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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diewoche）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着。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2），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3），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4）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书评”栏，题为“苏联闻见录”序。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五金工人。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国经济危机失业，一九三年应募到苏联做工。苏联闻见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2）新旧三都指南京、洛阳和西安。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二八战争时，又曾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南北两京，指南京和北京。
（3）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4）譬喻经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求那毗地译，是佛教宣讲大乘教义的寓言性作品。这里所引的故事见该书的三重楼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到馀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作楼，愚人见其垒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而问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时人闻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