动身。这事本是家事，但不知怎样就给村里某些人知道了，后来证实正是我那糊涂多嘴的二奶奶告诉了别人，她本想借着革命的风潮来狠整死老头子，不想我母亲却同情而且给老头子饭吃。这事要搁在现在，母亲的行为不但被理解还要加以赞赏（如今媳妇对老人够孝敬者，得睁大眼睛仔细找），但在那时，同情地富反坏右是个立场问题，证明你对革命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界限不清，母亲受到牵连后，有几个人落井下石，挖掘母亲的出身，说她家老三辈是地主。还有人揭发说母亲说过反动话，事情原委是北京知识青年下乡来到我们生产队时，母亲看这些学生娃娃脸手白白净净，根本不是做体力活的人，又和他们盘拉过关于他们家庭啊经历啊这些就顺嘴说了一句毛主席也是胡闹了，把这么些人打发到农村是给娃娃们找罪受，并且极富同情的劝这些学生早点回去，这里不是他们呆的地方。揭发者说这是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不尊重，竟敢说毛主席的决定是胡闹。于是母亲也就成了被批判对象，好在她威信高，大家并不愿意认真，也没站过板凳，不过是点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但我想这对母亲也是个大打击，一个好人做好事却成了罪行，这对母亲最朴素的观念是个打击，叫她以后会怎么看这世界呢？母亲是用一种极平静的语气讲述这些过往的故事，但我却听得心痛。为什么一个人的错误能导致全国上下的错误，那场错误是不是就是历史的必然呢？它至少使我们的国家发展滞后了十年，如果没了这场政治运动，那么我们国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只能在想象中去理解了。更重要的是它混淆了人们的是非观念，造成了思想的阴影，某些时候，形式代替了真实，可能造成很多虚假，这将会长期影响国家的发展。我的母亲并不是那场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但也成了她永久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生产队要解散，实行包产到户。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分而合，合而分的第三阶段。农民从集体中得到解放，有了自己的可以独立生产的土地，生产队时期长期受贫困的困扰现在有希望解决了，于是立刻爆发出极大的热情，人们扑在土地上拼命地劳作。我的母亲更加成了最忙的人。我家那时是个十口人的大家庭，土地比别人分的多，需要更多劳力，可惜老的老小的小。我大姐二姐已是好劳力了，但她们每年都在出义务工。虽然说土地承包给了农民，但一些旧的做法仍然沿用着，比如农业学大寨，每年都要征发部分农民参与修地整田建水库，大姐二姐在包产到户后四五年时间里很少能帮家里做农活，另三个姐姐和我还在上学，妹妹还小需要奶奶在家照顾，况且家里也总要留个看门的，且奶奶缠过脚，干不了重活，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父亲和母亲身上。母亲大字不识，她爱文化人的水平，也希望子女们将来有出息，所以一定要儿女们上学。即使这样，三姐还是在要考大学的那学期自己悄悄退了学，她感觉父母实在太操磨了，母亲也曾因此斥责三姐的自作主张，但已经不能挽回，一是三姐决心已定，二是她办清了学校所有手续，已经不能再上学了。
母亲每天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但到了放羊时间，父亲就得回家来放羊。在分财产时母亲和父亲商量，自己家上学孩子多，经济开支大，就要了队里的羊而把本应该分给我家的耕牛让给了别人。母亲说羊的获利比粮食快，也能踩粪土，父亲早先就是为队里放羊的有这方面的经验，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少了耕牛，耕地就得靠人力，早上父亲在的时候，父亲做的就是耕牛的活，父亲放羊走了后，地里就只剩母亲和三姐，三姐毕竟是刚从学校回来的秀才，对地里的活还不是很熟练体力也跟不上，母亲也心疼女儿，于是母亲就代替了父亲，在前面当耕牛，三姐扶犁，耕完一犁，回头来施肥播种，再回去拉犁，我家的近百亩地就是这样一犁一犁种的。