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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学的钟声将要敲响的时候，谭震家的新房终于建好了！
农历七月十六，公历八月三十日，诸事皆宜，新居落成，大吉大利！
一大早，谭震家的新房前就开始响起鞭炮声，村里的亲戚和街坊四邻都来贺喜了。
老三叔开始为接待而忙碌，刘英也背着还在呀呀学语的弟弟在厨房帮忙，不但是她，还有几个伯母和婶婶都过来帮忙了。
她们都在厨房里面忙碌着，洗菜，切菜，淘米，忙的是不亦乐乎。
新房外面的草地上，几位叔伯长辈在准备着中午的午餐，正中的地方，用泥砖临时搭建了几个灶台，上面放着几个大铁锅，那是从村委会借来的。
说起来，这还是村里“大锅饭时期”的产物，给农村红白喜事帮厨用正好，也算是物尽其用。
大铁锅上面开始冒着热气的时候，谭震也被迫“忙碌”了起来。
因为他的早慧，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在晒谷场上疯跑玩耍的时候，他被父亲指派跟着四叔去帮忙借桌椅板凳，任务虽然很简单，却很考究人的耐心。
这年头都是这样，无论是哪家办红白喜事，都要借桌椅碗筷，谭震的工作就是拿粉笔给借来的桌椅凳子的背面写上主家的名字，免得归还时给错了地方。
这个任务看起来很简单，却一点也不能马虎，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农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名字都是很接地气。
什么“富贵”、“长生”“盼男”、“招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土”，而且还有不少重叠的，稍有不注意，就很容易搞错。
农村人置办一点家具很不容易，本来人家借你东西就是情分，要是把人家好好的桌椅给弄错了，平白的给人家心里增添了不痛快不说，还让人觉得这家人办事太糊涂，以后再想去借就难了。
所以谭震都是非常的谨慎，拿着一个白色的粉笔跟在四叔的后面，认真的写着每一个名字。
谭震写的很认真，粉笔字也写的很工整，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一点让粉笔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四叔也暗自汗颜，索性写字的事情都交给了自家侄子。
因为谭震年纪小，没力气，搬运桌椅的事情四叔一个人忙不过来，四叔又叫了上中学的几个堂哥给他帮忙。
有了堂哥的协助，工作顺利了很多，到十点多钟的时候，晒谷场的水泥地里已经摆满了桌椅凳子，就等客人入席了。
其实从早上九点开始，就有亲戚开始到了，鞭炮声总是连绵不断。
要知道谭家可是大家族，除去父亲他们四兄弟，还有七个姐妹，再加上母亲的娘家亲戚，还有舅外公舅外婆家的表叔表嫂，爷爷辈的亲戚，同门同宗的兄弟叔伯，光吃饭就得安排几轮。
说实话，这年头亲戚多真不是什么好事，人情开支太大，绝对是个大负担。
今天这个亲戚结婚要摆酒，明天那个亲戚生孩子又要摆酒，你不去可以，礼可不能少，哪怕是简单的随礼，这种人情开支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农民兄弟脸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本来就没什么收入，每次有红白喜事，都得求爷爷告奶奶去外面借钱撑场面。
有人会说，没钱就不去嘛！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呀！
不去？呵呵…开什么玩笑？你以后还要不要走亲戚了？
这都是人之常情，你不去都不行，整个全中国都这样，难道就你一个人例外吗？
就说这次办酒席，老三叔就开玩笑的说：“咱家随了那么多份子钱，今天总算见到回头钱了！”
说归说，为了办这场酒席，老三叔可算是下了血本。
八毛一斤的猪肉，光猪肉他就买了两百多斤，还不包括米油盐酱醋，香烟和糖果也了不少钱，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香料辅料，看起来不多，却着实花费不少。
红烧肉、粉丝猪杂、香芋扣肉、小炒肉，每一桌宴席上都是实打实的硬菜，保守估计这场酒席支出在400元以上，还不包括自己贴补的那些蔬菜和大米。
400多块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比收到的那点微薄的礼金，老三叔真的是下了血本了。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碰上要办红白喜事都是一脸凝重，往往一场宴席下来，家里就平白的多了一笔沉甸甸的外债。
