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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2〕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3〕，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呢？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二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4〕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5〕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6〕，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7〕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8〕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quippus）〔9〕，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嵝碑”〔10〕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11〕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12〕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四写字就是画画
周礼和说文解字〔13〕上都讲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14〕，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15〕，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oes”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少要画两样。如“宝”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画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16〕，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每”呢？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
五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17〕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18〕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19〕，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20〕，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21〕，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22〕记的就两样。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六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23〕，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kroatia）〔24〕，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25〕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26〕，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27〕，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28〕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29〕，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30〕。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31〕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七不识字的作家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32〕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33〕。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34〕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35〕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36〕，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37〕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38〕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八怎么交代？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39〕此外，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40〕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写得出。平民千字课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够记账，写信。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东西，它那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譬如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劳乃宣和王照〔41〕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42〕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43〕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再看日本，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词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44〕，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45〕，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千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chgoz“他是工人”是tashgungrhen。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九专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马上是办不到的。你们想，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这才有这么一堆古怪成绩么？
至于开手要谁来做的问题，那不消说：是觉悟的读书人。有人说：“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46〕那当然不错的，不过得看看说的是什么脚色。如果说的是大众，那有一点是对的，对的是要自己来，错的是推开了帮手。倘使说的是读书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话把持文字，保护自己的尊荣。
十不必恐慌
但是，这还不必实做，只要一说，就又使另一些人发生恐慌了。
首先是说提倡大众语文的，乃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
〔47〕，
本意在于造反。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不过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么，倘使口头宣传呢，就应该使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聋子了。但这不属于“谈文”的范围，这里也无须多说。
专为着文学发愁的，我现在看见有两种。一种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48〕。
这真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上次说过，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话——讥刺。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49〕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50〕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51〕，俄国的梭罗古勃〔52〕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如果到全国的各处去收集，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还很多。但自然，缺点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十一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未尝用功，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53〕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十二煞尾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见，现在还是给我听听你们诸位的高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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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后来作者将本文与其他有关于语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2〕这些是常见于当时上海报刊的新闻。一九三四年夏，我国南方大旱，国民党政府于七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汤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打扇、驾车，被称为“吊膀子秘书长”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利用旱灾展出一个所谓“旱魃”的矮人，称“三寸怪人干”招揽游客。五月，美国政府颁布白银法案后，国际银价上升，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趁国内粮价飞涨，大量输出白银，从国外购进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根据蒋介石“手令”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当时重庆、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3〕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选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古文家的文章编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4〕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荀子解蔽中则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5〕易经即周易，是我国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里引的两句，见该书系辞篇。〔6〕“升中于天”语见礼记礼器：“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据汉代郑玄注：“升，上也；中，犹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
〔7〕“仓颉，黄帝史”语见汉书古今人表。史，即史官。〔8〕伏羲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八卦”相传为他所作。易经系辞说：“古者包牺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即挂，悬挂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o）、坤（o）、震（o）、民（o）、离（o）、坎（o）、兑（o）、伲i）八种式样。易传认*素灾饕笳魈臁5亍16住7纭711稹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9〕“打结字”古代秘鲁印第安人用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以结绳的方式记录天气、日期、数目等等的变化。线的颜色，线结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着不同的意义。
〔10〕“岣嵝碑”又称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嵝峰，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难于辨识。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二载：“（韩愈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杨用修诸家各有释文，灵怪杳冥，难可凭信。不知韩诗又云：‘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是但凭道士所言，未尝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见于记载，故多疑为伪造。
〔11〕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发现于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旧石器时代用三种颜色画成的壁画，画的都是野牛、野鹿、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
〔12〕关于朱育、武则天造字，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则天于“载初中，作白、一四、埊、十有二文。太后自名白。”但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天授元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白’”〔13〕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述周王朝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资料汇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这里讲的汉字六种构成法，即周礼和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六书”周礼中所说的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14〕“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语见易经系辞。〔15〕“象意”汉书艺文志：“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据唐代颜师古注：“象意即会意也。”