无法想象，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做着耕牛的活，那是怎样辛苦的劳动。但是我的母亲仍是愉快的，因为她是为一份希望而劳动，从不觉得辛苦。如果逢了礼拜天放假（那时学生很多星期天不放假，要参加义务劳动），我上山给母亲送饭，母亲搁下犁绳拍打双手抖去劳作所沾尘土的同时，我就能看见她脸上露着的笑，在她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时，我也看见了她额上风干了汗水后留下的盐滓，白白的一层像是一圈白发。我说妈你老了都有白头发了，母亲艰难地咽了一口饭，笑着说你们还都没长大妈怎么能老呢，你长大了妈就该老了，我也就奇怪的想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长大，妈也不会老。
天黑到几乎不辨万物或月上高天时，母亲才从地里回来，夹着一捆喂牲口的青草，脚步匆匆，搁下草，就奔了猪圈，看看她的猪儿们是否吃饱有没有什么问题，常常要观察好一阵，确定没问题后才转身回家。母亲在千万辛苦中还要继续养猪，既是考虑改善家里的生活，也是她多年来形成的某种精神需要，她说长时间听不到猪的叫声就感觉缺了点什么，这种很朴素的劳动观念看似简单，但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把劳动变成一种习惯，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一定是付出过巨大努力的。我自己也有想要懒惰的时候，但每有懒惰的思想时，就想起母亲的劳作，便收起懒惰继续埋头做事了。
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大半辈子担心事多，操心事多，伤心事多。若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母亲看来没有太远的眼光也算不上大义，她所关心的不过是孩子、亲戚、熟人这样大的范围，这是由她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范围决定的。但尽管如此，她在我心里仍然是最值得敬佩人之一。在母亲伤心事里，记忆最深的就是我的大姐的赫然离世了。
大姐是从邻村一个马姓人家抱养的。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几个月就夭折了，按农村迷信的说法认为要有个领路的孩子才能使后生的孩子健康，所以母亲抱养了大姐。大姐在我的姐姐们当中是最贤淑的一个，也因为是最大的孩子，所以帮母亲承担了最多的担子。
大姐虽然不是母亲亲生，但她却继承了母亲勤劳的品质，大姐的丈夫是个退役军人，虽然有着彪壮的身体，却不大做活，身上染了不少毛病，好赌喜酒。我上小学时曾寄宿他家一年多，也曾亲眼见他滥酒的场景，常常醉到不省人事。有不少次喝到不能行走，就躺在马路上睡去了，是大姐连拉带扯或者下了身子背着将他弄回家。我的厌恶酒鬼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场景带来的。有时他也赌博到彻夜不归，大姐有怨言但也没什么办法，她的公婆很是同情大姐，但他们对于儿子的赌与酒也表示无奈。我的母亲为大姐的处境流过不少泪，但她的传统观念里有一条，从不在女婿面前有重言，提示的话自然有，但女婿毕竟是女婿，不好像女儿那么训斥。大姐夫在清醒时也会很惭愧，但要他改掉那些恶习也难。母亲对大姐最多的嘱咐是既然遭逢了这样的人，只好自己多担待，但宽慰话虽如此说，她对大姐的担心还是很多。大姐在这样的生活里过到四十多岁时，也许是长期操劳的缘故，意外的患了脑瘤。姐夫在大姐因病不能理家时才感到她对这个家的重要，忙着为大姐四处张罗寻医问药，可惜已经太迟了，大姐患的是恶性肿瘤，手术后不到半年赫然长逝。母亲的泪水从大姐患病到去世没有间断过，大姐去世后，众人都安慰母亲生老病死是没有办法的，母亲也对人说她能想得开，话虽如此说，母亲的伤心却深刻难释，表面看来她已一如往常忙里忙外似乎忘记了去世的大姐，但在与人谈起自己的大女儿时，总流了泪念叨自己这个孩子活着没享过什么福。在大姐去世一年左右，母亲忽然感觉半身麻木，河南老中医为母亲把过脉立刻判断说母亲一定有什么大的忧伤事，是长期的忧伤使她血气不畅所致。