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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默地站立在祖母的坟前，久久地凝视着这里的一切。这里是老屋后山脚下的一溜坟场，这里安葬着我们院子里几家本家人先后故去的老人。在这些坟的中间，祖母静静地躺在地下，位置居于老屋的中轴线上。祖母的坟实际就是高出地面的一个小土包，坟头是用小石头砌成的，很粗糙。坟前没有墓碑，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这里是祖母的标记，我们只在记忆里深深地记着祖母安息在这里。祖母的坟上已长满了野草，多数野草抗不住寒冷已枯死了，只有少许生命力强的野草还青青的。这时我想，人生是这么短暂，人是这么脆弱，才过了多长时间，祖母转眼间怎么就化成了一抔尘土？自然规律强大得简置不可捉摸！
我见祖母最后一面是1981年春节过后。记得那年春节过后，我突然收到家里的一封来信，说祖母病重，恐将不久于人世，家里已在安排后事。我心情非常沉重。尽管家里叫我不用回去，尽管我去年初冬才从家里回来，尽管我手头经济非常拮据，但我仍然决定马上回家见祖母一面。
我到家已是夜里。祖母住在伯父家中，病情非常重，不时出现昏迷状态。伯父、伯母、父母、姑母都守候在祖母床前。祖母紧闭着双眼，喉胧里涌满了痰，呼吸十分困难。我伏在祖母面前叫她，祖母心里非常明白，知道是我回来了，她异常激动，说：“你祖母现在好不好？”就再没有说什么。我说了些宽慰的话，拿出为祖母买的果汁倒了些给祖母喂。听说祖母已有好些天不吃东西了，什么也不想吃。果汁有些酸甜味，祖母说好喝，才喝了几口。第二天白天我看祖母的舌，是厚厚的焦黄焦黑的苔，她哪里还有胃口吃东西！
祖母一直患有支气管炎，后来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去年秋天我在家的时候，祖母虽然时不时说身体不好，但还能吃些合口的饭菜，还能到处走走。记得我有事从区上回来走到半路，祖母还和叔伯妹妹一起牵着伯父家的一头猪到场上去卖。我走后，听说祖母得了感冒，躺下后就一直没有起来，病越来越重。
祖母的病一直是在请乡村中医在看，也吃些西药，实际只在做一些局部的治疗。在我老家那个缺医少药的地方也只能是如此，或者说能做到这样就算不错了。我到家后，和伯父、父亲商量要不要送祖母到区医院去治疗。商量后觉得祖母年纪大了，病又那么重，到医院治也不一定能治好，还要花钱。其实主要是没有钱，因此也就作罢了。现在想起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肺气肿、肺心病如果到医院加强治疗，消除炎症和痰液，病情是完全可以缓解下来的。我们继续请中医到家中为祖母治疗。中医在药方里加了人参，说是祖母身体太虚弱。那几天正赶上下雨，附近抓不齐药，我就赤着脚步行到20里外的白庙场上去给祖母抓回中药。祖母吃了这剂中药，病情真还稍松了一些，有时在床上能坐起来一会儿，多少能吃几口东西。祖母说，我回来给他抓的药，她吃了又多活了些天。祖母就这样维持着。我在家住了20多天还是一月左右，因为经济紧张，就回单位去了，谁知这一走，和祖母竞成了永别！回单位后大约两三个月，家里来信说，祖母于1981年(辛酉)5月4日(农历4月1日)凌晨4时去世！祖母生于1909年(已酉)6月21日(农历5月4日)，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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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出生在离我们家十多华里的一家袁姓家里。袁家榜在我们那一带算丰饶的地方，背靠方山，前面是一榜梯田，十分开阔。由于背后有厚重的方山，山脚下的一眼泉水就十分旺盛，从没有断过流。在泉水处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型堰塘，常年是清旺旺的一塘水，夏天塘里就长满了荷花。我小时候跟大人去赶白庙场，就常从这塘边路过。走在塘堤上小心冀冀地尽量靠外边走，生怕掉到塘里去了。这眼泉水浇灌了这一榜田地，这些田地土质非常好，又不怕天旱，左右的人家都享了这泉水的福。