〔16〕篆、隶、楷是汉字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几种字体的名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大篆是从西周到战国通行的字体，但各国有异。秦始皇时统一字体，称为小篆。隶书开始于秦代，把小篆匀圆的笔画稍改平直，到汉代才出现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隶书。楷书始于汉末，以后取代隶书，通行至今。
〔17〕这里指胡适。胡适著的国语文学史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时，黎锦熙在该书的代序中说，这部文学史所以始于战国秦汉而不包括诗经，是因为胡适要从他认为语言文字开始分歧的时代写起。代序不同意战国前语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适将此书修订，抽去代序，改名白话文学史出版，在第一章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经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仍坚持他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18〕书经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19〕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上古起到汉武帝止）。
〔20〕“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语见史记陈涉世家。据唐代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又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
〔21〕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汉文帝之弟刘长，他因谋反为文帝所废，流放蜀郡，中途绝食而死。后来民间就流传出这首歌谣。〔22〕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的西汉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前汉纪，即汉纪，东汉荀悦撰，编年体西汉史，内容多取材汉书，有所增补。这里所引的前一首见汉书淮南王传，末句无“能”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与引文同；后一首未见于前汉纪，汉代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载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缯，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23〕“藏之秘阁，副在三馆”秘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宋史职官志载：“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988）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
〔24〕克罗蒂亚通译克罗地亚，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
〔25〕杨雄（前53—18）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经及其他文赋。汉书扬雄传载“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据唐代颜师古注，奇字即“古文之异者”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共十三卷，内容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在与扬雄从取方言书中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篆，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却说：“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跳黄浦”是通行于上海的话，意即自杀。
〔26〕樊宗师（？—约821）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绵州、绛州刺史。他的文章艰涩，难以断句，如绛守居园池记的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27〕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不易理解。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28〕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万十千余字，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
〔29〕钱坫（1744—1806）字献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代汉学家。善写小篆。刘熙，字成国，汉代北海（今山东潍坊）人，训诂学家。所著释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释字义的书。〔30〕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他曾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所作的小学答问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
〔31〕“千字课”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纂平民千字课本，作为成年人补习常用汉字的读本。后来一些书店也仿照编印了类似读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一文，其中说：“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平民千字课的书，是真用来教有所谓大众的”
〔32〕“文学子游子夏”语见论语先进，据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子游、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33〕“杭育杭育派”意指大众文学。这里是针对林语堂而发的。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所载方巾气研究一文中说：“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育杭育文学，皆在鄙视之列。”又说：“人间世出版，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34〕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孔丘删定。〔35〕王官王朝的职官，这里指“采诗之官”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36〕荷马的两大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荷马的生平以至是否确有其人，欧洲的文学史家颇多争论，所以这里说“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
〔37〕子夜歌据晋书乐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乐府诗集列为“吴声歌曲”收“晋、宋、齐辞”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读曲歌，据宋书乐志：“读曲哥（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又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440）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乐府诗集收读曲歌八十九首，也列为“吴声歌曲”〔38〕竹枝词据乐府诗集：“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785—820）。”柳枝词，即杨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八首，其中有“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39〕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清政府为了推行所谓“通俗教育”将一些官方发布的政治时事材料，用白话编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谣进行宣讲。“太平歌”以“莲花落”形式编写，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开头，是当时钦颁的通俗歌谣之一。
〔40〕白话报戊戌变法后，各地报刊风起云涌，其中以白话写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话报（1903）、上海的中国白话报（1903）和扬子江白话报（1904）等。〔41〕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浙江桐乡人。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民国初年主张复辟，后来避居青岛。他的简字全谱系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为依据，成于一九七年。其他著作有等韵一得、古筹算考释等。王照（1859—1933），字小航，河北宁河人。清末维新运动者，戊戌政变时逃往日本，后又自行投案下狱，不久被释。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于一九年刊行。其他著作有水东集上下编八种。
〔42〕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议长。因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该会除审定六千五百余字的读音以外，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称“注音符号”
〔43〕“假名”日文的字母，因为是从“真名”（即汉字）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为“假名”分片假名（楷体）和平假名（草体）二种。〔44〕每日国际文选一种“每日提供世界新闻杂志间各种论文之汉译”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创刊，孙师毅、明耀五、包可华编选，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由焦风（方善境）译自苏联的世界语刊物新阶段，是每日国际文选的第十二号，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45〕世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印的世界语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语科学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号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号合刊的增刊）上载有应人（霍应人）作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一文。
〔46〕“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在当时大众语文学的论争中，报刊上曾有过不少这类议论，如吴稚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大众语万岁一文中说：“让大众自己来创造，不要代办。”章克标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说：“大众语文学是要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才算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
〔47〕“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这是反动刊物新垒主编李焰生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中的话：“所谓大众语文，意义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现在，那些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宋阳，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第三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后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和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两文。〔48〕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报电影专刊署名米同的“大众语”根本上的错误一文中的话：“要是照他们所说，用‘大众语’来写作一切文艺作品的话，到了那个时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说出就是文章，记下来就是作品，那时不是文学毁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学家了。”〔49〕目连救母盂兰盆经中的佛教故事，说佛的大弟子目连有大神通，尝入地狱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后曾被编成多种戏曲，这里是指绍兴戏。无常鬼，即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参看朝花夕拾无常。
〔50〕目连救母记明代新安郑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试者冯”写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序言，其中说：“此书出自安徽，或云系瞽者所作，余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说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较为憾事；不知清磬场中，杂此妙舞，更觉可观，大有画家绚染之法焉，余不为之咎。”
〔51〕伊索（aesop，约前六世纪）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余篇，系后人编集。〔52〕梭罗古勃（pgqgrst，1863—1*梗玻罚砉撕托导遥有长篇小说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说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版）中曾译载他的寓言十篇。
〔53〕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辞源，陆尔奎等编辑，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续编”是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