母亲流着泪说自大女儿去世，她几乎日夜不能忘，整夜睡不着，女儿的音容笑貌在她做活的空隙里常常就在耳边眼前，只是她怕家人担心不敢对人说。老中医给母亲开了方子并安顿说这方子的疗效好与坏全在于心，一定要记得不可再忧伤。可惜这种心伤不是别人安顿就能忘却的，至今天气有变化时她仍会感觉半身麻木，行走也不稳当，也看过不少知名医生，但已不能有什么作用了。再后来，我的另两个姐夫也出了事端，先后去世了，我们都不敢将消息告诉母亲，母亲看来也并不像大姐去世时那般常常流泪，但我已明显看出，她额头的皱纹里增添了许多沧桑，母亲是极精明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女婿的变故呢。她是因为担心别人为她担心，悄悄将自己的这些伤藏起来罢了。
在我记忆中，曾有一头为我家服务了近十年的黄牛。黄牛在陕北农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牲畜，驮运、耕地，很多力气活都离不开它们。我家那头老牛在为主人服务过十多年后，背已经塌掉了，牙口也已退化，终于在某一天生了病，不能干活也不再进食。请来兽医为它看病，那老兽医摇着头说这牛老了，它能干到今天已经很不同寻常，一般的耕牛寿数也就是十年，它已经活了有十五年了，这病是看不好的，赶紧处理掉，还可以卖几个肉钱。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悲哀，虽然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但因为常常见到这牛一声不吭只知拼命干活的场景，心里也很为它的忽然病倒难过。父亲决定要杀掉它，这是农村对老了的牲口的最通常的处理办法，但母亲不同意，悄悄托人打听有贩运牲口的给个消息，终于没让这牛在我家挨那一刀。当牲口贩子从圈里牵出黄牛的时候，我看到了母亲眼里的泪花，并且之后的几天里母亲也打不起精神，父亲安慰她说牲口这东西自古以来都有生死来去，母亲嘴上说她明白，但还是解不了内心的感情纠葛。大约一个多月后我家又买了别的耕牛，但母亲让父亲另建了圈落，那头老牛的旧圈一直保留到很败落才被拆掉了。
最让她母亲自豪的使她难忘的经历大概是为红军做军鞋的那些时候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第二年进入志丹，当时称为保安。母亲并不懂得复杂的历史，但她却能分得清红军与白军（国民党军）的不同。红军来到陕北，在刘志丹的帮助下立住了脚，但他们的一切物资需求都需要地方供应，在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母亲也已是红军物资供应队伍里的一员了。母亲说那时妇女们每人每年都要做几双军鞋，做鞋的材料全要自己准备，这对于当时还很贫困的农民来说很是艰难，于是有些人就用孩子穿旧了的衣服做鞋面，用一种老布做鞋底，这种鞋是耐不住磨的，穿一两月肯定就坏掉了。母亲做鞋总是用新布，鞋底子要特别加上一层厚褙子。母亲如此用心肯下料做军鞋并非是她有多么高尚的思想，而是因为她多次见红军在村中休息时脱下鞋子后脚的惨状。她说那些当兵的解掉绑腿换洗时能看到他们有的脚都烂了，其中部分就是因为鞋底破了后导致的，也有些是因为鞋的材料太硬磨破的。母亲和他们拉过些话，知道其中有些人是外地的，来自她所无法想象的遥远的地方，很远的南方，他们那儿都是平原地，而现在却要走到处是坡是崖的山路。尤其是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没人照顾没父母疼，这唤起了母亲的同情心，是她做鞋比别人肯花力气舍得下料的根本原因。母亲说，红军很少进入村民家骚扰，也帮老百姓干活，当然白军也不是后来人所说的那样乱杀乱抢，他们也是人，只是白军衣服鞋袜各样装备都好得不得了，黑亮的皮靴，清一色的官服，而且他们只和那些富贵人老财主打交道，虽不侵犯穷人但也不招人喜欢，说话做事态度不好很生硬，脾气也比红军大很多，我在听她讲述时想到一个很恰当的词汇：官僚。母亲说胡宗南进攻那年，就从邻村里过，晚上住在村子里。白军部队抬机枪架大炮，空中还有轰隆响的飞机结队而过，牲口驮子运粮食，还有些沉重的大口袋，胆大的村民出于好奇曾悄悄打开口袋看过，抓一把出来看，都是清亮亮的银圆，不晓得有多少，吓得赶紧扎了口袋缩了。我在听这故事的时候立刻脑里泛过一丝想法，假若是在当今，只怕那沉重的口袋一晚就被盗窃一空了吧，现在的人，什么不敢拿，迷人的银圆更是致命诱惑，犯罪也有人觉得值得了。但是在那时，因为战争，自己的东西有时逃难就丢掉了，人们的自觉使得不会有人对官家东西动心思，或者也许是害怕，总之那些银圆放在老乡家里十天半月都不会少去一个。