袁家算是一个殷实人家，到底殷实到什么程度，我没听人说过。但有个情况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祖母的继母陆氏，也就是我的外曾祖母，在解放时被定的是地主成份。因为外曾祖父已经死了，自然就把外曾祖母作为户主来定成分。由此可见家境算是可以。外曾祖母我是见过的，她是外曾祖父的继室，年纪小些，大约是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才去世。我小的时候，祖母回娘家到袁家去，总带着我，外曾祖母很喜欢我。就是因为这个外曾祖母，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还发生过一个小小的插曲。事情是这样：我参加工作后大约是1970年左右，申请加入共青团，在写社会关系时，把外曾祖母也写上了。按规定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只写三代就行了。外曾祖母既不属于旁系亲属，更不属于三代之内，本不属于应写之列，可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讲阶级。申请加入团组织，是何等庄严的一件事，应向组织完全坦白，我这人又特别老实，所以，就画蛇添足地写上了。更糟的是，上级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时，他们竟拿不准外曾祖母到底是我的“母亲”还是别的什么人，如果是我的母亲“母亲”是地主哪里还能入团？因此这次入团未获批准。会议开过之后，他们向我了解，才搞清是怎么回事，又过了几个月才批准了我的入团。这也怪我多事，自找麻烦。
祖母共有六姊妹：祖母的大姐、大哥、祖母三姊妹是同父同母所生，祖母下面还有陆氏所生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与祖母是同父异母姊妹。祖母和她几个姊妹感情都很好。
祖母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淳家和祖父结婚的，我不清楚。但从祖母的出生时间和父亲出生的时间推算，祖母最晚应是18周岁左右就到了我们淳家，也许比这更年轻时就到了我们淳家。
祖母与祖父的结合是非常不幸的。祖父是两姊妹，有一个大姐。祖父作为独生子，自然在家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曾祖父母十分娇惯他，对他的前程也抱有很大希望，送他到离家一百多里外的龙山去读书。这所学校估计应属于当时的县立中学或师范学校之类。在我们那个地方，当时能上县立中学算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曾祖父母作为一个地道老实的农民，在那个年代就能看到读书的重要，也算是很有眼光的。我们家比较看重读书也许就始自曾祖父母那里。
祖母和祖父结婚之后，祖父仍在继续读书，学校放假之后才回家来住。祖父的身体不算好，说是因为读书读成了“书痨”经常叫“心”里疼，按现在分析当属胃疼，实际是胃肠系统不好。因此，祖父在家里生活上都是开小灶，用砂罐给他煮稀饭吃。听说父亲和伯父出生之后，祖父就和伯父父亲一起吃砂罐里煮的稀饭。除祖父的生活很难侍候外，家里人来人往应酬做饭也是祖母的事。祖母常常为此而伤脑筋，直到多年后还抱怨侍候人做饭把她侍候伤心了！祖母确实也比较会做饭。
在这样一个家庭，上面曾祖父母是公公婆婆，祖父又是那样一个被娇惯的小小读书人，家里家外粗细活路自然就落到了祖母这个媳妇身上，一年四季忙了家里又忙地里。尽管如此苦力般地做事，全身心地为一家老小操劳，但总是得不到好，尤其是祖父对祖母动辄就骂。特别使祖母刻骨铭心的是，她生下父亲伯父还未满月，不知是曾祖父母还是祖父就骂她，叫她在寒冬腊月里下床做家务，去洗尿布。祖母和祖父只在一起生活了大约六七年时间，祖父就死了。祖父死了，祖母不但没有悲伤，反而只要一提起祖父，祖母总还要狠狠地骂一顿，说他死晚了。记得1981年祖母病重时我回家，祖母在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候，听到她还在含含混混的和祖父在吵架。祖母在昏迷中一只腿总是蜷着，姑母给她顺直了她又蜷着，祖母迷迷糊糊说是祖父在叫她跪着。姑母就说，你们听，你祖母还在和你阴家祖父在吵架。可见祖母对祖父的怨恨之深！不幸的婚姻真是折磨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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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一场革命风暴刮到了我们那里。这时，祖父已从学校毕业回到家，在人引荐下到白庙乡政府当了一名师爷(文书)，干了半年的样子，红军来了，把乡政府的人都赶跑了，祖父回到了家里。红军呆了一阵后到了别的地方。祖父的脾气很倔，又不识时务。红军走后，听说他又去向别人要红军在时被分走的一些东西。第二年红军回来后，他被人告发，被红军捉了起来，要了他的命。处在我们那样一个偏僻的山乡，他哪里懂得外面世界的大趋势，他哪有那样开通，他又是那种不认输的性格，并且初涉社会，在两种尖锐的政治势力激烈较量的漩涡里，走到这一步实属必然，也是活该！