它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你的心头，透不过气来。
那个时候的摆酒还没有后世的奢侈和浪费，相对比较务实，办酒席用的菜都是自家菜园子里面摘的。
可是即便如此，有很多东西也是农村所没有的，需要用钱去购买，老三叔是个爱面子的人，宁愿借债也不愿丢了面子。
谭震记得上一世就是因为建房还有办酒席欠下不少外债，一直到谭震读中学都还没有还清。
刘英很早以前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了，她就像一只过冬的老鼠一样，在家里的木箱里面储存了不少好东西。
有去年就存起来没有吃完的糖果，有放了很久的粉条，还有托人从外地买回来的香菇干、木耳干、黄花菜。
刘英从木箱里面拿出来的时候，谭震甚至看见里面有不少虫蛀的痕迹，显然放的时间已是有些久远，看的谭震也是心酸不已。
为了囤积这些物资，想必母亲也是花了不少心思，农村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不管办什么事情，靠的就是一个字“攒”，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攒”出来的。
不管是建房这种大事，还是举办宴席，都是很早就计划开来了，没办法，穷家富路嘛，就连这场酒席，母亲也是很早以前就在计划，今天才得以实施。
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不过今天刘英还是很高兴的，疲倦的脸庞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毕竟自己的辛勤劳作还是有了结果，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再也不用享受那种“冬天寒冷夏天闷热的棚屋”生活了。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家里有了“额外的收益”，老谭家估计建好新房，就得债台高柱，就像上辈子一样，每年年关都在为还债操心。
回想起曾经的过往，谭震就倍感心酸，以前每年大年三十，当谭震和弟弟兴高采烈准备过年的时候，父母总是一脸的沮丧。
那个时候的他们显然是无法理解父母心情的，在他们看来，春节是快乐的，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现在回想起来，春节对父母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往往是债主一上门，父母又是一阵卑躬屈膝，一番哀求，都是乡里乡亲，知根知底，债主往往都是在一声叹息中怏怏而归。
是赖皮吗？不是！是当时传统的农村经济束缚了农民的发展，导致每年过年都是新账加旧账。
说实话，那个时候的农村家庭就很少有不欠账的，尤其是那些老实巴结的农村家庭，债务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让人格外难受!
谭震家的亲戚挺多的，不过生活大都不富裕，大都是农村朴实的农村人家，谭震看了一下贺礼，大都是脸盆，暖水壶，铁桶之类。
其中送暖水壶的人最多，好家伙，居然有十几个，这下可使劲造了！
当然也有随现金的，基本是2元一位，要论价值的话，今天这顿铁定亏本。
就好比你花巨资请亲戚朋友搓一顿，然后换回来一些生活用品，其中还有不少是重复的。
当然账不能这么算，农民兄弟的人情开支都是这样，不像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办酒席，那就没有不赚钱的。
农民兄弟办酒席是含着泪，咬着牙办的，打碎了牙齿也只能往肚里咽。
吃完午饭，有些比较远的亲戚就开始告辞回家了，谭震家比较远的就是嫁到粤省的六姑妈，走路回来单程都要三个多小时，来回六个多小时。
说实在的，对她来说，回趟娘家真的不容易，也非常的辛苦。
母亲拿着报纸包了一些糖果，又拿薄膜袋装了一些没有吃完的猪肉装到姑妈的袋子里，姑妈不肯要，又要拿出来，说是帮不了娘家就算了，还要拿东西回去，来回的推辞，往往母亲塞进去，姑妈又拿出来。
最终的结果还是母亲占了上风，于是母亲和姑妈“在客气的争执中”含泪而别。
那个时候，每次红白喜事过后，你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小时候自己总是觉得这些大人就是矫情，推来推去实在有些别扭。
现在想起来，这或许就是农村人最朴实的地方，它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