到了交鞋的时候，全村妇女都把鞋拿到村长家，村长一家一家的验，评头论足，母亲的鞋常常是被夸赞的。母亲不需要人夸赞，最大愿望是穿她鞋的人少受罪。母亲在讲述这些时脸上很是有些骄傲，我开玩笑说你老人家也是老革命了，应该受到国家的待遇。她听了正色道：我算什么革命，最多是逃难，哪比得了人家当兵的，有时命都搭上了，那苦吃的，你们根本就想不到。但在我想，如果没有像母亲这样的最普通的广大劳动人民，就没有革命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就没有这场革命。
母亲因对北京知识青年说过些话而受到批判，但这丝毫没影响她对这些学生的同情，得了机会就叫他们来家改善下伙食，虽然家里也没有什么美食，但总可以减少他们的饥饿，那些知识青年尽管有国家的补贴，仍然免不了饿肚子的危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几个受过母亲接济的现在已发达的老知青给母亲寄来礼物，他们邀请母亲到他们的城市去开眼界，母亲笑着托人捎电话感谢他们的好意，只是母亲已不惯出门，她也不惯接受别人的回报，就像对她的子女们一样，只求他们幸福，不求他们给自己什么回报。但是我也看得出，对于知青还记得她并称她阿姨，母亲还是很意外并自豪的，她眼里的神情显然是说：看看，好心总会被人记得。
我的老妈妈，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妇女，用她的一生关爱了别人，生养了七个儿女，以她的勤劳熏陶了儿女使他们都健康成长，虽然丰功伟业这些词汇都和自己的儿女无关，但她却仍为儿女们的成长高兴。她用行动证明自己对生活的热爱，用勤劳沿承了中国劳动妇女的美德。她没有传奇的经历也没有豪壮事件，她也许说不出什么是大义，但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大义；她背不出道德的任何条律，却很模范的遵循了基本道德准则；她讲不出爱国的豪言，却在非常时期用真诚诠释了爱国的真义。当我看她爬满额头的皱纹的时候，仍然是莫名的敬佩，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平凡才更使我感动，这世界能耐得了寂寞甘于奉献的都是了不起的人。思考着母亲的这大半生，忽然间唤起我对庄子逍遥游某个片段的记忆来了：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母亲承受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传统，她只是不自觉的从其中得到教益，正如庄子的解说，宽大，足以使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任何分量。我的母亲，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母亲，每个如我母亲这般年龄的老人，身上多少总有着值得我们称赞的品质。
如今儿女们都长大了，母亲真的老了，我小时候的愿望是自己不要长大，母亲也就不会老，但是我们都长大了，母亲该老了。母亲半白的华发是她生活经历的见证，如今她仍然不肯停下自己劳动惯了的双手，每天还在操磨着，也许她的劳作已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益，但她就是闲不住。在我的开导下，母亲现在似乎也懂得了生活的享受，偶尔和同院的老太太们出去转转，也去做一些身体的锻炼，但她最大的享受，却仍然是帮助我做生活。她还是如以前的节约，不肯乱花一分钱，虽然我告诉过她现在我们已经不穷，但她坚持说，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有吃有穿就不需要花钱。
我的老妈妈，儿子没有做到你想要的那样，没有给你一个安定的家来让你不再担心，我很惭愧，这不是由我决定的，也许这是命里就有的。我只希望，您能安健长寿，为了你这辈子的付出，这是你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