祖母和祖父一共养了三个孩子:父亲和伯父，还有一个姑母，父亲和伯父是双胞胎。曾祖父母本来也不喜欢祖母这个媳妇，祖父死后，他们就把祖母分开，叫她单立门户。这样，祖母就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祖母虽然和曾祖父母分了家，但曾祖父母的庄稼和家中的事情祖母是要做的，祖母往往是做了自己家的庄稼地，又要忙着去给曾祖父母们做。遇到大忙季节和太笨重的活路，也临时找些人来帮忙做。孤儿寡母的这种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家境并未因这种艰辛而改变。听祖母讲，他们冬天连盖的被子也没有，就用蓑衣当被子盖。姑母已经长成大姑娘时还没有衣服裤子穿。这种艰难的日子直到父亲和伯父长大成人才开始改变，但那已经是十多年后的事了。
祖母的三个孩子在艰难的煎熬中总算长大了，祖母看到了希望。这时，曾祖父母又安排伯父去学习医生，安排父亲去学习裁缝。几年下来父亲和伯父把手艺都学到了家，农忙弟兄俩就在家做庄稼，农闲就出门做手艺。庄稼有人做了，做手艺还能挣些钱回来，日子渐渐好过起来。父亲和伯父结婚成家之后，昔日的寡母孤儿，一下成了一大家人，我们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了一个兴旺时期。这时是40年代末期。从这时到1958年这段时期，应是祖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家里有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做里里外外的事情，父亲和伯父还能做手艺挣钱，后来父亲和伯父还先后参加了工作，成了正式职工。家里不缺吃不缺穿。祖母的事情主要就是带孙子，那时主要是带我。在农村能带上孙子是被看作享福的一种象征。1958年之后，一直到祖母辞世这二十多年时间，由于国家大气候的原因和父母亲面前的孩子多，除开1963年到1966年这几年日子比较好一些外，其余的日子都过得很苦。尤其1966之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很多时候达到了苦不堪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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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心地非常善良。在年轻的时候，曾祖父母对她不好，她没有因此而忌恨，只是把它当作过去的一段历史偶然提及，仍然尽着一个媳妇应尽的孝道。分家之后，秋天收了庄稼，她要先把曾祖父母的收拾好，直到给他们装进柜子里。曾祖父母辞别人世时，祖母和母亲们守候在他们的面前尽最后的孝道送终。祖母心疼儿孙们也是尽人皆知的。有好吃的她要先给儿孙们吃，在文化大革命那段苦日子里，祖母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她仍然是这样，好多时候使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心里永远只有儿孙们而没有她自己。我受祖母的恩惠最多。尤其我患眼疾时的那些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夏天，每天太阳一出来，我的眼睛就象有无数针刺般疼，疼得睁不开眼，泪流满面。这时，祖母就背着我边走边哄，我流下的眼泪和鼻涕和着祖母的汗水，把祖母背上的衣服浸湿一大片。到太阳偏西时，我的眼疼才松些，祖母也才算松一口气。我的眼疼大约持续了一两月时间，祖母就背了我一两个月。祖母对外边的人也怀着一颗爱心。别人家来借个小东西，凡自家有的，她总是很大方。在困难时期有的家缺油盐吃，她会把自己不多的油盐给别人一点。有的缺少穿戴，她就把家中的旧衣服旧鞋找出来，叫别人拿去将就穿。
祖母其实又是很倔犟的。小时候家中给她裹脚，实在疼得她受不了时，她就自己把裹脚布解下来，打死她也不裹了，留下了一双变型的大脚。祖父和她吵架时就总骂她一双大脚。命运和生活的苦难更养成了祖母不受别人气的性格，谁要欺负她，她就要和你论个是非。近处人都知道祖母的厉害。祖母是一个开朗欢乐的人，她爱和别人说笑话，时不时还要说几句粗俗的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也许祖母经历的苦难太多，她已不觉得苦了；也许祖母心里永远充满了希望，希望给了她生活下去的勇气。祖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祖母就是这样走过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